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政治上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该问题是否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

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几个共同的基础----如反对官僚、和寻求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并与在现存国家机构内进行渐进改变的改良主义者有明显区别。但是在理论、纲要和方法的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几个重要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许多日常斗争中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比如反法西斯主义党派或者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如反G8峰会或在澳大利亚即将来到的反APEC的抗议），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任务和角色上是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场导致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因此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

随着近20年前斯大林官僚计划经济的崩溃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野蛮地推进，这个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性。这个过程导致了原来的-在口头上-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史无前例地向右转和在很多情况下与这些党有联系甚至是这些党的领导层的一部分的工会领导人处于空前的消极之中。这个过程是全球性的，从以前凭籍工人和其他被压迫阶层支持但是现在变得资产阶级化并毫无保留地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英国工党到印度的前毛派共产主义者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活动者在组织活动方面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更为复杂。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和任务应该变的悲观， 但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现实状况以便更好的进步。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解释前工人政党背叛的原因很简单：所有的政党本质上是邪恶和腐败的！但是这绝对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去做些什么。对反对无政府主义简单化和片面化分析的CWI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务是重建社会主义者的劳工运动包括重建新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以便新一代工人和青年能充分地吸取为什么这些旧党会蜕化的教训。

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在国际范围内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已经有某种程度上的复活-但不是以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或连贯的思想实体的形式复活。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将与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发生矛盾， 因为其本质是松散的、政治上特异的流派。即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蒲鲁东、贝克宁、克鲁泡特金他们之间也是不一致的-他们并不拥有共同的纲领和展望。

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无统治者”。有多少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有多少种无政府主义，其中包括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或仇视一切形式的国家管制而只推重市场法则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真诚地希望与资本主义斗争，即使这样，无政府主义在很多问题上缺乏一致的立场-他们唯一一致的地方是理想化的希望在无领导层的和基于最低的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发起的“自发”运动！

一些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1999年美国-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当时美国“误”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并声称马洛舍维奇政府是种族主义者-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和独裁者。这两点对马洛舍维奇政府的观察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与美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声望和地缘政治利益而发动战争毫无关系。因此这是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责任去反对这场战争，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反战示威中口头的和书面的材料里也强调阿尔巴尼亚人们的自决权。该例子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缺乏信心，这导致他们缺乏政治独立性并且使他们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另一阶级的武力-在这里是帝国主义。相似的，在1960年，在国际上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盛赞毛泽东的公社和南斯拉夫铁托斯大林主义政府的去中心化措施。


瑞典发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2007年6月期的的报纸《工人》上,我们发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矛盾性的另一个例子，该报指责在德国抗议G8峰会期间名为“黑色集团”的无政府主义者为“骚乱游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赞成这些无政府主义在游行示威中所用的-无序-策略，但是我们不同于《工人》，我们完全谴责在G8会议期间的德国警方的暴力行为。

这些例子表明了由于无政府主义者们对政党结构的反对而引起的混乱和缺乏一致性，这使得共同的评议和集体的观点不可能。

2. “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

正如所说的，当今的多数被看成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根本没有组织起来。一些人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出去游行示威-但是并不支持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对于当今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很多中间阶级和青年学生来说，与其说是从事政治斗争的决定还不如说相对与流行文化而言这是一项“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之一：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不需要建立政党，参加会议，斗争，参与任何集体活动。你根据自己的一套定义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可以改变自己而不是社会。成为一个无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概念上是矛盾的，但是对无政府主义来说是可以的。

