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报道刊载于《参考消息》1976年3月8日第2版。
克里姆林宫本身确实雄伟壮观。但是莫斯科没有能和白宫相媲美的官邸。苏联领导人喜欢乡间别墅，胜过市内的寓所。勃列日涅夫住在库图佐夫大街二十六号一座旧式的九层公寓大楼的后侧，占了一层楼；在他住房的上面住着秘密警察的头子尤·安德罗波夫，下面是内务部长尼·谢洛科夫。
柯西金住在市内最受人羡慕的地方，建筑在列宁山上的一座现代化公寓里，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另一边的莫斯科商业区。波德戈尔内住在托尔斯泰大街一座高大而保养得很好的黄砖公寓里。市内还有其他几处重要地区供政治显要和莫斯科市委领导人居住。
但使普通苏联人眼花缭乱的却是公寓的内部装饰。一位熟知莫斯科统治集团的女演员告诉我，她看见这些人物的厨房里有壁柜、塑料贴面的案子、西德屈佩斯布施公司的电灶及冰箱；起居室的陈设雅致，具有现代芬兰派的风格，这些家具都是以低价买进或是以免税价格买的进口货，这一切使她惊讶不已。
她说，厨房里的一些装置非常新奇，在苏联市场上根本见不到，因而要派出技工到西德接受特殊训练，以便安装和维修这些新贵的厨房。
给普通苏联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各种新式装置和陈设，而且还在于房间的宽敞：他们往往一个人有一间房，完全不必睡在起居室里。我认识一位研究生，他经常到老牌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颇有名望的儿子阿·米高扬将军家里做客。
使他为之愕然的是他们住在政府住宅里的七间一套的房子里（不算厨房和洗澡间），他把它描绘得像美国纽约派克大街上的最好住宅：除家里每人一间房子外，还有一间书房，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放一架大钢琴也不显得挤的饭厅。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苏联人来说，这种宽敞的奢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
房间的高度也使他为之侧目，正像西方人对大多数苏联房子的天花板矮得不舒服感到惊讶一样。他能看到特权阶级的生活情况是不容易的，因为冲破特权阶级的圈子，看到他们生活情况的苏联人并不多。
一个年轻的政府外交政策专家说：“一切都给伪装起来了。”他是一个失宠的老党员的孙子。说这句话时，我和他正在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区散步，这里住着许多显赫人物的家庭，他因为以前在高级学院念书，所以在这儿有一些朋友。
他说：“这些公寓是中央委员住的，你再看街那边的破房子，差得多远，简直没法比。再过去，在拐角那边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旅馆，门口没牌子，你没法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谁走过去，也不会注意。我有一个朋友被指派到奥地利工作，极度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知道这个旅馆是个什么样，想看看里面的家具。于是他走了进去，还没来得及瞧，一个接待员就走来问他进来做什么。经过一番争吵，才放他出去。这下可闯了祸，奥地利去不成了。他的前途就让这么个过失给断送了。在这里，你不要问这、问那，不关你的事儿，就不要打听。”
我们向前走了四、五十米光景，看到前面有座摹拟古典式的旧建筑，样子很难看，有五层，四周围着高高的栅栏。建筑物的表面是发亮的红色花岗岩，并且有黑柱子的门廊。石头砌成的过去的两座警卫室由于太沉，地基下陷，而严重倾斜，以前使用的铁门给封死了，现在用左边的一个门。
外面停着几辆配有ＭＯＣ和ＭＯД牌照的黑色伏尔加牌小汽车。有个司机，穿着克格勃便衣人员常穿的深蓝色雨衣，在车旁蹓跶。另一辆有着刺眼的红座套的小轿车的司机，正照看着后座上的一个小女孩。车道旁的一块牌子上写着“仅供医疗车辆行驶”。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位夫人，身穿时髦而合身的皮边外套，脚登一双齐膝的进口长筒靴，钻进这辆红座套的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的朋友对我说：“这里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诊疗所。”
人们常提到克里姆林宫诊疗所，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般人泛称的克里姆林宫诊疗所，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诊疗所，而是许多诊疗所和医院的组合。
其中一个一度叫做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最为引人注意，在列宁图书馆正门大街的对面。它也没有什么标记，只是门旁有一个锤子和镰刀的图案。我有时看到政治局的“吉尔牌”小汽车停在门口，这时就有一些克格勃的特务在人行道上聊天消磨时间，司机在擦着挡泥板。但是苏联朋友们却认为，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人物不会到这里来看病。
苏联的要员宁愿在僻静的地方看病，例如在新贵们的别墅区的昆采沃的医院，东欧的领导人诸如东德的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就在这里做过专门治疗。
