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劳动人民真正享受教育的权利，已被剥夺殆尽。它必将激起广大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必将促使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加速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垮台。”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总要在“社会主义”的招牌掩盖下，制造一些谬论，大搞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在教育方面，也不例外。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竭力标榜什么 “苏联的教育事业是真正的全民事业”，苏联的教育是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大言不惭地要向别国“传授自己的经验”，等等。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在“全民教育”的幌子下，利用教育阵地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把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学校变为培养特权阶层、繁殖资产阶级的土壤，把教育变成了苏修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我们就对苏修的“全民教育”进行一些研究和剖析，看看它贩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教育平等”——拉萨尔幽灵的再现
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炮制了一个《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原则》（以下简称《教育立法》），声称苏联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人们记得，一百年前，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对拉萨尔所谓“平等的国民教育”谬论加以痛斥和批判，并彻底揭露了当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德国，拉萨尔之流鼓吹“平等的国民教育”的机会主义口号的伪善面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公然又拣起了“平等的国民教育”这面破旗来欺骗苏联人民，可见他们已堕落到何等地步！ 在今天的苏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广大工农群众所能受到的教育极为有限。普及教育已经成为空话。苏修统治集团多年来大吹大擂要“普及中等教育”，但是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 “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严重。广大农村不仅没有高等学校，普通中小学也为数不足，学校的设备极差，教师奇缺。广大工农子女为生活所 迫，常常不得不被迫退学，中断学习去寻找工作以维持生活。这就使广大工农永远处于没有知识、没 有文化，被压迫被奴役的处境。
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却拿出“职业技术教育”来点缀对工农的“关怀”。《教育立法》中规定，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为了保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得到熟练工 人”。广大工农子女上了几年这类学校之后，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实际上苏修的普及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训练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奴隶，因此他们给劳动者的教育，正如恩格斯所说 “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因此，“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
“天才教育”——培养精神贵族的摇篮
同工农子女形成鲜明的对照，苏修特权阶层的子女则可以沿着苏修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大学毕业后能以“专家”的头衔，世袭其父母的特权。苏修的高等教育已成为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勃列日涅夫公然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苏修统治集团通过他们把持的高等教育，在各个部门排斥异己，打击工农干部。他们把一批批工作多年，富有实践经验的人，从各个岗位上赶下来，唯 一的罪名就是没有一张“大学文凭”。据苏修报刊透露，有的人从战后年代就参加了工作，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几年前竟在机关缩减编制时被裁掉，当局直接告诉他的理由是：“你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于是，这些工农干部就被那个《教育立法》所规定的、从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生产的 组织者”和“高级技术专家”等等一批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驱使的各种“专门人材”所代替了。
为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苏修还在各种学校中大搞所谓“天才教育”，对特权阶层的子女进行特殊培养，以适应其对内加强法西斯专政，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勃列日涅夫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通过所谓“寻求天才和天才选拔制度”，一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子女被捧为具有独特的“先天素质”、“特殊天资”的“天才生”，作为它那个阶级的“精华”，从优施教。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培养“天才”，费尽心机，不惜工本。例如在西伯利亚就通过由三轮考试组成的“西伯利亚奥林匹克”，选拔“天才”学生，并特地开辟了一座集中造就“天才”的“科学城”。苏修还专门为特权阶层子女设立军事、政治、物理、数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天才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有较好的设备，还有经过精心挑选的“较高水平”的师资，学生们也享有比其他学校远为优厚的奖学金和生活待遇。这种学校采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有的学生在中学学习，同时又在大学听课。一切都显示了对待“天才”的与众不同。这俨然是沙俄时代地主资产阶级贵族学校的复活。