马克思把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一文不值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表达了中间阶层对资本主义的侮辱的反抗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反抗，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无产阶级的集体纪律和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组织的要求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这不是偶然的，传统上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运动在南欧和俄罗斯这些低工业化的国家是很强大的，在这些国家，农民的思维习惯在青年工人阶级中依然很顽固。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在工业化时代将注意力集中在大 工场里工人阶级并且工人们被教育需要对老板们的权力进行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反应之前。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集中反映了基本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个人的而不是以社会阶级立场的来看待问题。无政府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的巴枯宁把俄国农民公社视为未来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据。无政府主义理论不区分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如农民甚至是小商人之间的不同，并主张一切为别人的利润工作的人都是工人阶级。这显然是笼统的过度简单化并且忽视无产阶级作为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要力量的决定性的角色。

因推崇个人主义而反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所有中央集权形式是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点，即便这样的中央集权受制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支持个性的发展，我们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每人必须穿同一制服的滑稽性。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个人角色和政党的需要、集体纪律和共同的行动计划之间的互动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辨证的关系。

这些事情来自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日常经历。通过群众会议达成罢工的决议，工人们努力确保该决议被大家（包括那些反对的人）拥护。一个被选举出来的领导被赋予各种责任领域：面对公众、筹集基金、与其他工场的联络，纠察戒严等。纠察戒严和反对警察和罢工破坏者来保卫和执行罢工。这是在行动中“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基本例子。革命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对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作为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崇尚以“一个声音”说话以便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但是为了达到一致的立场，当然健康的争论、批评和讨论的文化是必要的，斯大林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这些东西是无法容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角色是去累积工人斗争的经验和提高觉悟。无政府主义与这个方法背道而驰，在面对新的政治问题时，他们经常性地一次又一次地从“零”开始。

3．直接运动

无政府主义所赞成的“直接行动”实际上无非是工人阶级对政治攻击、失业和警察施暴等行为的通常反应。2006年法国工人和学生针对右翼政府反工人的所谓的CPE法的反应就是群众“直接运动”的一个例子。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模仿它，但是并不太成功。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支持依靠工人阶级，农民和青年人等阶层“直接行动”。在最近几年，我们在无政府主义者无可比拟的广度组织过各种抗议和组织活动。

在美国，国际工人委员会（CWI）支部组织了数千学生反对小布什为了伊拉克战争而进行的征兵要求的罢课活动。2003年在德国、瑞典和爱尔兰，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我们的号召下罢课反对伊拉克战争。2005年在北部巴基斯坦，有40，000人遇难的地震后，巴基斯坦社会主义运动（CWI）组织了紧急救济，野地医院、临时学校。该救济的资金来源于巴基斯坦和海外的工人的募捐。CWI当地的同志将这一募捐活动与社会主义宣传联系起来以反对国家军方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在今天的斯里兰卡，团结社会主义党（CWI）在只有极少资源和使我们自己同志的生命处于巨大风险的情况下领导人们反对--组织无数的游行和集会--该国种族主义政府对泰米尔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爱尔兰，CWI的同志发动了通过群众性的不支付运动来反对收水费的运动。该运动吸取了在英国90年代早期由CWI同志领导的并最终导致18，000，000人拒绝交纳该新税的反对所谓的人头税中的群众性不支付运动的经验，这个英国90年代运动的结果是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并结束了撒切尔的政治生涯。

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罢工、占有、游行示威和其他形式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活动，但是我们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强调群众性运动-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和民主组织的方式组织尽可能多的人们参与的。尽管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口头上也同意这一点， 然而在实践中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把这样的运动降低为没有群众参与和支持的小的秘密宗派组织的活动的水平。这对那对今天工人运动表面上的休止状态没有耐心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能带来消极的影响。正如列宁指出的，极左情绪总是为它的机会主义付出代价并暴露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举个例子，在反法西斯斗争场合，当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需要发动群众和明确社会主义方向作为关键方式去制止法西斯主义者组织的壮大时，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与其性质一致的秘密活动（防止警察和法西斯主义者发现他们的计划）并因此排斥动员群众。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多次关于他们行为的消极影响的争论，而不限于反法西斯运动的的方法。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解释的，这个方法的纯结果是-一个小团体活动取代群众运动-降低觉悟。为什么群众应该自己参与斗争，假如答案是由一个小的“英雄”团体从外部带来解放？假定媒体和警察宣传的角色，无政府主义专心于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体对抗中（即使在个人的基础上）并把这放在动员和政治说明的任务之上并在一些国家致使反法西斯斗争处在低迷状态。

