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私有制的存在和扬弃，职业经理人
马克思认为Ｇ—Ｗ—Ｇ′这一运动即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这一错误论断显示了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因为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私有的货币所有者同时是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所以，Ｇ—Ｗ—Ｇ′这一运动就必然表现为私有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也和他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的限制。同样，我们也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关键在于货币Ｇ归谁所有，是在私人老板手里，还是在劳动者阶级手里，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在私人老板手里，Ｇ—Ｗ—Ｇ′这一运动的结果——剩余价值必然被私人老板无偿占有。在劳动者手里，Ｇ—Ｗ—Ｇ′这一运动的结果——剩余价值就属于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所有，Ｇ—Ｗ—Ｇ′这一运动也就必然表现为公有资本生产方式。
只是作为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才成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目的是谋求资本的无休止的增殖。[1]
在最初的私企里，资本所有者就是资本家（经营者），随着资本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随着分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的组织、管理工作日益专门化，资本所有者逐渐无力承担日益扩大、复杂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工作，资本生产的发展最终将资本所有者自身排挤出生产过程。终于在20世纪初，一场孕育已久的“经理革命”开始爆发，资本家的职能不再由资本的所有者，而由职业经理人来承担。
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不再是货币所有者而是雇佣的职员即职业经理人（如“总裁”、“董事长”、和时下很流行的“CEO”——首席执行官），于是，职业经理人就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者、管理者，而资本所有者则无所事事。现在，对于资本生产方式而言，私有制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多余。
这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辩证法不可避免地否定它自己。[2]职业经理人制度一方面使生产更加合理化、社会化；另一方面，把私有化弄成荒谬的东西。[3]由于所有权与经营职能的分离，资本所有者，以前曾经是那么重要的社会生产当事人，现在却成了无用的累赘，这就为将来由劳动者阶级对其实行剥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事实上，公有制和私有制并无天生的好坏之分，它的存在的必然性是由它是否适应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因此，判断所有制的好坏，不在于它姓“社”还是姓“资”，而在于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其具体实现形式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都必然要选择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那种生产方式。我们坚持公有制并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因为有利于或者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以此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所以，从根本上说，公有制的出现是资本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全面实行公有制度高度，但是很显然，现阶段生产资料的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已达到的一定发展程度为公有制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当然它的具体形式和实施范围取决于当前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水平。
一般说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但从生产力的具体表现来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领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是生产力具体存在的不平衡性。并且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循序渐进的，因而，就同一个社会来说，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较大的层次性，这就要求有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与其相适应。所以，私有制与公有制可以在同一社会的不同产业领域以各自适当的形式存在。正因为如此，在一定条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互相转化，在落后的小生产领域，私有制必将取代公有制，在生产力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领域，情形则相反。认识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正确对待现实中的所有制的变化，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出发，自觉地推动传统国企改革，选择适合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要求的所有制形式。从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资本生产的发展，私有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具体形态，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5]
现在，作为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职业经理人成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但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是自由劳动力，只不过与一般劳动力的社会生产职能不同。既是资本家又是无产者，“矛盾”，然而却又是事实。
现在，对于公有资本而言问题就是：谁是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即谁来作为人格化的公有资本执行职能。私有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这在资本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要建立国有资本，关键就在于资本家应该是职业经理人（他应以企业的利润、企业的积累和企业的发展为最高目标[6]），而不是什么党政干部、什么政企领导，他必须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国有资本委员会需要做的只是让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承担这一职能，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购买职业经理人时要以其经营管理能力为标准（企业的利润水平完全可以反映这一点），[7]二是如果发现其他更有能力的人选，必须能够适时地进行替换。我们的职业经理人和任何劳动力的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劳动力这个商品负责，如果他不想被其他经理人所排挤，他就必须提供一定质量的经营管理劳动。[8]三是经理人员要有足够的管理权，以发挥他们的经营才能，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其具体的投资决策和生产决策，如果政府企图指导职业经理人应如何为国有资本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那不仅是自寻烦恼的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事情，并且必定是无用或有害的。
作为国有资本的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同样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只不过他执行的是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因此，他的目的是谋求国有资本的无休止的增殖，也就是说，国有资本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不是为了消费和使用价值，而是剩余价值！另外，他的工资收入要高（相对于一般劳动力而言），要体现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价值。[9]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大企业学习，他们的资本家即使年薪千万也只是自身的劳动力价值的体现。[10]
职业经理人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教育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相应的经验，才能获得从事经营管理所需的复杂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所以，再生产这种劳动力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因而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劳动市场上，它应当获取较高的报酬。
当然，这种高级的复杂的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比一般劳动力要高得多。所以，这种劳动能力的价值必须支付给职业经理人并表现为极高的工资，这样就给职业经理人的发展提供了刺激。毫无疑问，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普通的工人仍有可能经过一定的学习培训和工作实践掌握经营管理能力，从而上升为职业经理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对抗的，在公有资本生产方式下，尽管工人不能直接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还是归工人阶级自己所有。所以，公有资本和工人阶级对立的结果却是公有资本和工人阶级的统一。
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产品属于私有资本，而不属于工人；在公有资本生产方式下，产品属于公有资本，并最终属于工人阶级自己所有。
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成为私人老板的合法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工人；而在公有资本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却属于工人阶级自己。
