《资本论》的方法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简介：
曼德尔（1923-1995）是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1946年以后成为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四国际）的长期领导人（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1992，伦敦）、《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特别是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在世界闻名。1999年，伦敦新左派书店再版了他这本巨著，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20世纪资本主义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唯一系统的尝试。
《资本论》新英译本是鹈鹕书店在1976年出版的，译者为本·福克斯（Ben Fowkes）和大卫·弗恩巴哈（David Fernbach),后来曾于1979年、1982年多次重印。出版这本英译本的目的是使《资本论》的英译文“现代化”，并且纠正原译文中的某些错误。“新左派”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为该英译本的三卷分别写了导言，其中除了扼要地介绍各卷中他认为最主要的理论内容外，还评论了自《资本论》出版以来经济学者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各种批评，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资本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来源：本书译者仇启华）
推荐语：
本文选自《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第一卷导言第二节的内容。
《资本论》的方法是近年来研究《资本论》的重要话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
在本节，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是逻辑的，而不是历史的。而这个逻辑是由辩证法所导致的。由此，“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并不只是马克思单纯的逻辑，而是从具体出发，走向抽象，再再现为具体的总体。
：欧内斯特·曼德尔
来源：《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编辑/排版：雪叶
《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封面
《资本论》的目的本身使人很明确地想到马克思应用于他的主要著作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确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在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第一版编辑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中，他坚持认为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人。①在他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把辩证方法的这种使用说成是使《资本论》区别于所有其他经济分析的特点。②
注释：
① 马克思1872年3月18日致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当运用辩证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时，经济现象不是被看作彼此分离的、单独的、零碎的东西，而是被看作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由这个生产方式所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总体。这个总体被从它的一切方面和表现去进行分析，它们是被一定的运动规律决定的，这些运动规律也涉及到这个总体的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消失。人们发现，一定生产方式的这些运动规律不过是那个结构的决定其本性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定的经济结构的特征既是这些矛盾的统一，又是它们的斗争，这两者决定它所受的经常变化。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通过适应、改良和自卫的结合而经常发生的（数量）变化（进化），与那些通过突然飞跃产生出不同结构即新的生产方式的（质量）变化（革命）不同。
马克思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立起来，虽然他从不隐讳他对这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把辩证法思想送回到现代世界的德国哲学家的感激心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基本运动是绝对观念的运动；物质现实性只是观念本质的外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则相反，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历史的基本运动规律是自己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生产出自己的物质存在的现实人们的运动规律。思维的发展归根到底符合那种基本运动，并且反映那种基本运动，虽然要通过许多中介。因此，马克思借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的科学思维过程，本身是那种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及其矛盾的产物。只是其次才能把它看作是许多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矛盾的增长，首先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才使马克思能够按他独特的方式和方向消化、综合和改造这些科学。然而，既然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被倒转过来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那么两者就有基本的共同点。辩证法作为运动的逻辑，假定一切运动、一切进化，不管是自然界的、社会的还是人类思维的，都采取某种称作“辩证的”一般形式。②恩格斯和列宁都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中惊人地运用了这种一般的辩证方法。例如，列宁写道，虽然马克思没有写出他计划中的关于辩证法的简短论文，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经济现象领域的应用。③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3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然而，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它不是从直觉知识、先入之见或令人迷惑的图式出发，而是从充分消化科学资料出发。研究方法必须不同于表述方法。必须先收集经验事实，充分掌握知识现状。只有做到这一点以后，才能对材料进行辩证的整理，以了解一定的总体。如果这点成功了，结果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再生产”出这个物质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从事社会现象研究的任何科学家说来，主要危险是把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当然，即“问题盲”。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辩证研究方法一部分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①不过是不断地企图透过现象的不同层次，越来越深入到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按一定方式发展的运动规律。在别人只是看到现成答案和庸俗“证据”的地方不断地寻找问题——创造问题！——这肯定是马克思作为在经济科学中的革命创新者的主要优点之一。