“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内复辟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教育制度的事实，恰好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谓全体公民“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的谎言。
“知识仲裁”——排斥工农的大棒
苏修教育愈是反动、专制，统治阶级愈是把它粉饰得又“平等”又“民主”。苏修头目公开贩卖知识是“最高仲裁者”的谬论，说什么招生考试的“唯一要求”是知识、分数，淘汰学生的唯一标准 还是知识、分数。苏修《真理报》还专门以“知识是进入高等学校的通行证”为题大作文章，制造舆论。用知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来标榜“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这是苏修“全民教育”的又一副伪装，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工农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的一种毒辣手段。
苏修推销以知识为“最高仲裁”的货色，就是维护和加强资产阶级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它是为资产阶级和高薪的特权阶层的子女服务的。这些子女们靠着他们家长的优越的物质条件，可以进入收费昂贵的“补习班”、“预备班”，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比较容易弄到“好分数”，进入高等学校。而劳动青年和工农子女要想升学特别是进大学，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单凭“好分数”的“入学考试”又是一道难关。即使有的进入大学，或因经济困难，或因所谓“天赋智力落后”，随时都可能被赶出校门。一些贫苦学生，为了维持生活，下课后还得出外去做零工，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回家。一个叫萨沙的电工考入高等学校后，因家庭困难逼得他经常去医院卖血。不少人由于考试分数不及格， 被迫中途退学。在乌拉尔，退学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
苏修叛徒集团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诬蔑工农子女“知识水平低”，工农子女上大学“会降低教育的一般水平”，“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他们在积极推行“分数挂帅”的同时，还改变了助学金制度，排斥工农学生。严酷的事实说明，苏修推行的“知识仲裁”， 实质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对工农实行文化专制，借助“知识仲裁”复辟了资产阶级独霸教育领地的统治权。
唯一的原则——卢布和特权
教育在苏联已成为苏修特权阶层进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学从入学、考试到取得毕业文凭， 到处出现摆弄权势，行贿收买，营私舞弊的种种丑恶现象。苏修的一些大小头目，可以滥用职权送自己的子女入学。格鲁吉亚一个市苏维埃副主席竟给他的女儿开假证明信，说是“市苏维埃代表”，硬塞进了大学。为适应特权阶层子女独霸大学的需要，近年来一些专门替资产阶级子女解决入大学问题的“商行”，假造文凭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各种行当应运而生。有人专门生产各种 精致的“小抄”，供有钱的子女在考试中用以作弊。列宁格勒一个假造高等院校文凭的“工厂”，两年间出售数百张，每张平均五、六百卢布。特权阶层的子女，尽管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却可以依仗 钱势，混进大学，捞到“成绩”，弄得“文凭”。所谓对考生的“唯一要求”，什么“入学考试”、 “好分数”等等，不过都是骗人的把戏而已，在苏修权贵们的眼里，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卢布和特权。
与此同时，在苏修教育中，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越来越同样起着支配作用。勃列日涅夫就曾露骨地把教育经费的开支，称为“合算的、有盈利的投资！”苏修不仅宣扬什么“求知识就是为了盈利，受教育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把他们实行的以利润原则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贯彻到学校中去。苏联一些报纸公然主张高等学校开展自由竞争，象商品一样对大学生进行自由买卖。毕业生在半年的“试用期”内，如果企业、机关认为“是有完备学识的，就把他列入编制之内，而企业则付给学校培养一个专家的价值，平均是六千卢布”；如果毕业生被认为“不适宜于工作”，就把他退回原学校去。这种“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的现象，彻底反映了苏修教育的日益反动、腐朽和没 落，充分暴露了苏修利用教育这个工具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综上所述，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的“全民教育”，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杂烩，既有老沙皇的等级制度，又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商品化”；既继承了老机会主义拉萨尔的“教育平等”，又发挥了“上智下愚”“生而知之”“学而优则仕”等等腐朽的孔孟之道一类的东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谓的“全民教育”，实质上是反映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享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是由资本和政治特权的大小决定的。劳动人民真正享受教育的权利，已被剥夺殆尽。它必将激起苏联广大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必将促使苏联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加速苏修叛徒集团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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