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还是西，中国民主走向何方？
首先必须记住：民主是在各种矛盾中谋求动态和谐的制度设计。这是民主的第一定律。没有矛盾，民主制度既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生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矛盾，民主制度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归于失败。因此，应该这样理解民主：矛盾是动力，民主是手段，和谐是目标。不可能离开民主的动力和目标来空谈民主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你愿意，也完全可以用数学函数的观点来理解民主：社会矛盾是自变量，民主制度是函数关系，社会和谐则是因变量。由于自变量是给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社会和谐是否达到最大化，完全取决于民主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
所以，中国最高决策层把政治改革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永恒主题之一，在任何时候都是受到中国决策层的特别强调的，但偏偏有人故作惊奇地摇曳而出曰：
——“快来看哪，中国要搞‘民主化’啦！”
我觉得，他们使用“民主化”这个词，无非是想设下一个恶意的语言陷阱，意在使人以为中国完全没有民主，所以需要民主来“化”。这还没有完，这些人更是以智囊高参自居，把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推到中国公众面前，声称这就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蓝本。
为什么要选择美国模式？他们的答案说穿了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美国的实践证明美国民主制度是有效的，所以适用于中国。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思维倒也算玄妙，让人不知从何驳起。但无论如何，正如前所述，民主制度必须根据现实社会矛盾，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达致最大限度的社会和谐。设若中国具有与美国完全相同的社会矛盾参数，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然是可以在中国产生与美国相同的效果。问题是：中美两国具有完全相同的国情吗？
在非常具体的现实社会矛盾面前，空谈某项民主制度的好坏是可笑的。民主制度作为政治体系的能量阀门，必须适应现实矛盾所输入的政治能量，并对之作出及时妥当的反应，进行合适的政策输出。不恰当的制度安排，要么是因为过于宽松而导致社会失控，要么是因为过于紧张而导致社会压抑。
恰当的民主制度安排，必须回到以社会矛盾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正道上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根据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矛盾形势来设计和布局。因此，在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时，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初衷是什么？
——中国的基本现实矛盾是什么？
——中国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士已经回答了：因为新兴社会阶层强烈要求参与政治。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何谓新兴社会阶层？如果它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外星人阶层，那么它原来一定是存在于现有社会阶层之中的，一直享受与其他人同样的政治权利。于是，“新兴社会阶层强烈要求参与政治”只可能表示“新兴社会阶层要求比旧有社会阶层更多的政治权利”，难道不是吗？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这些为数不多的“新兴社会阶层”凭什么要享有比其他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更多的政治权利？可以说，这种提法代表着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是根本上反民主的。真正的民主制度，是针对所有公民的制度安排；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是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服从于一个目标，就是让所有人参政议政，让多数人的意见成为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据。
对于第二个问题，请不要用“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和物质需要”之类的教条来敷衍。事实上，中国社会物质消耗的数量和生产的规模已经足够巨大，甚至可能正在逼近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的欲望是几乎无限的，要生产和消费多少才算够？显然，继续玩弄数量扩张必将导致经济社会全盘崩溃。“生产多少”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为谁生产”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分配不公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矛盾。至于腐败、特权等突出问题，不过是“分配不公”这株大树上的诸多根枝罢了。唯有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中国社会才可能获得长久稳定的基础。
对于第三个问题，不必做成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简单地说，社会和谐的要点就是领土统一、行政有效、社会安定、国防强大、价值观稳定。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行政、治安和价值观等几个方面。从行政效率来看，各级行政机构首先服从的是直接上级，最后才轮到中南海，“政令不出中南海”绝非夸张；从社会稳定来看，改革导致社会失稳的情况非常突出，社会秩序紊乱，不满情绪丛生，治安机构疲于奔波；从社会价值来看，由皇甫平等思想侏儒主导的“解放思想”运动直接导致了社会价值体系全盘解体，为腐败、黑社会和红灯区扫清了思想障碍，中国社会进入无信仰的道德真空时代。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和谐的前景是值得忧虑的。
因此，改进和完善中国的民主制度，要针对的受益群体必须是最广大的民众，要应对的基本社会矛盾是社会分配不公，要增进的和谐因素是加强中央权威、削弱地方诸侯，强化社会管理、改善社会治安，停止解放思想、重树主流价值。
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能够适应这些需要吗？
由于美国民主政治的多党制、分权、制衡和选举特色，我们无法相信它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相反，美国式的多党制将导致国家解体，使领土统一的理想成为泡影；分权将加剧地方与中央的对抗，必然使中央政府成为水月镜花，重蹈地方势力割据的民国盛世局面；制衡则会变成合法的派性游戏，最终消解一切提高行政效率的努力。对于这种局面，后人也许只好发一声浩叹曰：
——民主，百姓苦！
更重要的是，由于只准官员改革、不准百姓争论的缘故，三十年来民众已经积郁了对于社会不公等问题的巨大不满。如果贸然把美式民主设计硬加于中国社会，最直接的效应就是为社会不满情绪提供了公开表演的舞台，必然导致诸种愤怒情绪一朝爆发。且不说那些一心维护少数非法致富群体、视多数民众为草芥的“精英”官员在劫难逃，就连那些留意民心、顺应民利、促进民利的优秀干部也难免玉石皆焚！这虽然是美国政府乐见的结局，但肯定不是国人愿意看到的情势。
