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智慧略论
国人多有自卑心态，不相信自己。从不相信自己的产品，不相信自己的知识，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到不相信自己的文化，最后到否定一切。买产品，唯洋是从，哪怕是下三烂国家的；做学问，不相信自己的语言，唯外文是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唯国外理论是从；做研发，唯老外是听，总要那别人的做参照系而不敢完全相信自己对事实的判断；讲文化习俗，则唯国外是好，而不顾老外其实也是有“好多种”，一并拿来，造就了多少香蕉人，最后连本为中华末流的日、韩“文化”竟也成了“哈”的对象……
末了，既然文化的信念都动摇了，只好相信：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相信了，更不要说中国这群人组成的国家了！这样的人组成的国家能有什么智慧呢，连脑子都没有了啊。
所以，不奇怪，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们，说：中国缺乏集体智慧，并且从文化和历史的碎片中寻找没有集体智慧的原因。其心也殷勤，其用意也可敬佩，但其论点不能苟同。
什么是集体智慧？就是寻找集体出路的能力，以及现实中所采取的方法．说白了，就是在世界民族舞台上这群人怎么活，活得如何，以及以后会如何．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谁掌握决策权，以及这种权力代表谁？由谁来掌握政权，决定于这个国家历史形成的内部利益结构，也就是说，内部有什么样的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怎样来在政权中实现自己的意志．至于权力代表谁，则取决于各种利益团体的斗争结果，也取决与外部的利益如何在这个国家怎么表达，比如外商在国内的地位问题和他们游说我们的政府．
因此，在这里，制定国家政策和策略的机制比结果要重要。而机制的形成与其说是政府主动的行为，还不如说是历史上各种利益较量的结果。新中国是农民和工人与三座大山较量的果实，但新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宋代开始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社会结构过于简单，利益过于分散而导致某种程度的平均，从而造成政府似乎代表一切，而实际上能代表的不多。这是从宋代以后中国一家族为核心的贵族没落开始的。
此前的社会贵族往往就是动员和集中一方力量的利益代言人和主要受益者，其利益和其旗下的普通老百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中央政府往往是贵族为本集团争取更多生存空间的地方，因此皇族有两个身份：普通的贵族以及所有贵族的代言人和调节人。这样，贵族以及他们和皇族共同形成的官僚体系，就构成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骨干与精华，这是他们的客观作用。他们的利益，与这个国家的利益直接关联，他们内部在竞争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其小范围群体的利益的过程中，其副产品也就是这个民族的利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的力量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与家能合为一个词，正从根本上说明了这种贵族的“大家”联合而成为民族的“国家”这一要义。
而当贵族消失以后，中国的皇族、官僚体系马上就和最广大的普通百姓对立起来，中间缺乏良好的过渡与缓冲，更缺乏有效的地方组织。而工商业在中国面临北方强敌的情况下，在没有取得政府权力主导的情况下，在没有成为社会财富主要创造者的情况下，还不能担当起组织地方资源、作为地方与中央中介和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责任，而只有政府来组织。因此，中国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小农群体以及在这之上的官僚治理机构，以及镶嵌在其中的小规模工商业的集合体。但政府因为没有地方代言人的左右与抗衡，因而在操作过程中不免偏颇，从皇帝本人开始，大多数政策操的目的往往不是为公而是为私，而此时的“私”又不能如以往贵族一般代表“一方之私”，遑论“一国之私”了。这种情形在明末、清末政府组织之涣散与无能之中表现尤为明显，也在这个阶段具体官员之行为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们谁都不能代表，只能代表生存的物欲和无边的贪欲。这是由帝国近八百年来的结构决定的，不是具体某个人的错误。
这种结构决定我们的政府没有强力的约束，决定他们有不用代表别人的能力和特权，决定他们的苟且以及政策的内向，决定我们的帝国的政策只能平庸而不可以有为。这就是明清两代有志之士的无奈之处，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可能提供新的视角和答案，也因为现实的社会结构与利益结构没有这种实际的需要，要求如何去改变。这是历史现实的选择，是保持那个时代不出大乱子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我们讨厌造成那种黑暗局面的原因而不把那种选择称之为“智慧”的话。
但是，现在，这个民族面临的一切都变了，而且由于现实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任何执政的团体都无法完全“不作为”，完全为“一己之私”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现实利益格局就知道了。
时下中国利益团体，或者说中国国内利益，大体有这几类：农民，工人，私营企业群体，国有或者集体以及相关的控股企业，政府，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外国投资者．军队目前不是很明确的利益主体． 其中，前四者因为体制的关系，其在政权中的利益表达不到位，而后三者则十分到位．军队的利益诉求在过去20年间基本被忽视。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一下。
农民的生存状态，90%和八百年前差不多，所差的就是生产工具革新了。但因为农民已经不是经济的主体，而且财富主要不是由农业创造，因此，农村即使出现了类似明、清中叶的情况，由农民造成的问题也不足以撼动整个社会。现实的情况是，农民的利益，因为过于分散，不能得到有效表达，在乡、村的小范围内，还上演着与几百年前一样的故事，故而，农业的问题，一是要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团体主动来解决，二是要使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从而跳出八百年来的怪圈，跳出利益分散，资源不能集中而造成的体制性衰落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的圈子。
其次是工人，工人，现实中是企业的附庸，不论企业是什么体制。因此，企业，或者说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形成的产业集团，构成利益机构中的主体。企业的利益某种程度代表着工人的利益，而产业利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则代表着大多数这个产业内企业的利益，我国某个产业在全球中的地位以及利益诉求，实际上就是国家利益。这样，国家的产业政策就成了焦点。而产业政策如何，则取决于各种所有制下企业在政权中的动员能力。因此，工人、以中国为母体的企业（私营企业、集体、国有以及相关的控股企业）的利益是统一的，企业的诉求代表着其身后工人的某种诉求（虽然主观上不一定这样）。因此，政权，或者说政府官员，其行为就变成了利益诉求者的代理人行为。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挣扎或者说拼搏，自然要求政府有所作为，而这种要求层层积累，就会变成这个国家发展的切实路径与政策。
比较复杂一点的团体是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外国投资者。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的利益属性由具体的人员为谁工作决定。虽然社会增加值这一部分的关键性技术、理论以及操作都由他们中的一些人造端，但他们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为什么利益主题服务，他们就和谁同路。国外投资者目前是最强势的团体，他们有其母国的政府为其开路，有国内的政策为其保障，有国人的崇洋观念为其助力，故此大行其道。但他们的利益根基不在中国，他们是随着利益来跟着利益走的幽灵。只可借其发展，而不可依仗。目前中国的最大问题，即来源于此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将中国人主导的产业推向全球的问题。其他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问题都发端于此。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作出根本性的抉择呢？这就是大智慧了，就是中国的集体智慧。
集体智慧么，就这样诞生了。他不是个人想如何的问题，不是政府愿不愿意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生存压力带来的问题，是每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大竞争中能以什么样的姿态和地位谋求其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国是取舍与方向，小到细民之衣食住行。
所以，中国的集体智慧，就是要明确：在全球竞争的今天，如何使中国内部的利益主体，不仅在国内享受相应的利益以及争取未来利益的权利，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取得相对的优势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智慧从来都是被逼迫出来的，智慧从来都不是道德教化能培育出来的，智慧从根本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活得如何，如何去活。所以，智慧不能冠以“缺乏”或者“富有”。要看有没有产生智慧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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