现在，法西斯主义者和极右组织不再如上世纪20和30年代那样对工人阶级整体形成直接的威胁。可是他们对作为个体的移民、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试图打击的人依然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采取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和极右党团对于防止他们在未来成为比较大的威胁是很重要的。击败他们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去取代资本主义、失业、低工资和过分拥挤的住房-这些问题通常被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支持-而斗争。我们反对所有法西斯主义者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并号召通过群众压力阻止这些活动。我们并不吁请警察或政府当局去禁止法西斯主义者的游行示威，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斗争中不能依赖资本主义者的国家-它们更喜欢禁止和镇压左翼。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由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用警棍装备起来的来保护自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些经常性地被无政府主义者以“官僚政治”的理由反对。同时，无政府主义组织通常弱化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相关的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并主张政治是不太重要的—阻止法西斯主义者是一切。在其他更广泛运动或联合运动-当他们被要求与其他人合作时-中这也是他们的方法，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接受机会主义者，在大多数问题上持非政治立场并把他们的重心放在“运动”上。

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方法和纲要上的基本区别。马克思主义支持带有清楚的社会主义内容的工人群众斗争的方向，然而无政府主义支持“运动”即使是没有任何清晰的政治路线或工人阶级参与。在中国针对一状况曾经有过很多历史教训， 尽管在现阶段在这个国家有众多的明显不同， 所有的公共政治活动和运动都被认为违法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警察和国家镇压只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工人组织才能阻止，而绝非仅靠一些分离的小规模由少数人发起的行动能改变的。中国的工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一问题，这已经被近年来所发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所证明。

4．国家

无政府主义带着他们的对一切国家权力形式的敌视-表面上看来，提供一个说明他们不但对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且对存在于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官僚斯大林主义者的独裁。俄罗斯工人国家在贫困和倒退的条件下处于孤立状态之中，俄罗斯革命的结果几乎是事先注定的，
他们认为由于所有“国家权力”的腐败导致革命的最终失败。

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这个观点也使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地挫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他们中有些人争辩说列宁“窃取”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如号召废除常备军而支持工人民兵。相反列宁提出这个主张和其他的条件是为了防止官僚作风（召回一切官员的权力，废除特权-选举
产生的代表的工资与工人相同，官员职位的轮流制）的增长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权力问题的辨证观点是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应该“在一次打击下”废除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同意必须废除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必须代之以民主的工人国家以便防止被赶下台的资本主义者在国际资本主义者的帮助下复辟。

列宁用术语‘半国家“来描述工人国家。这是因为当民主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措施根除了阶级分化和使人类文化提升到新的水平时，国家-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一个分离出来的机构-的必要性将消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国家类型，工人国家作为一个过度形式随着建立在人类团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消亡”。

在俄罗斯1917十月革命后，因为在一个经济上落后和被战争毁坏的社会里建起的新工人国家在孤立下，这个过程没有发生。曲解的斯大林主义-在由工人革命产生的国家财产形式下形成一个寄生的精英阶层-产生的原因是西欧和美国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延迟。这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斯大林主义暂时性地向中国、东欧和其他国家扩展的原因。正如我们知道的，官僚主义在他们一开始成功地推进计划经济后将是不能继续的，最终绝大部分的官僚把他们自己转变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资本家。同时这个过程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用来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主义-的声誉。反社会主义高涨并在上世纪90年代占着主导地位，现在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开放的新时代注定地形成强有力的回归，反社会主义已经开始降温。

