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注：
根据《毛泽东年谱》：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1日头版《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正文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1日第1版
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清华大学原有校领导干部十一人（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人，党委副书记五人，副校长五人），原有党委副部长、党总支副书记、行政副处长、系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职工党支部副书记、教研组副主任以上的基层干部四百余人。共计干部五百多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分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
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
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
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
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
井冈山观心注，根据《文革史》，人民日报中所提到的高干子弟贺××、胡××、张××等人被称为“老红卫兵”，打人、残酷迫害群众就是他们开的先河。情况如下：
保守派则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最典型的即各个学校里的高级干部子女。前面说过，工作组扶植了一批干部子女领导的组织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的子女来掌控运动形势。
如邓小平之女邓榕后来检讨：“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劢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的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劢群众。”在50天专政中他们已经依附于工作组，显然，他们自身特殊的身份以及工作组赋予他们的组织性使他们成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到了8月份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操纵新成立的“文革会”、“筹委会”、“红卫兵”等组织机构控制运动的方向。比如清华大学高干子弟掌权的概况：
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之子，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一一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一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一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一一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一一第四机械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井冈山观心注释完毕
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4）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都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内反蒯的十七名学生组成）讲：“蒋××性质还未定”。刘×（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
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
“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
“先扫外围，后打黑线”；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顺藤摸瓜，内查外调”。
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
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
“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
在数力系竟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众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组进行所谓“反蒯”斗争，这时他们又利用干部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
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鼓动干部“反蒯”，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就让他提前“下楼”了。
有的干部检查多次，工作组都说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楼”。例如工程物理系，过去有个“保蒋”的“打手”，因“反蒯”积极，很快“下了楼”。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无法“下楼”。
七月十日，王××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工作组撤走之后，在工作组一手扶植起来的清华“三临”（文革临时筹委会、“红卫兵”临时总部、临时主席团，都是由贺××、刘×主持的）掌权期间，继续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以反工作组对干部“右倾”为名，继续散布“打倒一切”的舆论他们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除根”。他们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一群混蛋
吃喝玩聊睡不问国事
（二）组织所谓“黑帮劳改队”，大刮“劳改风”他们把干部分为三类：
黑帮分子——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副书记；
黑线人物——总支委员、支部书记；
黑帮爪牙——总支办事员、积极分子。
然后组成三个劳改队：
第一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校一级干部、总支书记、系主任；
第二劳改队（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参加人为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第三劳改队（八月底——十月底）：参加人为支部书记、委员。
有些政治教师、政治辅导员，也被劳改。
学校十三个单位中，总支委员以上被劳改的，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单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党委各部、学校各处负责人，被劳改的，在十四个单位中，有九个单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劳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劳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层干部，是群众抵制不让劳改的。
（三）对干部体罚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华“红卫兵”的一些人，在阶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劳改队”的干部，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半夜叫去，边走边打。有的人脸被打肿，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在“生物馆”里面，有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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