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王健民：在委内瑞拉发现中国危机
提要：委内瑞拉这个『油国』，贫富悬殊、贪污腐败、政商勾结严重。它过去长期在经济上采自由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上却坚持独裁统治，结果，社会被撕裂、扭曲。拉美化的危机，也是中国的危机。
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日前出访拉美五国，我作为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也是香港唯一一家随访的平面媒体记者，自己订机票、找酒店，追着曾庆红出访的波音七四七专机，在中南美和加勒比海周围转了一圈。除了对曾庆红出访活动的采访之外，也有机会对拉美国家进行实地的体验、观察和比较，有一些意外收获。
但从墨西哥、秘鲁，一直到牙买加，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委内瑞拉。就是这个目前与美国关系极度紧张的国家，让我认识了什么叫做『拉美化问题』。委内瑞拉是一个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极度丰富的国家，当年哥伦布第三次登陆美洲时，曾形容它是『人间天堂』，而现在一位当地华人也形容它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委内瑞拉以巨大储量的地下石油资源闻名于世，日产油量达三百多万桶，居全球五大产油国之列，汽油比水还便宜，两美元就可加满一小汽车油箱。
但就是这么一个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将近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只有两千五百万左右的国家，虽然号称人均收入逾四千美元，实际上贫富差距却非常巨大，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上。根据《今日美国报》的年度资料显示，全球前一百位的亿万富豪，委内瑞拉已经知道的就占了两位，一位是排名第五十五位、经营媒体业的西斯尼诺斯（Cisneros）及其家族，他拥有五十亿美元的财富。另一位是排名第七十二位、从事饮料啤酒业的三十七岁富豪门多萨(Corenzo Mendoza)，他拥有四十四亿美元的财富。
与如此巨额财富形成反差，大部分的委内瑞拉百姓却长期在社会贫困化边缘挣扎。在首都加拉加斯机场拉客的一位的士（出租车、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他每月收入只有不到六百美元，要养全家五口人。因此本来讲好从机场到市区酒店十五美元（一般是十三至十八美元）的车费，他可以『想办法』加价。当的士离开机场开上往市区的公路十分钟之后，他放慢车速，把车停到杂草丛生的路边，让我把酒店地址再给他看看，马上以夹杂西班牙语口音的英文表示：『这地方不在市区，是在另一个地方，必须要四十美元。』
这是明显的敲诈。我说：『这个酒店明明是在加拉加斯，而且我们上车前已经讲好价格，你不能这样。』他显然看出我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方已经没有退路，随即用很坚定的语气强调：『没有四十美元不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屈服。为保证安全，我装作很轻松继续与他聊天，告诉他我是记者，第二天将采访来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与查韦斯总统的会面。他马上表示，查韦斯是他的朋友，边说边拿出口袋里的钱包，一手扶方向盘，一手从钱包里找出一张名片，得意地递给我看。这是一张四边都磨得起毛的名片，原来是查韦斯在军中时的名片，背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查韦斯被认为是穷人的总统，当选总统之前曾经发动过军事政变未遂，坐过监狱，出狱之后组织政党竞选，一九九八年底当选总统，次年二月就职。零二年在一场未遂政变中被短暂扣留，后因『人民力量』的营救，终于大难不死，东山再起。查韦斯是民选的总统，又经过『全民公决』的背书，这点连美国人也不能质疑。但面对委内瑞拉的普遍贫困问题，面对官场越演越烈的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却是查韦斯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委内瑞拉『人民力量』无法解决的现实。
虽然查韦斯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招牌，与古巴的卡斯特罗称兄道弟，并打出委内瑞拉国父玻利瓦尔统一南美理想的『王牌』，连国家的货币都改称『玻利瓦尔』，但整个社会唯利是图、治安严重恶化，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形象，比如首都加拉加斯就有『罪恶之城』之称。在曾庆红下榻的Gran Melia 酒店，三楼西餐厅的自助午餐，食品不见得有什么特色，或是菜色比其他地方多，却收四十八美元一位，几乎是全世界最贵的自助午餐，令不知情的香港记者不得不付出冤枉钱。
如此宰客的『一锤子买卖』，在旅客离境时更表现的淋漓尽致。加拉加斯机场的离境税是全世界最高的，除了机场税之外，还有柜台税，一个人两样税总额折价达五十六美元。领完登机牌之后，出了海关和安检，进入候机厅之前，还要排长队检查所有证件和进出机票，再领一个登机卡，才可以放你走。据一位当地华人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多收钱，多设几道关卡，就多了几个索贿的机会，谁怕麻烦，给钱就可以了，尤其是那些想离国的委内瑞拉人。
除了如此盘剥之外，那些想发财的人连你行李里稍微值钱的东西也不放过。上了飞机之后，由于头顶行李柜已满，行李员主动来到机舱，把我的手提行李拿去寄舱。但当我到千里达（Trinidad ）的酒店之后打开手提箱，发现放在里面的手提电话和一个电动刮胡刀以及沿途买的一些小礼品都已经不翼而飞。为此，我打电话到委内瑞拉航空在当地的办事处，一位千里达小姐客气地告诉我：『你可以来作一个登记，但是......』她嘿嘿笑了两声，似乎在暗示我：登记了也没有用，类似的事情多着呢。
这就是典型的『穷则思变』，当富人有富人敛财的路子，官员有官员的手段时，穷人则有穷人的办法。但穷人的穷办法，再厉害也比不上官商圈钱的速度，结果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委内瑞拉、秘鲁和墨西哥，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富人的豪宅和庄园，但更多的是满山遍野的贫民窟。尤其是墨西哥城和加拉加斯周围的山坡上，都是梯田似的简易住宅，当夜幕降临，漫山的灯光闪烁，煞是好看，有点类似香港半山的夜景，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却象癞痢头上的疮疤，是这个社会两极分化的最生动写照。
这就是典型的『拉美化』现象。而中国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在墨西哥的一位中国学者向我透露，中国的『拉美化』问题近些年已经越来越引起北京高层的注意，比如近年来已经投下不少资源加大对『拉美化』问题的研究，包括逐年增派人马到拉美国家考察。但是，由于现实体制的顾虑，北京不少学者都把『拉美化』问题局限于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研究。
但事实上，『拉美化』问题的根源，是过去长期以来拉美大部分国家在经济制度上采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在政治体制上却坚持『军政府』统治的独裁专制，结果导致了更严重的政商勾结，利益输送，造成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不安。
尽管今天的不少拉美国家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如墨西哥、秘鲁、智利、阿根廷以及委内瑞拉等，都已经有了民选的总统，而且有『自由的』媒体，但由于长期的独裁专制统治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及时进行政治制度上的配套，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媒体的『药力』或许只是隔靴骚痒，所以『拉美化』问题实际上被认为已经是扩散了的晚期癌症，无药可医
。
同样的道理，当经济制度上渴望被承认是『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制度就类似当年拉美国家的『军政府』。因此，如果没有及时在政治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没有及时治疗政治结构上的病灶，中国将很难避免类似拉美国家今天需要面对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今天的中国，将可能成为明天的委内瑞拉或墨西哥。
中国慎防拉美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不久前承认，中国必须防止出现『拉美化』。因为这些年来，包括『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两极分化、阶层对立、利益冲突』等『拉美化』症状，实际上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他指出，中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而早在十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中国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零点四警戒线，二零零三年更达零点四六一，已经十分逼近拉美零点五二二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只有零点二八，他惊叹，在不到二十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之快，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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