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
[摘 要]群众观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不仅需在《神圣家族》单篇著作中把握，更需将马克思早期作品贯穿起来，在思想形成过程中把握群众观的文本逻辑，掌握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早期文本中可见其群众观清晰的发展逻辑。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体现为从关注抽象的人的命运出发充分认识人的主体意义，转向深刻洞察现实社会，关注群众的权利，继而认识群众获得自身权利必须采取改变现实的行动，即群众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使群众现实地生成主体性，自为地锻造成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主体不是个人，而是联合主体。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彰显了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群众的社会革命，根本变革群众的世界，从而使人的解放成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旨趣。
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涵必须深入考察马克思的文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学习理论最有效的方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马克思的群众观不仅需在《神圣家族》单篇著作中把握它，更需将马克思早期作品贯穿起来，在思想形成过程中把握其文本逻辑。基于此，本研究选择马克思1841—1844年写作的《博士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神圣家族》等早期文本来深刻领悟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思想内涵。
一、问题提出和群众概念分析
(一)问题提出
马克思在1844年和恩格斯首次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中，第一次将被西方哲学家普遍贬低的“群众”摆到了历史发展的正位，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前哲学家的观点，提出了群众史观，标志着马克思早期群众观轮廓的基本形成。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群众”首次成为了马克思集中论述的思想主体，围绕“群众”,马克思展开了非常丰富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和生产者本身的发展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历史。“历史活动”并不排斥群众，相反，群众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在此之前，“群众”散落在马克思早期的各个文本中，没有章节集中论述。那么，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群众”是如何显现为思想主体的?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1841—1844年写作的早期文本来梳理和概括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以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解。
(二)群众概念分析
考察“群众”概念，认识它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出场的主要节点，有助于清晰把握马克思早期群众观发展的脉络，也有利于对“群众”概念的具体理解。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中，群众往往是群氓，在理论论述中总是呈现暴力的形象。如围殴基督致死的群众、给教皇制造麻烦的群众、宗教战争里野蛮的群众、封建社会中造反的农民，法国革命里的群众武装，等等。在哲学领域，黑格尔否定群众，认为“群众”只是“精神的空虚”,把“群众”规定为精神的“对立物”,代表思想懒惰、肤浅、自满等抽象品质，否定了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鲍威尔及其伙伴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群众是“卑贱”的，是历史上消极的、精神空虚的、没有创造性的、物质的因素，且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群众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这些关于群众的论述，显示了他们主观“居高临下”地用群氓来看待群众的历史视角。马克思在经典文本中并没有给群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中文版著作中最早使用“群众”一词是在《博士论文》中。他说：“其余的东西则是为了引起群众的信仰，当作有利于法律和生活的东西而被披上神话的外衣添加进去的。”这里表述群众是一群人，是个体人的集合。理解马克思在各文本中使用的群众概念，需要根据文本的不同语境具体分析。
我们阅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看到大量“贫民”“人民”“公民”和“群众”的概念，它们含义接近且有时难以区分，有时甚至代表相同的对象。例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讲到要为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揭露所谓的历史学家捏造的东西，要为不是一地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争取习惯法，并且认为习惯法本质上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同时使用“群众”和“穷人”的概念，认为穷人是群众的一部分，代表群众中社会等级最低、被强制的、财产上赤贫的一部分人。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使用的“人民”概念也与“群众”概念相结合，指社会的绝大多数，与管理国家的社会精英相区别，没有明显地突出人民的政治性和组织性从而与群众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群众是马克思所处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理想的“人民”是具有政治属性，参与国家生活同时兼顾私人生活的有组织的一群人。但现实社会里，“人民”对政治容易过于积极或消极，国家生活与私人生活通常难以平衡，此时他关注的人民仍是与普通群众相同的存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关涉了与群众概念接近的“公民”,他认为公民是具体化的个人，在现代社会，它强调公民个体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意识。卢梭认为人民是结合者，以集体的方式存在，强调集体性；而公民是个别的人，作为国家主权权威的参与者，突出个体权利。马克思早期文本中吸收了卢梭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在《神圣家族》里关注底层群众的组织——工人联合会，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以联合的方式存在。
二、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主体逻辑
马克思早期群众观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决定作用，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观。结合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具体语境和写作时马克思身处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分析出马克思对群众问题的关注日趋强烈。下面从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主体逻辑方面进行分析。主体指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中的人。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群众观的主体有变化的形态，显现出生动的变化逻辑。
(一)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萌发
