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一股自由主义之风吹到中国，主张“藏富于民”思想的学者政客纷纷登台布道，引起了国家主义者的不满，左与右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议可以追索到我国历史的遥远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已经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治国理念的高度，其后的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上夹杂着围绕该问题进行的一些论辩。本文将围绕这个话题，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进行一个理论输理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早期的文化创建和社会组织方式。如果把成熟的国家制度当作人类文化进入发达阶段的标志的话，那么封建社会无疑是第一个发达阶段，而之前的时期可以称作人类文化的早期，即文化类型还没有被完全塑造和创建成功的阶段；西方的中世纪前夕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处于这个阶段。当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思潮迭起，文化流派争鸣，关于社会财富的归属原则问题必然成为争论的核心之一（当时争议的主要问题包括人性伦理，社会组织原则，财产关系的调节，政权的职责等），这个时期的斗争形势是塑造未来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化差异性的基本因素，当然也是影响未来社会财富分配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就牢固的被塑造起来：罗马帝国被消灭之后西方进入封建时代，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后来的日尔曼帝国的分裂，导致封建国家的实力和绝对权威受到挑战，形成了教会，国家，城堡三种权力主体，比如英国一直保留着议会机构以作为对王权的牵制，即使法国这样高度集权的国家也存在三级会议的形式，从本质上讲西方的封建时代具有典型的贵族特色，权利阶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平衡是这种体制的政治保障，这也是西方当时没有出现欧洲大一统帝国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先秦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并没有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气氛和政治权利分配的多元化；相反，由于秦王朝对全国的迅速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社会权力被高度集中到王朝政府手中，郡县制度和丞相职位的设立使中国的封建制度一开始就处于了相对发达阶段，而 “焚书坑儒”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文化排斥和冲突的程度，间接上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只能存在一派主流的文化思想，以供中央政府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这些因素都强烈地影响着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建立。
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格局与财富分配思想。秦朝的覆亡和汉朝的建立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盲动走向稳健的标志，汉朝统治者实行的修养生息政策借鉴了道家思想，对秦朝制度的继承体现了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而后来的“罢黜百家”又树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以一家为主体，吸收众家之长”的社会政策选择成为了大多数封建王朝都采取的治国准则，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面貌也就形成了，其权力结构与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基本确立起来，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它们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循环公式：武力统一国土——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势力（防止土地兼并）——政治衰落——地方割据和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地主阶级部分易人）——新的精英掌权和新王朝建立——武力统一国土。这个公式最少包含着这样几个关键问题：1、国家、地主、农民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权利搏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2、朝廷既要依靠地方地主维持统治，又要限制地方势力防止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3、地主阶级希望存在一个强大政权维护自己的利益，又担心政府实行不利于自己的政策；4、农民憎恨昏君和恶霸地主，又容易感恩于明君清官和开明绅士。5、结果是封建盛世一般出现在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的开明君主时期，而王朝一般亡于政治腐败导致的地方地主势力强大和军事割据的时期。
接着上面的结论，我们提出社会权利结构与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之间的关系问题；“藏富于民”（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民”不是占人口多数的人民，而是相对与国家而言的居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级）还是“藏富于国”的争议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没有中断过，而这场争论的背后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对立，两极分化与反分化的对立；二者之间的斗争态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秦朝时期具有典型的国家主义特征，地方地主的势力十分微弱，“藏富于国”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但国家的暴政直接引起了农民起义直到王朝被推翻。汉朝初期的政策即照顾到了地方地主的利益，又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取得了稳定政局的效果；但之后地方地主势力做大，他们不仅侵害了农民利益，也威胁了中央政府的利益，“藏富于民”思想受到挑战，汉武帝削藩政策的成功使“藏富于国”思想再一次成为主流。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导致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受到极大挑衅，后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局面进一步限制了“藏富于国”思想的推行，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实际上取得了主导地位，“石崇斗富”的典故充分说明了这样的现实。隋朝类似秦朝亡于暴政，而唐朝类似汉朝亡于地方势力强大和军事割据。“藏富于民”或“藏富于国”的争议之最显然的例子莫过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论辩，王安石从维持王朝统治稳定的角度主张削弱地方豪强的经济政治实力，制止土地兼并和社会两极分化，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而司马光代表着大官僚的利益主张保持当时的现状，最后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宣布了保守派的胜利，土地兼并的势头没有得到遏止，地方官僚地主做大做强预示着大宋王朝的“亡期”已经不远了。之后的元明两代无不亡于后期土地兼并现象引起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激烈矛盾，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助长了这一矛盾的积累与恶化，当中央政府的改革能力不能战胜地主势力时他们就必然勾结起来共享剥削成果，这时一个朝代的终结就成为了必然——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兴于开明专制，亡于腐败割据。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争论在循环交替中不断延续着，从秦朝和隋朝的暴政教训看，“藏富于民”思想似乎更合理，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和贮存；而其他朝代的历史又证明了“藏富于国”思想更有利于富国强兵，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里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又不容易被发现的隐含结论：地主阶级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必然具有自己的阶级特点，那就是尽力占有土地和剥削农民；而皇帝的个人素质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封建社会只能兴于开明专制，而灭亡的理由却是多样的；从国家民族兴衰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看，“藏富于国”思想更符合历史逻辑；也正是这种观念的强势确保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成熟和发达。
