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8期，是施东晖。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报告。它是指引我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纲领性文件，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并据以正确地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光辉典范。
学习毛主席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对当时各个阶级的分析，以及毛主席如何根据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来规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毛主席在做这一光辉报告的时候，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不仅要研究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且还必须考察它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特征。
在整个民主革命历史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完结之时，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它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矛盾的两个侧面和被它制约的其他矛盾的变化，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过渡到抗日民族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并未变化，我们党仍然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基本路线。但是，由于主要矛盾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决定了革命进入新的阶段。正如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一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为另一方，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对当时的中国革命阵线进行了分化活动，大资产阶级利用共产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统治，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也叛变了革命，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
这样，就形成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革命营垒中，这时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反革命营垒中，国民党新军阀代替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则成了反革命的附庸。
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虽未变化，但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同，表现为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大众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又在一九三五年发动了华北事变，于是，中日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把其他各种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国内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自觉性在不断地提高。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工农武装割据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只在工农运动曾经蓬勃发展过的南方几省，扩展到了在北方各省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城市工人运动也基本上结束了王明路线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后的沉寂局面，深刻地酝酿着反日反卖国贼的斗争。全国人民正在大规模地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斗争。
毛主席指出，这时的革命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工农坚持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这就是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党实行阶级关系新调度的主要依据。
当时阶级关系变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的矛盾和分化。毛主席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这就是说，在革命运动的进程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在不断地变动着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追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它可能重新成为革命的朋友，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地主买办阶级在新的形势下也正在发生变化，它们当中的亲英美派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亲日派则正在一步步地投入汉奸卖国贼营垒。
正是由于新的历史条件，敌、友、我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与地主买办阶级中的某些集团)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阶级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区别各个阶级和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当前阶段的主要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在当时正是抓住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进而深入地分析了在新形势下阶级关系的区别，为我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分化敌人营垒，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中亲日派的正确路线和策略。
毛主席指出：在国际上，”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在国内，必须把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亲日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必须集中力量予以打击。亲英美派同日本有矛盾，又同人民有矛盾，应当争取它参加抗日阵线，同时对它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
为此，我们党对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根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在策略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过程中，这个阶级及其主子同日本侵略者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但是当时的矛盾尚未到达激烈的程度，蒋介石的基本政治态度仍然是对外卖国，对内进行反共内战。所以，党中央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实行”反蒋抗日”的策略。
以后，随着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激化，人民抗日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此，党中央及时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由”反蒋抗日”转而采取”逼蒋抗日”的策略。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放弃内战政策，新的国共合作开始形成，这是党的”逼蒋抗日”策略的胜利。
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增强，民族资产阶级不断转向抗日，地方实力派的分化加剧，使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继续向着参加抗日阵线的方向发展，我们党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进而从”逼蒋抗日”转到采取”联蒋抗日”的策略。
研究这个变化过程，说明了只有分析各阶级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动向，才能制订正确的方针策略，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集中力盘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历史经验证明，离开对阶级关系变动的调查和研究，就必然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在当时，王明推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路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闭起眼睛，根本不承认由于中日矛盾上升而引起的阶级关系变化的事实。他们抹煞阶级关系的变动，就不可能把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非主要敌人区别开来，也不可能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中产生的新的分化，甚至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打击。
他们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不仅如此，就在党集中力量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以王明、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已逐渐发展起来，他们从右的方面歪曲华北事变和西安事变后阶级关系变化的性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在政治上逐渐从关门主义倒向投降主义。
为此，毛主席在批判新起的投降主义倾向时指出，国内阶级矛盾之所以变成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是因为中日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
党实行阶级关系的新调度，直至和国民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不过是适当地调整这些矛盾，决不是实行阶级调和。
为了防止重犯陈独秀路线的错误，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今天，中国革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矛盾，转化成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但是，尽管主要矛盾在性质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阶段对阶级关系变动所做的调查和分析，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制订出路线和政策，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就必须深入调查今天的阶级关系，研究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动。而要搞好阶级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批邓，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结尾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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