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占领南京时，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打死打伤我国军民二千余人。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加紧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也是帝国主义武力胁迫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政治阴谋。
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的支持下，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起，连续制造了赣州等地一系列反革命惨案，并阴谋在上海以更大的屠杀来建立反革命蒋家王朝。
在这历史紧要关头，是任凭反革命势力绞杀革命，还是发动工农武装，为挽救革命而斗争？这就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激烈搏斗的最紧要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主席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的追悼陈赞贤烈士的大会上，对蒋介石杀害工农群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并号召革命人民下定决心向反动势力进行反攻，以保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当时，上海、南京一带正处在革命高潮之中。上海八十万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广大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同情和拥护工人阶级，上海人民组成了临时革命政府，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有三千人，北伐军中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同情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党给予正确的领导，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是难以得逞的。
然而，陈独秀却顽固地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不抓紧有利时机扩大工人武装，不去做北伐军中同情革命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甚至不准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更可耻的是，陈独秀在四月五日，竟与国民党右派头目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胡说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革命人民“不听信任何谣言”。这就完全解除了党和人民的思想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了蒋介石实现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就在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一个星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之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广州等地，也展开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所谓“清党”运动。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罪恶滔天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屠杀，激起了全国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怒，武汉、长沙等地广大革命群众冲破了陈独秀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示威游行。革命群众的反蒋怒潮，逼使武汉国民党中的假左派真右派不敢立即公开反共，推迟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在武汉地区的实现。
蒋介石公开叛变后，四月十八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勾结各地军阀，对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实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同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加紧勾结，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之下，革命面临着严重危机。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主席再次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挽救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意见，主张迅速加强土地革命斗争，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
但是，陈独秀坚持反动立场，控制大会，实行家长统治，顽固地拒绝讨论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甚至无理剥夺毛主席的表决权，把毛主席完全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所以，这次大会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大会结束后，由于陈独秀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革命两面派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更变本加厉，使革命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又指使其驻长沙的反动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马”是电报“二十一日”的代号)。这是汪蒋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伙的信号。
许克祥的叛变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愤怒声讨，长沙附近各县十万农民大军包围了长沙，盘踞在长沙的许克祥只有一个团，眼看即将被全部消灭。这时，陈独秀再一次拒绝了毛主席主张对反革命叛变予以坚决反击的正确意见，害怕农民攻城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强令“农民不得进城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结果，许克祥乘机反扑，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这是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屈膝投降的严重恶果。
“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更加嚣张，汪精卫公开发表布告，叫嚣对农民运动要“加以制裁”。随后，又把在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准备大规模镇压革命。六月中旬，汪蒋两贼达成了联合反共的协议，准备对革命全面镇压，革命到了成败的最后关头。
为了挽救十分危急中的革命，毛主席和蔡和森同志认为对反革命的政变应给予坚决的回击，指出：事态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候人家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及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
当时在我党领导下，叶挺部有一个师，教导队有三千人，武汉军校还有一批武装，武汉工人纠察队有五千人，二千支枪。全国工农运动还有相当的力量，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群众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陈独秀不但拒绝接受毛主席的英明主张，失去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时机，反而在六月三十日，操纵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国共合作的所谓十一条政纲，仍然承认国民党是“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府之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病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
这十一条政纲，就是陈独秀叛徒集团出卖中国革命的投降书。这时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再一次被捕叛变，并被汪精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献反革命计策。
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利用职权，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都统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在“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反共大屠杀前，刘少奇再一次向汪精卫密告，出卖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充当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由于陈独秀一伙的妥协投降，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蒋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葬送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叛变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影响。党吸取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断扩大革命队伍，是何等的重要。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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