三、近代以来的世界趋势和中国选择。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欧洲逐渐步入后封建主义的时代，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小市民的经济地位上升，反对封建教会的思想禁锢，打破城邦的关税壁垒，破除国王的横征暴敛成为新兴阶级的主要任务。鉴于西方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相对不完善，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就比中国顺利的多，从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复兴起来，不仅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政治自由主义也得到迅速发展；到法国大革命结束时，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潮已经取得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十九世纪中期斯宾塞所作的《政府的作用范围》出版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潮的顶峰。在这种思潮的指导下西方国家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超过在此之前数千年人类所创造的财富，西方列强依靠强大的生产力和科技实力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活动，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西方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发展。
清末的中华帝国已是疾病缠身，面对强大的西洋对手，统治精英们不得不向敌人学习，开始放松了对民间资本的控制，同时自己也开始办理洋务，发展现代产业；从总体上看，当时的自由主义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仍旧处于隐蔽状态，封建集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口号，自由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自由主义很快被官僚资本主义所淹没，不仅没有实现革命的目标，还导致了军阀混战与地方割据。社会财富被集中到了官僚买办资本所有者和地主阶级的手中，“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对立一下子不那么清晰了，国家权力的腐化和自由剥削的结合导致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格局日益被固定下来。实践证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水土不服，西方依靠自由竞争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会在中国重演。
四、社会主义之后的左右之争。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起初是站在自由主义一边反对封建制度，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开始反对自由主义思想，转而支持国家干预和政府作为。凯恩斯经济社会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应用暂时缓和了自由主义的风头，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从中分化出来的左派人士并没有满意，左与右之争并没有消失；“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对立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左派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及其它社会职能，反对两极分化，要求提高普遍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右派主张放任民众的经济竞争活动，防止政府权力膨胀，反对高福利制度；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存在的所谓“左、右”之间的分野。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左倾主义的“藏富于国”思想被扭曲，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的国家干预主义被质疑，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成为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诋毁的时代最强音，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并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策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保证了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但接着进入了极左路线时期，国家政府统包一切，平均主义思想蔓延，“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政府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民众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者。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彻底战胜必然带来新的问题，民众的创造活力被压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特别是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受世界思想大潮的影响中国开始吸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精华为我所用，但矫枉过正——我国很快又陷入了极右思潮的陷阱，国家不仅取消了改革之前的大众社会福利，而且对经济行为的放任达到了极端，导致大量违法行为的发生；加上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的官商勾结和寻租行为，致使社会两极分化迅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内的左右两派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左派认为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是当今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该通过强化政府职能的方式来解决；而右派认为政治体制不健全导致的政府“不当干预”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应通过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发挥自由竞争的优势来解决——“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又起。
我国当前的左右之争本质就是“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从历史上看，二者都存在一些弊端，但如果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可以有所偏重和取舍的；不能否认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分裂是不健全的自由主义和不完善的国家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怪胎，有学者称之为“权利资本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左右之争是虚设的，主张既要限制政府的胡作非为，又要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增加民众的福利（这实际上取消了“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但从改革突破口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思考首先要做的工作，自由主义思想良性应用的前提是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主义积极效果的生产之基础是智慧和正义政府的建设，显然前者达标的难度远大于后者，而且后者的实现可以依靠少数人的努力，那么从可行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未来的政策取向应该更倾向于国家主义。
五、结语。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仍在进行，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藏富于民”必然导致财富集中到社会精英或贵族手中，而“藏富于国”可能带来暴政，也可能带来盛世。中国的文化决定了这样的结论，所以今后的抉择是显然的——改造政府，牵制政府，但绝对不能削弱甚至取消政府。政府的干预虽然不能必然导致社会正义，但失去了政府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马太效应”发生在自由状态，而不是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从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我们只能朝着建立开明政府的目标迈进。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