首先，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主体始于“抽象的人”,并在哲学层面探讨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脱离纯粹的抽象性。马克思于1841年写成了《博士论文》,讨论的主体是受黑格尔深刻影响的“抽象的人”。他肯定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论”,并以原子象征“抽象的人”。在《博士论文》第二章充分论证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合理性后立即强调“所以一个人，只有当他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相反，这个他物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这表达了他对抽象的人的思考，一方面，人应该是与他人发生关系的社会的现实的人，另一方面，他自身应该生长出代表个体存在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作为博士生的马克思在思考抽象的人时已意识到人应该超越动物的个体性存在，必须打破自身的动物局限性和本能存在，克服无限的欲望和自然的束缚。马克思强调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人要真正成为人必须在社会的现实之中与他人产生关系，不是绝对孤独的单子而应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员。从此，马克思在思想上对人的认识开始脱离单纯的抽象性，往现实性的方向转化。
其次，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主体在《莱茵报》时期实现现实的转化，开始关注现实的人即底层贫困的群众。马克思于1842年10月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他发现在现实社会中有大量违反理性、损害群众利益的社会现象，底层群众的现实生活与他们所应获得的社会地位、物质利益严重不相称。他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说：“如果生命的普遍力量是坏的，并且我们刚才听说过，坏的东西是全能的，而且它影响着群众，那么试问：什么人、什么东西还有权宣称自己是好的呢?”马克思这一来自灵魂深处的发问充分体现了他的群众价值观取向，同时开始关注穷苦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遭遇。他通过搜集材料、撰写文章为底层群众要求习惯法：“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不局限于某一地、某一国，他以世界眼光关怀一切国家里的穷人群众。这一“哲学世界化”思想源于他创作《博士论文》时就形成的理论倾向。马克思在这一阶段认为穷人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群众。他把事实客观性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结合在了一起，努力捍卫底层群众的利益。马克思观察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群众的贫困状况，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深刻地指出农民的贫困不是“一种简单的状况”,其中至少包括“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相较于精英论者将农民的贫困总单一地归于私人方面，马克思看到了“上帝之手”——国家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普鲁士政府的政策与农民的贫困有密切的联系。他关注从捡拾枯枝的贫民到穷苦的葡萄酒酿造者，这些底层的劳动群众除了饥饿、寒冷、罪过、屈辱、愚钝和一切不合人道、违反自然的现象外一无所有。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是“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了”。一方面从私人角度看，穷苦的农民群众不善于说话，难以合情合理地表达自身诉求，而善于说话即有文化的农民又不十分贫困，他们很少为贫穷的农民群众说话。另一方面从代表国家的政府来看，穷苦农民群众的诉求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无法被承认。无法被承认意味着没有可能被认可为平等的存在。国家制定法律，对既没有发声能力又没有话语权的贫苦农民群众来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法律保护的生存权，其生存空间被挤压而日益狭窄。所以马克思问道：“一旦维护特殊利益的等级代表会议真的被赋予立法的使命，究竟能从它那里期待什么。”马克思认为参与立法的等级代表只代表自身等级的利益，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代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这体现了社会现实中应有和现有之间的矛盾，让农民群众深陷贫困之中。这是一个充满冲突与对立的过程，那么底层农民群众的利益怎样才能获得承认呢?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促进承认。
最后，这一时期，马克思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在对英国历史的研究中看到了来自底层群众的伟大、磅礴力量。他指出：“英国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查理一世就是由于来自下面的神的灵感才走上断头台的。”“下面的神”指的是底层群众。受西方传统的影响，马克思早期思考的原点是个人，在“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这一阶段以个人为主，但改写英国历史的底层贫困群众使马克思看到了群众联合的力量，后面他沿着这条“下面的神的灵感”之路寻找创造历史的行动者。
(二)从现实的人到创造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主体在莱茵报时期是现实的人，此后开始从现实的人转变为创造历史的主体。首先，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要成为批判的物质力量必须要掌握彻底的理论，群众必须有理论武器。群众承担现实苦难，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帮助群众找到改变现实的力量。那么改变现实的力量在哪里呢?为了解决这苦恼的疑问，马克思根据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选择，首先从思想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强调理论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要从理论上武装群众，使群众获得思想“批判的武器”,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够说服人[ad hominem]”。在这里，马克思将“人”和“群众”的概念同用，都指向人数众多的群体，认为群众能够成为批判的物质力量，其基础是要有彻底的理论。
其次，马克思认为革命由人民群众担任解放者，社会等级解体形成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先高度赞扬法国人民群众，认为它并不是代表私人利益的特殊阶级，它代表了整个法国社会的需要，法国革命由人民群众担任解放者。接着，马克思分析德国革命的力量时深刻指出德国解放“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里清晰地表明革命的主体是各个上层等级解体形成的阶级，这个阶级中的每个人都遭受了普遍的苦难，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指出“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无产阶级的革命具有彻底性，因为“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其他阶级有众多利益需要现存制度保护，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是社会解体的结果，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特殊利益需要保护，因而最具革命性。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即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建立在其他一切社会领域里的人获得恢复和解放的基础之上。
再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群众主体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认为群众是中间等级解体向下分化出来的那群人，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人工制造和自发产生的贫民，还包括农奴。欧洲农奴与中国小农不同，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在封建领主的强力控制下其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由于农村存在村社经济组织，农民反抗运动能够兴起。马克思认为被压迫阶级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人为不断制造的。无产阶级是建构无压迫和无剥削社会的历史主体，因为他们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无产阶级包括人为制造的贫民，即中间等级解体的群众、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农奴。马克思强调群众的主体是从市民社会中间等级向下分化出来的那群人,无产阶级并不等同于群众，中间等级解体的群众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群众的主体是因资本主义发展无法避免地从市民社会的中间等级里急剧解体出来的大众，其特征是人与人的分离，是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群体。
