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的讲话。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是彻底否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并且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

　　笔者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38-1965）没有检索到任何关于大字报的讲话。该版本文选是1994年出版的，是在上述讲话（二、三卷讲话）后出版的。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在1957年反右时达到第一次高潮的，邓小平在此期间不可能不发表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讲话。于是笔者检索了《人民日报》数据库，果然找到了邓小平关于四大的讲话。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邓小平）：

　　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

　　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字报形式简便，生动活泼，引人注意，便于发动群众；批评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中的缺点，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明确尖锐，有声有色。无论工厂或者机关学校，都可以把大字报逐步变成经常的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军队各级机关和学校的整风，可以采取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在连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有领导的辩论。

　　由毛主席亲自修改审阅、邓小平组织党内“秀才”们撰写的著名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峰，其中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这样写的：

　　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被邓小平建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前的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五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毛主席是什么态度呢？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1957年7月，毛主席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

　　毛主席的这段讲话说出了有人反对大字报的真正原因：

　　“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XX，她就下不得台。还有XXX，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

　　......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

　　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人民群众是什么态度呢？

　　《人民日报》1966年6月20日第一版《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大字报到底是什么样呢？是洪水猛兽吗？笔者摘录几份大字报：

　　《给党委书记XXX》

　　党委书记×××，常把深入工作来教导；这本来是好事情，但他以身作则做不到。增产节约大开展，分工要把前方到；这里顺便问问他，到底曾经来跑几跑？原则掌握坐三楼，帮助下层实在少；难得光临到支部，支委借口往外跑。若问这事啥原因，实在威严吓佬佬；这次调到区委去，勿再坐办公室里来领导。

　　《人人说你官僚》

　　张厂长官僚一套，对下面干部不很好领导，只知批评不指导，开口“你明确不明确”，刚口“你们努一把力”。具体做法没有，只知强求人做到，板起脸孔吓得人走掉，你来厂里没好久，纺部全体车间主任都被批评到，你不了解情况，人人说你官僚，在此整风关头，请你快快改掉。

　　《副局长 外二则》

　　为点小事，大发脾气，固执己见，少讲道理。自批公文；怨人发出；强调自己，不顾整体。少动股筋，不够深入；主要原凶，缺乏朝气。

　　《副局长》

　　胸有成竹，缺乏民主。对于工作,不能细虑。有始无终，虎头蛇尾。信口开河，乱用名词。喜创新事，多流形式。归根结底，主观主义。

　　《高高在上的区长》

　　区长领导，高高在上。不下科室，专听汇报。实际情况，了解很少。因此只好，生搬硬套。全体大会，一般号召。行政会议，布置一套。贯彻执行，缺少检查。发现情况,请示汇报。研究研究，再作计较。拖拖拉拉，就此完了。请问区长，你可知道：深入检查，具体领导；大家帮助，就能改好。

　　文革期间大字报选登

　　有人说："你们要烧孔庙。"

　　这是造谣！这些人听说我们来曲阜造孔老二的反，就害怕得要死，视红卫兵为洪水猛兽，总想往革命的红卫兵脸上抹黑，制造种种谣言，挑动群众围攻我们，说我们火烧孔家店就是要"火烧孔庙"。不错，我们就是要火烧孔家店！"孔家店"是什么？孔家店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招魂处，是一切反动人物演出fb丑剧的舞台，是封建主义、资本全义、修正主义的象征，是剥削阶级孔孟之道的代名词。我们要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掉孔家店这个四旧势力的代表，烧毁私有制，烧掉私有观念，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有人故意把火烧"孔家店"这句革命语言跟"杀人放火"的"放火"混淆起来，企图造谣污蔑，阻挠革命。这就暴露了他们把革命群众视为暴徒的险恶用心。对此，必须坚决揭露。

　　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企图在这上面捞根稻草，那是枉费心机！上述种种谬论，必须戳穿，必须打倒！

　　……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井冈山战斗团

　　1966年11月10日于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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