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第七十一回，写宋江接连召开四次全体大会。这就是“庆功会”、“排座次”、“歃血誓盟”和“菊花之会”。为什么此时此刻，宋江紧锣密鼓，迫不及待地连开几个大会？这里面究竟包藏什么祸心？剖析一下宋江的这番作为，对于我们识别什么是投降派，是有益处的。
投降派打进革命队伍后，都有一个从“潜伏”到公开的过程。一旦有了“资本”，感到时机成熟，马上进行叛卖，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
宋江就是如此。这个混进梁山的地主阶级分子时时窥测方向，伺机而动。晁盖在时，他拉山头，搞分裂，夺兵权，架空晁盖。晁盖一死，他大权到手，立即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将农民起义军“共聚大义”、“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革命路线篡改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路线。
到了打青州，打大名，打东平，打东昌，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宋江觉得“政治资本”积累得差不多了，“求招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立即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展开紧张而频繁的叛卖活动。四个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如果说，在“庆功会”上，宋江当着一百〇八人的面借搞“罗天大醮”、超度亡灵为名，公然提出“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以便他能率众“尽忠报国，死而后已”；那末，“排座次”这个大会，则是宋江企图借“天意”来强行推行他的投降路线的一个更险恶的阴谋。
宋江精心策划、一手导演了一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的鬼把戏，以石碑上的“天文”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八个字，来“证明”他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来自“天命”，并在全体大会上强行通过，这表明宋江的投降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仅如此，宋江还借“天命”，在组织上大搞其鬼，借口所谓“天文”上写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名字为由，胡吹什么这是“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都已分定次序”。
这是什么样的“等级”和“次序”？请看：为首的是“天魁星呼保义宋江”。魁者，首领也。尊宋江为“魁”，就是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一笔抹杀了晁盖对于梁山的奠基作用，篡改梁山斗争历史，为宋江树碑立传。
再看，按照这个“等级”和“次序”，大地主卢俊义名列第二，实际上排挤了革命派吴用。从宋江起的前二十名中，紧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军官和政客就占十四、五名之多，在领导核心中，投降派占了绝对优势。这哪里是什么“天意”，分明是宋江假托“天命”，强行贯彻打击革命派，排除异己，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水浒》对于小说自开始至此这样一番情节安排，对于梁山一百〇八将这样一个座次排列和职务分工，是颇为自鸣得意的。因此，在写到第二次全体大会之后，按捺不住自我欣赏的心情，写了一篇洋洋三百余言的“赞语”，来吹嘘一番。
在这篇“赞语”中，拼命鼓吹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阶级调和论”竭力掩盖梁山上的阶级对立和路线对立，把一百〇八人说成“如念珠子个个连牵”，毫无区别。
特别是最后，陶醉之余，一语泄露了真意：“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原来，这样安排前半部小说的情节结构，蓄意让晁盖“归天及早”，让宋江篡得大权“把寨为头”，就是惟恐晁盖不死，会坚持“啸聚山林”、“托胆称王”，坏了大宋皇帝的天下，同时也堵塞了宋江“呼群保义”，早日“瞻依廊庙”的“忠义”之路。真是图穷匕首现，的反动用意，昭然若揭。
通过这次“排座次”的大会，“忠义堂”的大牌额正式立起来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也树起来了，山顶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也立起来了。
这一切，形象地表明宋江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在梁山占据了全面的统治地位。宋江至此还不放心，于是又策划了一个“歃血誓盟”的大会，妄图诱逼梁山农民起义军跟着他的投降路线走。
歃血，是一种立誓的仪式，发誓者用血涂口旁，表示不反悔。宋江利用农民起义军对“义”的模糊认识，用反动的“义气”做蒙汗药，麻醉起义军的斗志，束缚革命派的手脚。
在誓盟会上，宋江恶狠狠地对众头领说：“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真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大有谁反对投降就置谁于死地的架势，表现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目。
三次大会以后，宋江投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于是，就又挖空心思地安排了第四个大会，即“菊花之会”。为了扩大影响，通过此会全面推行投降路线，宋江下令“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论远近，都要招回寨来赴筵”。
在菊花会上，宋江假装赏菊赋诗，通过一首“满江红”的词，狂热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反动政治纲领，公然撕下了“起义者”的假面，露出了投降派的真相。
他忧心忡忡地叹息道：“头上尽教添白发”，一句话暴露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潜伏”在革命队伍内，迫不及待地要搞叛卖的内奸心理。
他一会儿假惺惺地表示：“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又耍开了这套“义”字的花招；一会儿笔锋一转，表示他真正的“中心愿”，是“平虏保民安国”，即当封建统治者的看家狗。
在这首词中，宋江还踌躇满志地想象他投降后的臭威风，什么“统豺虎，御边幅”，什么“号令明，军威肃”，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应该指出，宋江以“菊花会”的形式，来全面推行投降路线，手段是很卑鄙的。
他明明要采取一个严重的步骤，却偏偏装模作样，乘“众头领开怀痛饮”，“大吹大擂，语笑喧哗”之际，搞突然袭击，以便一手遮天，使革命派措手不及。
然而，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有投降，就必然有反投降。宋江假装“一时乘着酒兴”写出的那首“满江红”词，乐和还没有唱到底，革命派就有“反应”了。
武松对于宋江几次大会讲“招安”，早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又听到乐和唱这首“招安”词，立即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更是气得“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撷做粉碎”。
宋江一见，立刻凶相毕露，不顾“弟兄情”的歌唱声犹在耳，就恶狠狠地要将李逵“推去”，“斩讫报来”；并以杀鸡吓猴的恶劣手段，对武松软硬兼施，百般威吓。这充分证明，宋江这一套是有预谋的。“乘着酒兴”，佯装大醉，无非是一种欺诈革命派的手段而已。
值得深思的是：清朝反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这一刀不前不后，正斩在菊花会前。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金圣叹看来，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能容许招安。
其实，金圣叹主张的“征剿”和《水浒》主张的“招安”，只不过反映了反动地主阶级在如何扼杀农民革命问题上，到底使用哪把刀、哪根绳的方法分歧罢了。
从我们认识投降派的本质和他们投降的全过程来说，金圣叹砍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等重要情节，反而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
鲁迅先生批判金圣叹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
金圣叹的“昏庸”，在于他不懂得农民起义是斩不尽、杀不完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正是农民的起义和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金圣叹的“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水浒》的苦心，不懂得用“招安”对付农民起义，有时候比用“征剿”的手段更为阴险和毒辣。
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了无论是《水浒》的“软刀子”，还是金圣叹鼓吹的“硬刀子”，都不可能将农民革命的烈火彻底扑灭。一部人民革命的历史已经证实了、并将继续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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