其他疗养院和诊疗所分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矿泉附近。这些医疗设施专供上了“花名册”的权贵们使用，人们提到这些医疗设施的管理机构时，只说：“四司”，意即卫生部第四司。有一次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我问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什么工作，她脱口说出在“四司”工作，说完马上垂下两眼，知道说漏了嘴，怕我追问。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主任医生在一旁忙把话题岔开。
其他有名声的机构，例如科学院、芭蕾歌剧大剧院也有特殊的诊疗所和医院，医生远远高于一般水平。这些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赫赫大名使为他们看病的一些医生也抬高了身价，私下为人看病，收入颇丰。
说到药物，苏联新贵们得到的无疑是最好的。在苏联，药物虽然很便宜，但长期供应不足，以致党报隔一段时间就得抱怨一番。有一个年轻的外交政策顾问经常向他的有权势的朋友借身份证，钻到克里姆林宫的药房或者配一付新眼镜或者买一些类似抗凝肝素的普通药。
然而，高级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苏联领导人及其家属有许多僻静的别墅，就其单个来说，可能没有尼克松在棕榈海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疗养地那样豪华。但是这些别墅的地点不同，气候各异，实非他人所能比拟。拿勃列日涅夫作例，他既能享受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或皮聪大的温暖气候；又能象以前的德国男爵一样，同国务卿基辛格这样的外国客人一起在扎维多沃附近打猎，这里是俄罗斯中部的狩猎区，气候凉爽宜人；他和法国的蓬皮杜在明斯克郊外的松林疗养地休息，尽享幽雅宁静之乐；列宁格勒附近的用玻璃和柚木建造的国家宾馆，也是他常到之处，在这里可以领略现代化的芬兰式建筑的风趣。
在苏联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地方和许多小地方都为新贵们设置了特殊的公家寓所。它们座落在道路的尽头、篱笆的后面、松树或白桦林的深处，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一次，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西部一个叫做苏尔古特的产石油的城镇，住在过去由柯西金使用过的一个招待所里。
招待所的房间用松木板嵌镶，具有农村特色，非常舒适，而附近的工人住宅都是千篇一律的预制构件房屋，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招待所的双人房间既宽敞又亮堂，有很舒服的床和照明用的变阻器。虽然刚开春，但小饭厅的桌子上摆满了新鲜水果和蔬菜，这在普通商店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一次，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女儿露德米拉，她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家人正在拉脱维亚的政府休假地度假。当时同我一块儿旅行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迈·麦圭尔，我们和她的丈夫杰·格维希阿尼交谈起来。他是个东西方商业问题专家，在一次有关苏美贸易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他。我们就苏美贸易问题谈了一会，又扯到苏联的一些休假地。格维希阿尼是个漂亮的格鲁吉亚人，衣冠楚楚，爱穿合身的衣服，颈系（巴黎）迪奥尔公司的新式领带，象西方国家的企业经理一样，能够到处旅行。在谈话中，他说他们一家人喜欢波罗的海海滨的凉爽天气，黑海之滨的索契夏季炎热，对于他的背病不利。
我们正谈着话，服务员一反苏联的惯例，从相隔六个车厢的餐车为格维希阿尼一家人端来了饭菜。我们俩忙起身告辞，然而服务员见我们俩是外国记者，而且把我们当成格维希阿尼一家的熟人，就让我们也在客车车厢里用餐，并且很有礼貌地解释说，拉脱维亚铁路一向是把饭菜送到乘客面前的。但在回来的火车上，当我们向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们要定饭时，她显出很惊奇的样子，说：“我们从不这样做。”
在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沿岸等地方，有些政治局委员的别墅豪华异常，使得稍微廉洁一点的共产党官员也觉得看不过去。其中最出名的是乌克兰的前党魁彼·谢列斯特的别墅。由于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谢列斯特可以为所欲为地调配劳力和材料，在雅尔塔的草木茂盛的尼基茨基植物园附近，他让工人在一块半英里长的海滩上建起一座高大的四层宫殿。铺垫海滩的沙子以及各种家具和陈设都是专门运来的。修建的防波堤在热带树丛中蜿蜒伸展，横跨海滩，最后隐没在海浪之中。保安人员不让游泳或散步的人接近这些屋宇。
不论苏联其他领导人对谢列斯特的挥霍无度感到多么不安，但直到他失掉政治局委员和在乌克兰的职务后，他才被迫交出别墅。在这方面，党的规矩常常是无情的：丧失地位意味着丧失公家别墅。不过谢列斯特作为一名级别颇高的副总理，在被降职以后，肯定会得到一所差一点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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