政治不是标准化考试，民主制度绝非只有区区几个标准选项。美国模式并不是中国的必然选项，中国人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作出自己的独特选择。
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使一切反映社会矛盾的信息能够及时输入政治决策体系，并确保政治决策体系对这些信息作出及时妥当的反应，从而使政府决策与民意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只要能够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民主制度采取什么形式其实并不重要！
英美诸国的民主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这一目标而设计的，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考虑得比较周全，但仍然存在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潜伏着政府专断决策的阴影。所以，美国民众一旦选举布什做总统，就无法反对和制止自己所不乐意的伊拉克战争。这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统计后发现的：在非大选年度，美国政府决策都有偏离民意的趋向。这说明一切政府都有成为利物坦的高度可能性。
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推进民主进程更为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均属至上而下产生，难免缺乏对基层的责任感，因此容易脱离群众；另一方面，反映民意的渠道又被党的干部所控制，于是宣传官员的政策理论水平直接决定着民意上达的水平，但同样是自上而下任命产生的宣传官员往往不具备采集和反映民意的动机和能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无法实现较高层次的与民主。“文革”就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在“文革”中，通过“群众造反”，各个层次官员被迫在批斗会上直接面对激烈的民意；通过“四大自由”，民意超越了官办的媒体，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历史证明，“文革”通过群众运动打倒干部，往往只是为了再次起用他们，打倒和“迫害”并不是最终目的，教育和改造才是根本诉求。虽然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指责“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夺权”，但它却无法证明老干部们终身把持领导权的正当性。
即使对毛公而言，“文革”都不是一项容易的决策。事实上，毛公一度为“文革”的方式方法而费尽思虑。据报道，他在韶山滴水洞闭关思索达半月之久，在稳定与动荡、自上而上与自下而上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使他感到如此棘手的，也许就是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他最终决定：与其让党平平安安地在群众不满情绪的“闷烧”中慢性衰朽下去，毋宁让它惊心动魄地在群众运动的暴风中获得永久生存能力。
毛公最终选择了动荡和自下而上，也开辟了一个饱受争论的话题。目前这个话题显然还远没有结束。特别在经历了产生出更多难缠问题的三十年改革之后，一些人开始挣脱教科书限定的视野，更加独立地思考那场对一些人来说确实是“浩劫”的群众运动，这无疑有助于从更加理性的角度还原“文革”真相，为中国的民主提供新的思路。
如果说“文革”是毛公在一党执政条件下，着眼于增进民主、防范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而作出的无奈选择，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无疑面临着更多更好的民主形式选项。
网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在如今这个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最为强有力的民意喉舌。正是由于有了网络，民众可以在BBS上相当自由地表达对于各类问题的看法。于是，民意可以通过网络而被反映，民怨可以通过网络而被抒缓，弊政可以通过网络而被指正，贪浊可以通过网络而被察知，善行可以通过网络而被彰扬……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它将是比老式选举和由精英把控的传统媒体更加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完全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式民主制度的基础。
如何利用网络构建新型民主？显然，最基本的环节是建立民意采集机制，这是新型民主制度的信息输入口。通过责成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当前民众最关心的话题和观点，使得决策者能够及时发现最要紧的社会问题，从而及时针对时弊修改政策，排除可能损害大局的重大隐患，这肯定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强化政务公开机制，一方面让民众知道他们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提高社会对于政府的满意度，另一方面使民众知道政府在做些什么，以提高社会对于政府工作的配合度。这两大机制使得政府在决策中能够有效保持与社会的交流沟通，保持快速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对于民主政治建设至关重要。
不独机制建设，理念建设也至关重要。态度决定一切，对于网络民意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民主理念。如果说信仰是一个无法客观度量的问题，那么各级干部至少必须表现出尊重民意的姿态。在这方面，胡温是楷模，足以坚定我们对于中国民主建设趋势的乐观预期。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认识到有必要表现出尊重民意的姿态，最近的事例是两位统战官员在“民企原罪”问题上的不当表态。他们的错误，不仅仅在于宣称“违宪事小，发财事大”之类的绿林言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把公民权踩于脚下，要求网民停止争论，以便让虚无飘渺的“历史”来验证“原罪”是否该被追究！祭着“不争论”的专横大旗，站在少数违法致富者的立场上狙击多数民众的政治意愿，这是跟民主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的荒唐做法，当事人应该反思！着眼于中国民主体系的发展，中国最高决策层应该建立官员的网络形象考核机制，将一切蔑视网络民意、抵制网络民意甚至反对网络民意的言行定义为“政治上不正确”的，对于网络形象恶劣的官员，则必须予以申诫甚至处分，以树立民众对于新政和民主的信心。
你是否信仰民主，并不取决于你是否会地高喊民主口号，而是取决于你对于社会矛盾的态度。若论喊口号，我家那只大鹦鹉绝对比你喊得更好。但它并不是民主主义者。只有能够平静面对和容许斗争，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斗争，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信仰者。
自从“五四”运动请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来，中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已经摸索了九十年。历史证明，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服从于统一、稳定、团结、协调的和谐社会目标，在不改变现有政治构架的前提下，以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点，在争论中求一致，在矛盾中求共进。这才是中国未来民主的唯一正确选项。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