可是，考虑到斯大林主义的经验和它在意识方面的影响，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不再用马克思的术语“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极易在工人意识中把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一党专政等同起来。现在，工人国家的概念能最好地概括“工人民主”这个术语。

5. 反资本主义的教训

全球反资本主义者和反公司运动受半无政府主义者观点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反政党化观点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建立的政治性党组织包括大多数的所谓的工人政党都在运动之外甚至
对之敌视。因此假如一些青年甚或工人把政治性党组织视作“旧派的”，而希望更广泛的和更松散的活动网络和社交论坛所替代，那么这样的做法就不奇怪了的。

尽管如此复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反资本主义网络、针对单一问题的运动和论坛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CWI发起了许多这样的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反战、反私有化、维护妇女权利-并且继这些运动后在斗争中动员那其它方式难以做到的更广泛的工人和青年阶层，但是我们并不把这样的临时性运动方式等同于建立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性。与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相反，我们把阶级斗争的当前需要和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

正如我们在其他的CWI的材料中已经解释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清晰的无产阶级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工会组织都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而非政府组织（NGOs）在决定思想意识、运动方法和这种运动的口号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尽管在现阶段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参与的虚弱，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别的方式将是宗派主义的。

我们将这运动视为未来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和政治运动参与的一部分，视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复苏。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其中进行游行示威的动员，同时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路是替代资本主义和它的代理机构如IMF和G8之类的选择。

在2005年香港的反WTO的抗议中，只有CWI组织在运动中不仅仅反WTO和新自由主义而且公开地反资本主义（请看这里的CWI的传单http://www.chinaworker.org/zh/Co
ntent/news/85/)。在香港的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反WTO抗议都和“正式”非政府组织认可的口号如“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致，CWI不用这种非常模糊的口号，CWI分遣队在我们的材料中用这样的口号：“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可能的。”

同样的在2005年苏格兰和2007年德国的反G8的抗议中，CWI的大部队明确把我们与基督教教派、NGOs和甚至被布莱尔支持的摇滚明星的“使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区分开来，我们提出口号“使资本主义成为历史”，我们大规模分遣队在游行中穿红衣，而其他的包括其他的左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穿由教会和NGOs决定的官方白色衣服。

这种运动的经历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的重要的回答：由于政党是在工人阶级中的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之来源。

尽管它的松散的非正式的和非政党性的特点，反全球化运动仍然由知识分子和名流起到实际领导作用。这种运动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Naomi Klein, Susan George and Walden Bello对新自由主义做出了非常好的富有洞察的批评。由于他们不在民主控制下和不属于一个群众性组织，他们也不可避免地犯错误和对资本主义“公共舆论”的政治性压力的屈服，如9/11后，Susan George他是抗议组织ATTAC的发言人， 声明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有Walden Bello主张（非常不正确）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反对外国资本方面比其他亚洲国家要更严厉并暗示这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模式。

6. 普选

无政府主义者是“缺席者”禁止和反对参与选举活动。贝克宁赞同蒲鲁东的格言：“普选是反革命的”。顺便提一下，这没有妨碍蒲鲁东后来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资产阶级“民主”是富人用来维护他们的权力的而作为多数的穷人被欺骗而相信他们有话语权。我们不是“议会白痴”（列宁的著名术语），我们理解工人们必须在议会外加强他们的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简单地通过选举而被消灭。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清点人的脑袋或者打破人的脑袋来统治！”换句话说，当他们的权力、利润或挣钱的“稳定性”受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会准备去掉资产阶级民主的伪装而转变为独裁统治，正如我们在去年泰国所看到的。因此没有什么幻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工人政党的政治形式和在选举中为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积极活动。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我们利用选举活动来提升群众的政治意识，赢得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我们不仅仅要赢得选票而且要赢得斗争的积极拥护者。