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私有资本家的财产。私有资本积累的更多，就能更多地积累。在公有资本生产方式下，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财产，公有资本积累的越多，同样能越多地积累。
资本的公有化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在这里，剥削和压迫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一起消亡。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所以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用来更快地积累公有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资本的积累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而生产力的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又满足了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因此，公有资本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尽管它与劳动者的局部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公有资本在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一切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体制。资本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同以前的计划经济相比，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有利于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11]
我们知道，资本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它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的历史任务是并且仅仅是把社会劳动生产力加以全面的发展，在没有彻底发挥出自己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以前，资本生产是不可能灭亡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也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消灭资本自身的物质手段。
公有资本的发展将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最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最可靠的保证。只有矛盾的发展和为矛盾的解决创造条件才是唯一现实的道路，资本公有制并没有解决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反它把资本生产推进到顶点并创造最终消灭资本的物质手段和条件。资本生产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家成了资本的化身。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Ｇ—Ｗ—Ｇ′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资本家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动轮。资本生产的发展使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资本家迫切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的事实，在资本家的主观目的上得到反映，这完全不是人类的固有倾向或本能，这种欲望是从他在一个特定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即资本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地位产生的。
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生产这个公式表达了资本家的历史使命。就历史而言，工人阶级的使命是生产剩余价值，而资本家的职能则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历史任务。
[1] “南方周末：谈了这么多，我忽然发现你所有的谈话都在围绕着一个关键点展开，那就是资本或者说财富的增值。你真的认为这一点对你这么重要？刘永行：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价值。我是一个企业家，追求资本增值是我的本分。”（见2001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资本家具有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2] 这是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度内所进行的自我扬弃。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结尾中说，所有权与经营职能的彻底分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表现。因为这种所有权与资本家职能的彻底分离，表明资产阶级作为所有者完全丧失了管理经济的职能而成为多余的阶级。
[3] MBO或私有化就是如此：如果资本所有者能直接经营管理企业，那么，根本就不会有MBO；如果资本所有者没有能力经营管理，而由职业经理人承担这一职能（这是国内外大中型企业的普遍情况），那么MBO就根本没有必要。实际上，两权分离之所以成为现代企业的一大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所有者并不总是优秀的经营者，即使一个天才的企业家也没法保证他的后代还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这样才产生了职业经理人。以韦尔奇为例：如果两权能合一，就根本不会有天才经营大师韦尔奇。况且，即使让他MBO，那么他是否有一个和他一样天才的子女更是未知的问题。如果聪明的韦尔奇不让子女，而是让职业经理人管理，那么这和现在的所有者聘用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区别？而且新的代理人是否也会来个MBO，从而把韦尔奇及其家族扫地出门呢？
[4]欧洲各国的国有企业比例相当高，像法国雷诺、德国大众都是国有企业。德、法、英、意四国联合拥有的空中客车，甚至是超国有企业。如果按照公（国）有制没人负责、效率低下的理论，空客应该是效率最低的公司，但事实上空客已经成为与波音并驾齐驱的巨头。所以，这些国有企业与否有足够的效率并不取决于它们是私有还是公有，而是取决于能否建立公有资本大生产，而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完全可以做到。所以，传统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建立资本生产后效率是不会低于私营企业的，新加坡、法国和德国的国有大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5] 范恒山也作过类似的论述，详见《所有制的改革：理论与方案》第321－322页。
[6]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就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还是那句老话：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其他的仅仅是手段而已。……我认为，企业经营是以产品作为一条主线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其基本宗旨就是开发更好的产品、生产更好的产品，以便开拓市场……获得更高的利润。”（见《南风窗》2001年第5期）。
[7] “在一种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而根据企业的实际利润水平或成本水平，与这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即可以使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换句话说，在存在由充分竞争产生的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包容了关于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利润率可以作为考核和监督企业经营的一种充分信息指标。”（摘自《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林毅夫、蔡昉、李周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林毅夫明确指出：“只要把单个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加以比较，就可对该企业经理的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摘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现在，国有资本委员会只须通过平均利润率这一为社会唯一承认的衡量标准就可以准确、恰当地评估出一个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业绩，当然，前提是国有资本实行自由竞争，否则无法形成一个可作为有效评价标准的平均利润率。
[8]竞争使职业经理人不能不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生产、更新设备、提高工艺水平和加强管理。竞争也决定了职业经理人积极进取、拼命向前，否则就会被排挤。
[9] 广州劳动管理协会正式公布了广州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关注的广州2001—2002年度外资企业薪酬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广州外企总经理的平均年薪为39.9万元，其中，最低年薪为20.6万元，最高年薪达154.7万元。（见2002年3月3日 《南方日报》）。
[10] 在365家主要的美国公司，总经理的平均薪金和奖金增加了39%，达到了1996年的23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但假如把经理层选择持股所得到的收益和其他报酬也算在内，经理层的平均所得增加了54%，达到了580万美元。在美国，总经理和工人之间的薪金差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1965年，总经理的平均薪金在工人的44倍左右，今天，总经理的平均薪金在工人的209倍左右(Business Week, April 21, 1997)。（摘自《中国与世界》1998年5月号）。
[11]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增加社会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看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生产的基础。资本生产无非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社会的发展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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