最后，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关注的群众主体再次发生转变，这一主体已不是个人，而是创造历史的联合主体。他批判鲍威尔的伙伴埃德加认为工人自私自利、没有合作思维的观点时，提出工人事实上已成立了各种联合会。在这个组织中，工人对联合行动产生的巨大力量已有了深刻的认知。马克思说：“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在这里，马克思已将关注的群众主体聚于资本主义工场中的工人，这一主体不是个人，而是联合主体。大工业使工人聚集在工厂，工资成为工人群众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工人群众组织了联合会，在联合会中降低工人彼此的竞争、发挥联合的力量形成工人群众的社会关系，进而共同行动和罢工。工人意识到要摆脱自己实际受控制和受屈辱的困境，不能依靠鲍威尔主张的“纯粹的思维”,而是要行动。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性，即工人群众，工人在生活中的状态，并不是概念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工人在存在和生活中需享有人之为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他认为批判的批判主张的社会主义脱离群众，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要获得群众的支持。同时，马克思指出：“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由群众来创造，这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认为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应该指向实践、经验活动和群众利益，这样的历史活动会真正创造历史。他批判了青年黑格派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仅是“一种思想”而否定群众实践和利益的观点。
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进行逻辑分析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思想里的群众主体不是绝对不变的，在不同的文本里存在差别，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变化。这是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现实问题的思考反映，体现了其思想理论的迅速成长和转变。若是认为群众主体是绝对的和抽象不变的，则必然把实际的群众主体作为批判的群众主体了。它的逻辑变化路线是从抽象的人—现实的人(贫民、大众)—历史的创造者，而在从现实的人上升为历史的创造者的过程中，群众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联合主体，并且呈现出嵌套的结构，不是简单地剥离为一个阶级或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在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文本中已有清晰的体现。
三、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客体逻辑
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生成贯穿在他不懈追求人类解放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在它早期形成的逻辑中显现出明显的客体变化。客体指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中的认识对象。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展现的客体逻辑是从人的命运到现实社会里群众的权利再到群众的社会革命。
(一)从人的命运到群众的权利
第一，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客体始于“人的命运”,即人能够为改变命运做抗争。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源于他在中学时代树立的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伟大志向。大学时期他创作了《幽灵》《转变》等诗歌表达了对腐朽旧势力的反抗。沿着这条思想道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关注人的命运。马克思在其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讲到：“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马克思认同偏斜被应用到意识当中去，并且认为偏斜正是原子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这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萌发，为改变命运做抗争。马克思说：“正像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中，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以表述的地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马克思充分肯定伊壁鸠鲁哲学关于人摆脱命运束缚及其局限性的思想，人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主体，而不是神。人能够通过张扬主体性而释放蕴含在人体中的巨大能量，与旧社会抗争，创造新世界。
第二，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客体从“人的命运”转变到群众的权利，因群众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不到保障。马克思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为《莱茵报》写稿并担任主编。工作中，他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其关注的主体转向了现实中的人，关注的客体随之转向了现实中的人的物质利益——群众的权利。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公开维护群众出版自由的权利。他说：“每个人都在学习写作和阅读，同样，每个人也应当有权利写作和阅读。”权利使人成其为人，每个现实的人都有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写作、阅读和出版。这些基本权利创造主体的精神力量，为人类社会贡献不竭的精神财富。但当时的现实是省议会出台法律反对出版自由，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受到极大限制。不久马克思又为底层穷苦群众维护习惯权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指出：“贫民的习惯法的内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状态。”马克思认为，贵族的习惯权利并不合理，贫民的习惯权利是合法的，它的不足是还没有被法律从形式上确定下来。进一步，马克思更深刻地看到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群众仅仅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他们被统治阶级完全忽略，甚至在国家里找不到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
第三，马克思揭示了群众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不是把人和人相互联结，而是将人与人分离。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是造成穷苦群众悲惨生活的重要因素，封建专制制度里的群众被压迫、被轻视，“不成其为人”。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有地位吗?群众的权利是否得到充分尊重?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揭示。他说：“所谓的人权，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的droits de l'homme[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认为市民是居于社会中上层的资产阶级，他们强调利己的权利，群众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公民，这一群体的权利与资产阶级的权利相分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由法律来维护，法律是各阶级博弈的结果，不穷尽所有对人有害的边界，更不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将无产者群众作为平等的对象来对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只强调私人利益，是被看作狭隘的、孤立的、封闭在自身之中的单子。这一社会讲的人权不是把人和人相互联结，而是将人相互分离。虽然资产阶级强调人的独立性，但这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因对物的占有而实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以物的占有为前提，不占有某物则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深邃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的真实解放，仍存在物对人的控制，远没有达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高度。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解放只是群众在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仍不平等。国家、法律、宗教等上层建筑为资产阶级的压迫服务，而不是为被压迫的底层群众服务。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等级和特权，但是并没有消灭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
