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头子，是第一个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马克思主义在它诞生后的头半个世纪中，先后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
“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页），这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修正主义的集中代表。伯恩施坦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以“批评自由”和“发展”、“完成”、“改进”马克思主义为名，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否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鼓吹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
否定唯物史观，鼓吹“唯生产力”论；
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世长存；
否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通过议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变种，一个带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特点的机会主义派别。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其目的是要诱骗无产阶级屈从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工人运动走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道路，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完全是反科学的反革命理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页）
伯恩施坦主义在这个时候作为一种修正主义的国际思潮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时，欧美许多国家先后产生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一八八九年建立了第二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
长期的“和平”环境给第二国际各国党打上了合法主义的烙印。尤其是在第一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机会主义分子就迷信合法斗争，宣扬阶级合作与议会和平过渡，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发展环境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滋长的温床。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逼近，垄断资产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还侧重采取欺骗和改良的办法来麻痹无产阶级的斗志。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这种转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
垄断资产阶级还从他们掠夺得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政党的议会议员、工会官僚和熟练工人等，在工人队伍中培植一个工人贵族阶层。
这些人从世界观到生活方式都资产阶级化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88页）。
工人贵族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
由于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不断被抛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小生产者，也不断把资产阶级世界观带到工人政党中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总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产物，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有一个形成和暴露的过程。
爱德华·伯恩施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德国柏林，其父起初是白铁匠，后来当火车司机。一八六六年，伯恩施坦中学尚未毕业，就到银行当学徒，一八七一——一八七八年，他一直在柏林当银行职员。他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八七二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后，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的问题上，他鼓吹与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妥协，随后又成为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的信徒。
一八七八年十月，俾斯麦政府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德国党被迫转入地下。不久，伯恩施坦到瑞士的苏黎世，给德国党的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当秘书，协助其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和《政治经济文丛》。
一八七九年他和赫希柏格、施拉姆联名在“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抛出了一个向资产阶级全面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他们鼓吹绝对不应反对资产阶级，而应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工人政党“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主张放弃所谓“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这个“苏黎世三人团”的投降主义和反党活动当即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揭露了“三人团”的阴谋，无情地谴责了伯恩施坦等人抛弃阶级斗争学说、取消革命的观点，指出“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在伯恩施坦等人那里，“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0、373、374页）。
伯恩施坦受到这次打击之后，反党气焰暂时有所收敛。从一八八一年一月起，他担任了德国党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
一八八八年，伯恩施坦随该报从苏黎世迁往伦敦，在恩格斯的监督下继续从事该报的编辑工作，但这时他又醉心于英国费边主义（一八八四年，英国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善于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大将费边之名成立了费边社。他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激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采取温和缓进的办法，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市政机构，逐步把土地和产业资本转为社会所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追随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灭亡规律的学说发生怀疑。
一八九〇年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德国党取得合法地位后，伯恩施坦就开始发表一些文章，偷偷摸摸地散播通过议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便明目张胆地跳了出来，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修正”马克思主义。
在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他在德国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借口时代发生了变化，妄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一八九九年一月，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黑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简称“前提和任务”），集修正主义谬论之大成，使逐渐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系统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
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追随资产阶级教授，用康德的唯心主义代替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他声称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鼓吹“回到康德那里去”，诬蔑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胡说“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
他反对唯物辩证法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哲学基础，妄图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还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历史观。他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按照这个“理论”，阶级社会的发展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而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伯恩施坦胡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首先是近代生产的发展”，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性，就在于把社会变革单纯地解释为生产力的发展，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抹煞了阶级斗争和群众自觉的革命活动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直接对立的，也是他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用唯心主义观点把价值说成是“纯粹思维的构想”，进而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以必然爆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个矛盾更加激化，因此，经济危机就更加频繁，更加严重。而伯恩施坦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否认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否认生产日益过剩，工人日益贫困；他竭力美化各种垄断组织，说它可以起减少危机的作用，大力吹嘘“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胡说可以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
这样，伯恩施坦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趋于缓和而不是趋于尖锐，“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显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抹煞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
在政治学方面，伯恩施坦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狂热鼓吹阶级调和论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
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胡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诬蔑暴力革命是“无谓牺牲”，主张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属于较低的文化”和“政治上返祖现象”，是“恐怖的独裁政治”，叫嚷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为了给自己制造论据，伯恩施坦还竭力歪曲和攻击巴黎公社，否认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他把巴黎公社歪曲为蒲鲁东式的联邦和地方自治；恶毒攻击巴黎公社降低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创举是幼稚的原始民主制度的要求。
为了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还修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胡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基础消灭了，在先进国家中，阶级斗争已趋向温和，人类已进入一个用不着暴力革命的发展阶段。
伯恩施坦就是以这种阶级调和论以及他炮制的“唯生产力”论为依据，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对抗。
在伯恩施坦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从事一系列细小的改良运动，使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时候，用他另一篇黑文，即《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中的话来说，“统治者的宫殿”，“也就自然地崩溃了”，资本主义也就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了。
因此，他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用他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来说，就叫做“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事实上，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放弃政权，放弃剥削，放弃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伯恩施坦竭力兜售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骗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永远埋头生产，不问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流传万世，使社会主义永远不能实现。
伯恩施坦从否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他公开叫嚣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的党”、“和平的党”、“民族的党”。他公然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而且要避免“一切突变式的发展及其一切恐怖和破坏”。
伯恩施坦完全背党的纲领，放弃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的公式。
列宁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一部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投降书，它标志着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标志着修正主义的正式出笼。
在当时的德国，两年多时间内此书就重印了多次，一九〇〇年就有法译本在巴黎出版，随后又被译为英国、俄国、荷兰、瑞典、保加利亚、日本等国文字，在各国大肆抛售，这种“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页）。
此书的出版，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他们狂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驳倒”了；他们把伯恩施坦称为他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的“最前哨”、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
此书的出版，也立即得到隐藏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的大声喝采。他们都聚集在伯思施坦周围，以他为“中心”、“靠山”。从此，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思潮，开始被称为修正主义，叛徒伯恩施坦也就成了修正主义的祖师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一出笼，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头子米勒兰立即把伯恩施坦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页）。
他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部部长，协助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罢工，破坏工人运动。米勒兰之流无耻地把这种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说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伯恩施坦也出面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垂诞欲滴，跃跃欲试。接着，入阁事件又在英国、意大利陆续出现。
修正主义就这样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各国泛滥。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之流，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比索拉梯之流，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经济派、孟什维克，保加利亚的宽广派以及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等国的修正主义者都步伯恩施坦的后尘，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修正主义。
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各国的修正主义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4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泛滥给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严肃的战斗任务。无产阶级若不无情地揭露并战胜修正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因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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