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
国企改革这么多年，并且有很多经济学家[1]研究过，却没有人能弄明白国企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改革本身并不复杂，关键是这些人热衷于西方经济学，抓不住改革的本质。只有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最锋利的手术刀却没有人能很好的用来对国企改革进行彻底的解剖。
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有可能超越某个发展阶段，但是，资本生产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因为资本生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即使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也不可以跨越这一历史阶段。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
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于我们现在的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资本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而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制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3]历史清楚地表明，即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生产的程度，这种生产方式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创造出作为“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4]。
目前国企的劳动者是从属或依附于生产资料并直接与之相结合，[5]因而，资本生产的起码基础还不具备，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劳动者相对立。旧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传统国企向公有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公有的资本形式即公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6]的转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自由劳动力。国企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开将是国有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也是目前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在林毅夫看来，国企难题是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不管什么样的公司治理，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不会有效。林毅夫认为，“尽管国企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也不一定会经营好，就像没有政策性负担的私企也不一定就能经营好一样，但如果国企改革不把政策性负担剥离掉，任何改革都无效，包括私有化在内”。“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那么我倒想问一句，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教授偏爱反复援引的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正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典型。有很多的统计分析表明，这些国企的效率并不比同行业、同等规模的私企差。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加坡的国企并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它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即劳动者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自由劳动力——也就是说是以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
而这恰恰是国企二十年改革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是传统国企改革的症结所在。正是由于劳动者隶属并依赖于生产资料依赖于政府，从而政府必须对国企和职工进行保护和补贴。如果不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开，不管这些国企怎么改，都必须由政府继续给与各种明的或暗的保护与补贴。一旦资本生产建立起来，国企管理起来就会非常容易。新加坡有五百多家国企，只有三家控股公司管理，每家10多个人。
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的国企及其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生产即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冗员该下岗，职工养老有社会保障体系，[7]总之是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战略性负担或社会性负担”。所以，只有建立资本生产即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才能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一旦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厂长经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升迁或者去留就由他们的经营业绩来决定，而不再取决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从而国家也就不再提供保护补贴或者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政企才能真正的分开，企业才能完全独立自主。
郎咸平认为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企的灵丹妙药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解决国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同样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郎曾说：“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是我发明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做得好，中国就做不好？”是的，中国就是做不好！！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传统的国企恰恰不是“企业”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是以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没有这个基础，什么“职业经理人的制度”什么“现代企业制度”统统都是空中楼阁！
郎咸平还认为：国企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是的，或许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的效率要比同样的私企高，但是改革前二十年和改革后二十年的历史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中国传统国有“企业”的效率是远远低于私营企业。
有些人企图把传统公有制（计划经济）理想化，闭眼不看消灭一切阻碍资本生产发展的旧制度的日益迫切的必要性，妄图替劳动者阶级寻找其他出路，这是空想。这种空想的反动性在于：它企图恢复旧的计划经济社会，重新把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硬塞到已被突破而且必然要被突破的旧的传统公有制的框子里去；它主张把这个社会倒退到以极权统治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要劳动者阶级重温“主人”的旧梦。这种做法违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但使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极端恶化，而且丝毫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受新的压迫。
在传统公有制中，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并没有实现，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劳动人民对生产资料如何使用，生产成果如何分配根本无权过问。这些人一味重弹“工人是国有企业主人”的老调，借以掩盖他们对计划经济认识的全部错误。只要想到以前计划－极权体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就可以确信资本生产的进步性，因为它彻底破坏了旧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以及它们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和奴役的状态。
直至目前，国企职工实际上仍然隶属于或者说依附于国企，而这正是现在国企改革的关键，这就是我们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国企改制问题。总而言之，一定要把国有企业职工同生产资料分开，[8]一切国有企业都不能按照它们原来的样子接受下来，而是按照他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资本公有制的实现历史地创造出来。
必须承认，国有企业当前的发展是缓慢的，并且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种企业还残存着这么多的旧体制。这些旧体制阻碍了资本生产的建立，从而使国有企业的状况无限制地恶化。目前国有企业的改良是一条拖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国有企业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国有企业职工。而资本公有制的道路则是迅速开刀，使国有企业职工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国有企业改革将是旧公有制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的社会生产即公有资本生产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一旦国企职工成为自由劳动力，所谓的“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9]、“大锅饭”等体制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所以必须果断地解决这个隐藏在传统国企诸多表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否则国企改革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我们应当公开揭露传统经济体制中的一切弊病，无情地加以抨击，从而根治这些弊病。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的人都知道，不能用一些漂亮动听的话来逃避那有时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要有勇气正视现实，要充分地认清国企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的重大的的社会历史问题，对过去的经济制度的错误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总之，传统国企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可逆转，而且，在它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或者是私有化即资本主义，或者是公有资本。
最后，我用郎咸平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1]这些人热衷于论证各种经济政策，热衷于流行的却最庸俗的新名词，却没有什么认真的科学的研究，为出书为成名随意使用时髦的新概念，把注意力全放在对现象描述和政策论证上，无暇顾及或没有能力阐明现象的内在本质，满足于把自己的思维停留在较低的层次。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页。
[4] 《社会资本论》张彤玉著，第124页。
[5] 在计划经济社会，个人隶属于“国家”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权利（包括公共事务中的民主权利），这使得个人完全屈服于“国家”的专制，除了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只有到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摆脱共同体的附属物这样一种地位。我们这几十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劳动者逐渐摆脱人身依附的过程，也就是人摆脱对共同体的依附成为独立的个人从而得到完全的充分的公民权利这样一个过程。摆脱这种历史状态的进程是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同时也是走向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用马克思话讲，这就是从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独立性”的民主革命。
[6] 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则使指生产方式即如何进行生产。同一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不同的所有制也可以采用同一种实现形式。因此，要判断经济制度，仅仅依靠所有制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把握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实现形式。
[7]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许多下岗失业工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出现了绝对贫困的现象。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失业保险制度，为失业的贫困工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缓解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
[8] 和马克思一样，我也认为科学上的毫无顾忌就是真正的诚实。传统国有企业职工和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对于部分普通工人而言劳动报酬会下降，尤其对于没有一定劳动技能的职工而言这意味着下岗失业，意味着这部分职工的生活状况会陷于贫困；但同时，部分拥有一定劳动技能的职工和一些高技能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则明显上涨甚至是大幅度提高！那些认为改制必然带来原国有企业职工待遇的绝对下降的看法是错误的。尽管国企改革最初将裁减部分职工（可能上千万），但是，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工人；尽管个别国企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减少，但是，随着国有资本的积累，它所吸收的工人的人数比当初被他们裁减的工人的人数多得多。
[9] 据劳动人事部门估计，全国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至少有2000多万，也有人估计为2500-3000万，按每人每年平均开支10000元计算（含工资、奖金、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费用），这批富余人员至少耗费了2000多亿元本属于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而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和也不过才2000多亿元。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