注释：
① “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象后面说的那样，那末还要科学做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 18页。）
但是，在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家的马克思看来，“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决不意味着“现象”没有“本质”那样“真实”。价值的运动归根到底决定价格的运动，但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以为由于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价值运动决定的，便认为价格是“不真实的”，那就要遭到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嘲笑。“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涉及决定的不同层次，即归根到底涉及认识过程，而不是涉及现实性的不同程度。为了从其总体性上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了解“基本本质”、“价值规律”，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把”本质”和“现象”通过它们的一切中间的中介环节结合起来，必须说明怎么样和为什么一定的“本质”表现为一定的具体形式，而不表现为别的形式。因为这些“现象”本身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必须依次被说明，这个说明就有助于透过神秘的新层次，使我们更接近充分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独特经济组织形式。否认这种把“本质”和“现象”重新结合起来的需要，同接受“现象”的外表而不去寻找它们势必要瞒过肤浅和经验主义的观察者的基本力量和矛盾，同样是不辩证的和令人迷惑的。
《资本论》从对商品生产基本范畴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基本细胞）商品开始，这种方式常被说成是这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应用。马克思本人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从基本概念——价值——而是从基本物质现象——商品——开始，商品是建立在普遍化商品生产之上的唯一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的基础。①所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严格地说，是正确的，但不完全。②事实上，他是从物质上具体的东西的因素开始，走向理论上抽象的东西，这种理论上抽象的东西帮助他在他的理论分析中再现具体的总体。充分丰富和展开的具体总是无数理论“抽象”的结合。但是，物质的具体，即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整个科学努力之前就已存在，归根到底决定着它，并且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固定的实际参照点。只有当这种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更接近现实的物质总体时，思维才是真正科学的。初看起来，支配着《资本论》第一卷的运动好象是经济“范畴”的运动，从商品及其内部矛盾到资本积累及其崩溃。常常有人问：这个运动只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抽象梗概呢，还是大大简化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的发展，即反映了从商品生产第一次出现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全面发展的真实历史，不过清除了只会模糊这个运动基本性质的一切次要的和结合的形式？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8、412—4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相反，列宁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D．I．卢森贝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对三卷《资本论》的评论中，提出一个有趣的看法：马克思所做的抽象是具休的，因为它们与一个具体的经济形态有关，它们在历史上是被决定了的，它们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先验的抽象。
不可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在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过程边缘偶然生产的商品，显然不能引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庄严展开的“价值规律”的惊人逻辑。商品生产要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的和占统治地位的特点，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前提，资本主义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本身已成为商品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的确，《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是逻辑的（建立在辩证逻辑之上的），而不是历史的。
但是辩证法的意思是，每一种现象都有起源和终结，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或者是一次就完结了的。因此，资本的历史细胞同时是资本逻辑分析的关键：种系发生史和胚胎学不能完全分割开。在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资本积累内部，再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某些方面：若没有那种资本原始积累，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逻辑分析毕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经济范畴”（只是被人类头脑所理解和简化了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现实形式）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通常也是它们的原始的即最初的形式，不管这个解释可能如何引起争论，很难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按这种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理解他们自己的方法的。①
注释：
① 关于这一点以及有关的问题，可参看：奥托·莫尔夫，《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和辩证法》，1970年法兰克福版，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连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1961年米兰版，卡列尔·科西克，《具体的辫证法》，1967年法兰克福版，律德里希·采莱尼，《科学的逻辑和<资本论>》，1969年法兰克福版；雷奥·科夫勒，《历史和辩证法》，1955年汉堡版，等等。