(二)从群众的权利到群众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通过对现存所有社会制度里群众权利的分析，发现受苦难的劳动群众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没有摆脱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命运。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数量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群众的问题，相反，剥削、压迫程度却加深了。所以，马克思要给受苦难的群众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按丛林法则运行的“动物世界”,而是使人成为“类存在物”的人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现实的存在，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均是工人群众具体而实际的异化产物。马克思认为，在精神和肉体上如此贫困的群众，必然能够参与社会革命，因为社会革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经济制度上的革命，消除财产私有制。因而，《莱茵报》时期以后，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客体又发生了转变，从群众的权利转变到群众的社会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马克思关注群众的批判力量。他认为进行社会革命需要现实的物质力量，需要将思想武器转变为批判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进而思考群众的批判力量从何而来。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时反对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因为后者认为所有的问题是在观念上，只要观念上的革命能够展开，现实的问题也会发生变革。马克思批判鲍威尔，认为批判的武器虽在观念上展开批判，但它不能代替现实中由武器的批判展开的社会革命，前者为理论，后者为实践，二者并不割裂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体两面。仅做书斋学术上的批判而不服务现实中群众进行的武器批判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指出代表精神力量的理论被群众掌握后也能转变为物质力量。为什么能转化呢?因为群众是革命物质力量的承担者，群众掌握革命理论能生成群众的革命主体性，“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群众需要掌握革命的方法去彻底发挥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是群众社会革命的核心力量。
其次，马克思认为群众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掌握思想武器，还需具备革命的现实条件。他在《神圣家族》里进一步分析群众社会革命能否成功的现实条件。“如果说这场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并不是因为群众对革命‘怀有热情’和表示‘关注’,而是因为人数众多的、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那部分群众认为，在革命的原则中并没有体现他们的现实利益，并没有体现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第一，马克思认为群众的社会革命必须由多数人参加，不能是“有限的群众”。代表伟大历史的活动都必须合乎社会的发展，必须由多数人参加，那些仅由少数人组成，不包括全体民众在内的活动是“不合时宜的”。第二，马克思揭示了群众的社会革命必须体现群众的利益和革命原则这一客观规律。群众的社会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革命的诉求是否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实际利益，能否把无产阶级的无压迫和无剥削的原则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唤起群众关注革命，产生对革命的热情，发挥出群众的主体性。而一旦唤醒了群众就需要联合群众的力量，促使革命取得成功。在这里马克思提倡将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将二者看作同一件事情，反对空论家的姿态，倡导我们的工作是“联合起来力量的事业”。但具体怎样联合?联合群众的方法是什么?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群众的社会革命的敌人以及如何反对敌人。他认为可以通过革命不断地锻造群众的主体性，消除产生敌人的主体原因从而达到消灭敌人的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发动的社会革命有它的敌人，这个敌人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他人或他物，而是群众自身的产物，即由群众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和自我外化造成的。马克思认为：“在群众以外的进步之敌恰恰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和自我外化的产物。”他倾向于从革命主体自身出发研究敌人产生的原因，而不是就敌人研究敌人，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正如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研究犹太教时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这为群众认识社会革命的敌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在群众自我意识的内化世界中，克服自卑、建立自信是革命必须具备的非物质因素，如果缺乏就会外化为物质因素而产生敌人。那如何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呢?马克思认为：“因为群众的这些实际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必须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群众决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这些产物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群众不会把他们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以及贫困、低贱仅仅看作抽象的意识的反映，因为它确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不能通过纯粹的思辨活动达到现实的批判，而是要实践、斗争。在实践过程中，通过革命的不断锻造，群众的主体性得以建立，群众认识到自身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只有建立自信，消除产生敌人的主体原因才能实现消灭敌人的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的客体逻辑是从人的命运生发出对群众的现实权利的关注，进而为实现群众的现实权利而进行群众的社会革命。而在群众的社会革命这一语境客体中，马克思主要围绕群众革命的物质力量、群众革命成功的条件及群众革命的抽象敌人进行了理论探讨。
四、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逻辑的认识价值
