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紧接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发生的。
一九三〇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揭发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停止了执行立三路线这是对的。但是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彻底清算，没有挖掉其根源，使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左”倾政策继续存在和发展。这样，就给了王明一伙以可乘之机。
王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搞反党宗派集团，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一九三〇年王明一伙回国后，拒绝党分配的工作，大肆进行以夺取中央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挂着“国际路线”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到处招摇撞骗，吓唬别人。
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胡说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攻击“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以“改造领导”、“改造中央”。
就是这样，王明一伙通过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并以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为政治纲领，提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统治。这次错误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王明上台不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寇的侵略，民族危机加深，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我党领导下，一个波澜壮阔的抗日反蒋运动，迅速兴起。在东北，广大人民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义勇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和抗议示威游行。
一九二七年附和了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改变其政治态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障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国民党的军队中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
在革命人民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南京卖国政府的反动统治在动摇中。但这些有利于革命的形势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了。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根本不懂。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只凭他唯心主义先验论那一套，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王明一伙根本反对毛主席关于革命性质的英明论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片面夸大了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强调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并列起来；强调“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企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观点。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好比“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戳穿了王明充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吹鼓手的面目。
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王明一伙根本无视中国革命中敌强我弱的事实，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在红军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后，王明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在“加速崩溃”，“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了。叫嚷“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于是他提出一条所谓“进攻路线”，公然要求全党准备决战。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早就指出过，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有些人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在这种估量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毛主席驳斥王明一伙的所谓“进攻路线”严正指出：“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
在阶级关系和革命策略上，王明一伙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不调查不研究。他们在口头上说要联合基本农民，在实际上又错误地提出反对“农民的特殊革命性”，否认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他们否认“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推行政治上经济上许多过左政策。
他们把反革命看成铁板一块，否认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可能和必要，拒绝毛主席提出的广泛地联合要求抗日反蒋的政治力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主张。
特别是反对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蔡廷锴联合。王明认为，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总之，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他们还机械地照搬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世界的对立”的公式，认为日本进攻东北，是帝国主义联合武装进攻苏联的序幕，因而离题万里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口号。结果，孤立了无产阶级，使党丧失了有利时机。而蒋介石却勾结其他反动势力，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攻。
毛主席在批判王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谬论时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深刻地揭露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一伙仍然醉心于“城市中心论”。他们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而在白区工作中，则强令少数党员和群众，经常地、无条件地举行政治罢工、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乃至城市武装起义。狂叫“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大搞冒险主义。
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彻底驳斥了王明之流的机会主义谬论。
在军事路线上，王明一伙提出一整套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相对立的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他们污蔑中国“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工农红军”，攻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取消红军的党委制，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大反所谓“游击主义”，要求“正规化”，照搬苏联红军的一套；他们否定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王明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作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为了推行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王明一伙在组织路线上，大搞“以我为核心”的宗派主义，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派出“钦差大臣”，打着“反右倾”，“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篡夺各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对当时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毛泽覃等同志，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相继剥夺了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在他们统治的四年中，毛主席在党中央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了。
一九三三年春，由于白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这样，就更使王明路线进一步在根据地中贯彻。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怕孤立，不怕撤职，敢于坚持正确路线，敢于反潮流，从王明上台时起，就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五月，毛主席驳斥了“左”倾分子关于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亲自率领东路军，接连攻克长汀、上杭、龙岩、漳州等广大地区，开辟了漳州地区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还经常深入群众，进行周密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抓典型，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坚持了正确路线。
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亲自领导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十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深刻地批判了土地革命中“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
这一期间，毛主席还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教育干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正确地领导了根据地建设，驳斥了王明一伙“战争时期搞经济建设就是右倾”的谬论，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一九三三年，由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因此，中央红军仍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基本上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特别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到一九三三年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先后发展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区及各地区共十五块革命根据地。
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王明一伙实行了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完全相反的错误方针。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了顶点。他们荒谬地宣称：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即是红色政权与国民党政权，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
因此，他们在战争初期，实行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等错误口号，冒险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受到挫折后，他们又立即灰心丧气，认为敌人的堡垒是无法打破的，因而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实行“短促突击”，和敌人拼消耗。就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吹捧和支持王明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主观臆造了一套消极防御的“短促突击”的战法，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结果，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逐渐缩小。
毛主席坚决反对王明一伙的错误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的协定。毛主席当即提出：应利用蒋介石抽兵去对付福建的机会，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堡垒线，进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南京、苏州、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心腹重地，迫使蒋介石回援，红军即可乘机一举粉碎敌人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这是扭转战局，转败为胜的英明决策。但“左”倾分子认为：福建事变不过是“反革命骗人的把戏”，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摧毁了福建政府，回过头来更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使我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一九三四年九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毛主席再次果断地提出，应把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但又为“左”倾分子所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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