从伯恩施坦到波培尔，再到当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出了大量的书讨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辩证方法的“无用的”、“形而上学的”、甚至“令人迷惑”的性质。①这些批评家本人的观点的实证主义狭隘性雄辩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马克思借助辩证法达到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由于这个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后来的或当时的经济分析著作比起来象是一个巨人。它从来不曾打算成为帮助政府解决象国际收支逆差这种问题的手册，也不曾打算在斯密先生发现没有人购买他的一千吨铁的最后剩余部分时，对市场上发生的一切令人激动的事清做出博学的，虽然有点老套的解释。它打算要做的，是解释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出它的一切可怕潜力时，劳动、机器、技术、企业规模、人口的社会结构、经济增长的间断、工人和劳动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从这个观点看，成就的确是令人难忘的。正是因为马克思能够撇开成百上千的“不纯现象”和次要方面，从本质上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他的长期的预见——资本积累的规律、日益加快的技术进步、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加速增加、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增长、大多数经济上有活力的人们变成劳动力出卖者、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率上升、周期性反复发生的衰退、劳资之间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增多——都被历史惊人地证实了。②
注释：
① 例如，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结束》，1949年纽约版，第117页：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51——71页：卡尔·波培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62年伦敦版，第二卷第82页，瓦西里·列昂锡夫，《马克思经济学对今日经济理论的意义》，载《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38年3月，后收入霍罗维茨编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伦敦版，等。
② “不管这些对经济理论进步的技术贡献在今天对马克思成就的评价中是多么重要，它们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倾向的光辉分析比起来就相形见浊了，记录的确是令人难忘的：财富的日益积聚，中小企业迅速消灭，竞争越来越受限制，技术不断进步伴以固定资本愈益重要，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反复发生的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一系列无与伦比的预言都实现了，与此相对照，现代经济理论尽管有许多精细的分析，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列昂锡夫，前引书第94页。
这个判断一般由于两个理由而受到挑战。马克思的批评者摆脱困境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干脆否认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已被证实。一般的手法是把这些规律变成一些被错误陈述的和过分简化的公式：“工人阶级的愈益贫困化”和“愈益恶化的经济危机”。 ①卡尔·波培尔提出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反对意见，他否认这种“规律”的可能性或者科学性质，把它们叫做“无条件的历史预言”，以清楚地区别于“科学预言”。波培尔说：“科学中的普通预言是有条件的。它们断言某些变化（例如壶中水的温度的变化）将引起其他的变化（如水的煮沸）”。②波培尔否认《资本论》的科学性质，说它的假说不象科学理论，不能以科学方式加以检验。③
注释：
① 这样过分简化的典型例子是保罗·萨缪尔逊提供的，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归为两条：“工人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化不断增加”，关于第一条，他的结论是，“它简直从未发生过。”而关于第二条，他说，“在三十年里，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似乎是对的，尽管在以后七十年里，它似乎没有被对工业积聚的最仔细研究所证实。”然后，他以下列最终论断来复盖一切：马克思以为有”经济周期愈益恶化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是不对的（保罗·A·萨缪尔逊，《作为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57卷（1967)，第622—623页）。
② 卡尔·K·波培尔，《社会科学中的预言》，载《推测和反驳——科学认识的增长》，1963年伦敦版，第339页。
③ 波培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整个第23章，特别是210页。
这显然是建立在对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误解之上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唯物辩证法要求经常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以增加它的认识内容。①事实上，如果经验已表明，譬如说，资本主义工业越发展，工厂就变得越来越小，它就越不依赖新技术，它的资本就越多地由工人本身提供，就有越多的工人成为工厂的所有者，消费品所占的工资部分就越小（用以购买工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工资部分就越大），那么要“证明”马克思的分析错误将是很容易的。此外，如果已有几十年没有经济波动，工会和雇主协会已完全消失（由于劳资矛盾消失，因为工人越来越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控制者），那么我们也的确能够说，《资本论》毫无价值，它未能预见到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在它发表一个世纪后将发生的事情。只要把1867年以来的真实历史一方面同马克思预言它会成为的样子，另一方面同任何这种供选择的“运动规律”加以比较，就足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成就是如何杰出，它是如何出色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②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9页。
② 维尔弗勒多·帕累托在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中，曾令人发笑地谈到这种似乎荒唐的关于“其他”可能运动规律的假说。为了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有内在为“预期理由”,（即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帕累托说，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缝纫女工雇用她的机器和她自己的衣食，这就会导致机器“生产”剩余价值的结论（《给保·拉法格摘录的卡·马克思<资本论>写的导言》，载《马克思主义和纯经济学》，1966年日内瓦版，第47—48页）。暂且不提他的例子“证明”不了任何这类事情，这个反模式包含的意思是意味深长的：工人们租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结果占有自己劳动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卖它们，从而获得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利润（剩余价值），现在很明显，在最近150年中，这决不是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甚至在十九世纪末，这个问题在帕累托的头脑中似乎还完全没有答案，以致他能够提出这种假说而毫不感到它的明显的荒唐。这更加突出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洞察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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