马克思早期的群众观是逐渐生成的，体现了马克思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思想认识路径，是他亲身考察社会生活实践，并结合历史研究，批判黑格尔、鲍威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所形成的理论。马克思早期群众观文本主体逻辑是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贫民、大众)再到历史的创造者，客体逻辑是从人的命运到现实社会里群众的权利再到群众的社会革命。综合主体逻辑和客体逻辑，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体现为马克思从关注抽象的人的命运出发，充分认识人的主体意义，转向深刻洞察现实社会，关注群众的权利，继而认识群众获得自身权利必须采取改变现实的行动即群众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使群众现实地生成主体性，自为地锻造成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主体不是个人，而是联合主体。正因为有了这一早期群众观的逻辑，通过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群众的社会革命根本变革群众的世界，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就成为了马克思理论的初心追求和基本理论旨趣。但是，这一时期关于群众社会革命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其中纯粹抽象的逻辑思辨较重，对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探讨还需要深入、系统地科学论证和分析。所以，在完成《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哲学和经济领域继续研究，并于第二年秋两人再度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群众的社会革命提供必要的科学理论武器和思想指引。因此，认识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以下重要价值。
(一)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这一逻辑体现了马克思“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认识转变过程，体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从马克思早期群众观的文本逻辑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群众观诞生于他所处的西欧社会，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中产生，它的批判力量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列宁的革命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和穷人关怀旨向。列宁早期曾坚持认为恐怖手段是有效的政治斗争方法。后来他对伏尔加河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后撰写了《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对波斯特尼柯夫关于南俄农民经济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农民内部已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农是中间不稳定的阶层。列宁在农民问题上与社会革命党的民粹主义者发生分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批判民粹派，并在文中否定了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认为革命斗争需要无产阶级。大量的实践活动使列宁逐渐深刻认识到仅靠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很难进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是必须把群众动员起来。所以在《怎么办》中，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要成为组织群众的政党。
毛泽东早期也有类似的思想转变。他放弃鲁迅等人主张的传统社会道德批判，从这种有些空洞的论调转到社会现实中的群众大联合。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宣言里认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主张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去改造国家和社会。他批判当时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有了思想观念上的调整，毛泽东从道德理论批判转向批判现实中的群众，认为必须在革命过程中改造群众的思想，通过革命实践去推进社会改造。他批评群众迷信鬼神、命运和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提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对无产阶级的“敌”和“友”作了细致、清晰的分析，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深化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随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组织起来”,号召农民群众造成农村大革命。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认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政权于一体的新型革命组织。实质上，这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思想逻辑的产物，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群众社会革命思想脉络发展的实践哲学。
(二)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用群众的社会革命去解放人类，创造无压迫、无剥削的新世界，强调群众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力量。经过早期艰难的思想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现实的人”不是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说明人民群众的主体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而是伴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分工，有“一种必然的联合”,面对资本残酷剥削，他们不能仅作为个人而需要作为无产阶级的成员处于共同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群众的物质利益“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这深刻指出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联合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必备前提条件。
在联合的逻辑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群众观思想，强调群众主导的社会革命的组织性，而不是自发性。他回答群众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问题时认为，要有强有力的党组织，特别注重党的集中领导。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在马克思、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他将群众社会革命的组织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的国家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这些是群众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群众观与经济发展相联系，领导教育农民群众改变分散的农业经济，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农业集体化，走农业社会化道路，巩固社会主义。毛泽东同时注重群众观与领导干部培养紧密结合，主张领导干部在基层实践中与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为人民服务，培养“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思想领域，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我国实际情况不断结合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并根据新时代发展需要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共创美好未来。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实践中的不断传承与创新。
：吕娟萍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01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