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教育下背诵毛主席的39首诗词(当时只公开了39首)。光阴荏苒,30多年过去了,这些诗词仍然清新如昨。每每触景生情,这些诗词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其文学之美让我惊叹不已。今年7月,我终于驱车来到贵州的娄山关。站在山顶,“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诗句一遍遍激荡耳边。毛泽东,无疑是可媲美屈原、李白、杜甫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就是一个神,一个人间的神。
但是按照今天的“精英”培养的思路,毛泽东,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一个中专生,没有留过洋,没有在哈弗、剑桥一样的名校接受“系统训练”,更不懂什么“范式”,却为什么能在诗词、书法、历史、军事、哲学、社会学等领域能够取得泰山北斗一样的傲岸成就?令世界无数的学者、百姓在他逝世30年后,蓦然回首,仍然高山仰止、奉为圭臬、为之折腰。如果谁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敬的温总理最近在接见6个大学校长时提出的疑惑可能就有满意的解释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研读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在反复的阅读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一点认识。
《寻乌调查》是一篇非常彻底的调查报告。全文分为5个部分,篇幅7万余字。这篇调查报告的完成方法类似用倍数不断加大的“放大镜”(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的读后感)来观察当时的寻乌,直到最后将该地区各种非常具体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观察、记录得毫厘不差。这种系统、详尽的调查方法在过去一个世纪,或许只有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可以媲美。而其他20世纪的风流人物,无论是政客的蒋、李辈,还是大师的梁、晏辈均无类似的文献,更不用说今天经济学界的吴、厉辈。或许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对中国的农村地区做深入调查的必要性、重要性。而毛泽东却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做到了。这就是他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成为“神”的原因之一。1918年,26岁的毛泽东在给朋友的诗中写到“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兼余子”。毛泽东的逻辑非常清晰: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的农村进行认真的调查。调查越深入,认识就越正确,“改造”就越成功。调查,成为鉴别真、假学问的标准。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另外一篇著名的文献《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一生不怕鬼、不信邪,但信奉这个简单、朴素的道理。他正是不断通过自觉的调查,而不是抄袭书本发现了中国的问题和革命的逻辑。从而形成了影响世界的“毛泽东思想”。但是,7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却刻意回避、边缘调查,而用所谓的“范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正确的路径。结果,学霸横行,坐在办公室里面杜撰出来的符合“范式”的各种学术论文越来越多,汗牛充栋,但距离中国的现实却越来越远。
由此观之,毛泽东认识之精到、智慧之深邃,与当代“精英”比,确有鹏雀之别。
《寻乌调查》的文风也耐人寻味。这篇调查报告全然没有现代社会学、经济学的规范,完全是在用最通俗的、即使是文盲的农民都能够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记录调查成果。通篇干净得甚至一句信手拈来的评语都没有。这是毛泽东水平低、不懂学术规范吗?显然不是。1930年时,37岁的毛泽东早已熟读中国的24史和国外的很多著名的文献,对各种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的术语、范畴、范式应该知道很多。并且,以毛泽东能够填写《沁园春.长沙》的文学功力,写一篇为学术界俯首的华丽文章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显然在刻意不这样做,并不屑于这样做。这种不讨好学术界的做学问的思想在延安整风时的著名文献《反对党八股》中有完整表述。观7万字的《寻乌调查》,行文精练、流畅,数据详实、干净,结构清晰、有力,文字通俗、坦白。有的地方甚至在直接引用当地的方言。纵览之,犹如一幅30年代的寻乌的“清明上河图”缓缓展现眼前,令人拍案。大象无形,这才是真正的功力之作!毛作这样的平实的调查报告显然不是要给费、梁、晏等大学者看、得到他们的首肯,而是要给党内的干部、士兵和农民看。如此,才能推动土改的胜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学问是要让民众来检验、让历史来检验、让实践检验,而非闭门造车、自娱自乐。
反观今日各种“范式”文章,各种刻意泊来的术语、模型从序言一直堆砌到结语,故意让人看不懂,以显示其高深。但让同行、更不用说其他人都看不懂的社会科学的文章又怎么能致用呢?
“毁誉于今判伪真”。
《寻乌调查》,让我们窥见了毛泽东从普通人到神的一个必然的逻辑,一个云中的路径。它“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相信500年以后,当无数的“范式”文章灰飞烟灭以后,《寻乌调查》,还将以人类的丰碑而存在。因为它全面、客观地记录了一个历史的寻乌,一个1930年的寻乌,一个“化石”的寻乌。一切真理都在其中,不言而喻、不辩而明。
谨以此文纪念真正的学术大师毛泽东诞生113年。
(2006-12-26 晚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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