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996”“007”的“狼性文化”莫名其妙地冒了出来，从此，打工人每周平均工时不断上涨，最近3年尤甚。
对此，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参与过《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专家却表示，这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短期内劳动时间增长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
常言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某些专家也不例外，他们以其专业知识成为食利阶层的代言人，为社会存在的问题辩解。因此，对于那些专家，决不能看他们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么做，还要看他们屁股在哪里。董专家说“短期内无法解决”，其实隐含着长期也无解，摸石头不是为了过河，而只是为了摸石头。如果他说“暂时的困难”，意思是会一直困难，没有困难也要造出困难。
然而，这些所谓“发展中的阵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在一两百年前就试验过了，结果无不造成生产过剩，一面将国内工人当牛马，一面低价到国际市场倾销，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顽疾，因此，资本主义必须被消灭。
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秦始皇横扫六合，在国际上威风八面，可是谁敢说秦国国内的老百姓日子好过？即使有专家说，为了统一大业，短期内无法解决百姓苦的问题，那么，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了，中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百姓子民又有几天好日子呢？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则用血泪代价，争取到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的保障，更关键的是，在劳资问题上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因为资本家们知道，不执行劳动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的社会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转型而成，工人获得生产成果太过容易，缺少了工人与资本家斗争那一课，因此，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组织形态，都处于没觉醒的状态。关于劳动时间的话语权，全部属于专家和权威人士，打工人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而我们有些专家呢，似乎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让我们翻开《毛选》，看看毛主席笔下的专家再说吧。
抗战期间，延安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是一切有志之士心目中的“圣地”。在延安的共产党则和在国统区的其他党派表现出明显的区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团队里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团体到底有什么魔力？从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似乎可以略知一二。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青年时，他奔走在欧洲战场，积累了丰富的战地救护经验，年近半百时，他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来援助中国。他坚持以极端的热忱救死扶伤，积极改善解放区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因救治伤员，他中毒了，在1939年11月病逝。
同年12月，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撰写了文章《纪念白求恩》，号召全党向他学习。文中，毛泽东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出发，赞扬了白求恩国际主义、利他主义和追求精湛技术的精神，刻画出一名共产党员的生动形象。
一个共同体之内，有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存在，即是树立了一面规模宏大的镜子，在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一切算计、勾心斗角的“小我”行为直接展现出所有的丑恶，遭人厌弃。这时候，在来点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同当头棒喝，就能达到清除杂音、维护团体价值观的目的。
“小我”迈向“大我”，关键的一环是“忘我”，不斤斤计较自己那点小得失，对天、对人、对事，无不如此。借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说，就是守得一个“敬”字。
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他毫无利己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其背后也源自“敬心”——一种“不忍人之心”，对别人苦难的天然同情，并且以全副身心付诸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形成合力，汇成洪流，从而冲破一切束缚，解救受苦受难者。
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楷模，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集中体现为“敬人”。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后，他第二天就投入工作，一周内就检查了500多名伤员，一个月内为147名伤员动了手术。根据地医务人员紧缺，他亲自给伤员盖被子、端尿壶，抽自己的血输给伤员，甚至主动把自己的被褥送给伤员使用。
他以“医者父母心”的大爱诠释了“敬人”这个古老的命题，直到因医治伤员中毒，将“小我”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成千千万万人生命中的“大我”。
此外，他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深刻体现出一种“敬事”精神。1938年，他来到晋察冀根据地，见到聂荣臻司令员，头一句话就问“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他不受炮火干扰，总是专注镇定地为伤员做手术。他还毫无保留的将医疗技术传授他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
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做的事保持一种“敬”，如同上天交与他的职责使命，当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些职责，“事”就在潜移默化中成就了“人”。
敬心、敬事，都要归结到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但是，现在有些专家呢，房子票子车子帽子样样皆有，只因缺了这个“敬”字，变得面目可憎，简直不是人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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