特别在中国包括香港的SAR，一个无政府主义“禁止选举”的立场将会对任何想要在下一阶段中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的组织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中国正处在渴望民主的群众觉醒的开端，认为“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污染、腐败、不平等和压迫-是一个很大的幻想。马克思主义者警告除非推翻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根本的东西会改变以及即使在“民主”政府下这些问题将依然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不以局外人的立场来看问题-把普选作为反革命而剔除。我们从事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民主权利如罢工的权利、建立工会和政党的权利、自由选举和结束一党专政的最积极的战斗者，用列宁的短语说，我们是“坚定的民主派”，这意味着我们比羸弱的资产阶级民主走得更远，如在香港，他们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香港的企业界大亨们放心香港在普选制度下是“安全”的。资产阶级政府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威胁到企业界大亨们的超额利润也不会把普选由SAR推广到大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明确的反对-我们说一人一票必须和为了作为多数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实际改变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不限于香港！我们诉求16周岁的投票权，移民工人的投票权和取代香港的只是橡皮图章的立法会以及有权推行8小时工作制、合适的最低工资、扭转私有化并把主要的公司和银行收归公共所有的真正负责的人民代表大会。

我们批评指出泛民主领导人的半年的或一年的游行战略是不够的。作为第一步，现在我们支持在要求民主权利下的动员整个工人阶级力量的在工作场所运动，我们支持一天的总罢工与游行相联系。[为完全的民主-没有倒退！2005年12月30日，中国劳工]

7．为民主权力而斗争

与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深远的民主诉求相连接的方法是列宁所指的“在民主宣传及其鼓动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可分离的紧密的连接并且这两方面的革命活动平行不悖”[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全集第二卷]

这个方法是不限于香港而且适用于大陆。马克思主义者宣传工人民主-基于被选出的“工人农民”委员会的直接民主或者苏维埃-这是比最民主的议会高级得多的民主，但是苏维埃的要求不能无视政治条件而在任何时候进行。只是在革命斗争的时期，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层围绕这个号召做。托洛茨基批评1928年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革命遭到决定性的击败后却诉求“苏维埃”的愚蠢。托洛茨基解释说：“在1925-27形势好转的时期，他们拒绝宣扬“苏维埃”但是他们完全带着激进的形象，后来他们为了整个不切实际的和空洞的“苏维埃”诉求而反对制定或修改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

民主的阶段在群众的进步过程中很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革命会允许无产阶级超越该阶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将推动那根本上不容易的及预先根本不能保证成功的未来的发展，有必要利用它在这整个革命低潮期去耗尽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源。这可以通过在广大群众面前宣扬民主口号和通过迫使资产阶级在每一步中置他们自己于矛盾中来做到。

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理解过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机会主义者[既斯大林主义者-编辑]，对他们努力的成果非常害怕，他们也不能理解这个政策。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蒙羞的机会主义者而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是既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意义又理解帝国主义垂死动态性的革命的辨证家。[列昂 托洛茨基 中国和国民大会 1928年12月]

为了民主诉求的斗争和把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中国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独裁和警察恐怖围绕在一起的）是一个新一代战斗的工人和青年的重要任务。从一定的意义上，民主诉求已经在近阶段的反暴力强迁（嵊州和呼和浩特）的斗争，反污染（厦门和无锡）和在如珠江三角洲的罢工中浮到表面了，假如革命采纳无政府主义的禁止和反对党派的见解，他们将把自己和那在中国的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觉醒的主要过程切断联系。他们不仅会留在局势之外而且他们会向混合的民族主义者、右派和其他摆着“民主”姿态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力量拱手让出阵地。

8. 新的工人政党

无政府主义者在选举斗争中不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他们把自己排除在一个（这不是唯一的阵地）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阵地之外。在许多国家，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农村活动家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去打破由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者政党所享受的政治性垄断。新的左翼组织-有时是政党，有时是松散的参选联盟或集团-在几个国家已经发起参与未来这个方面的更大的运动。在巴西、比利时、德国、尼日利亚和苏格兰，CWI支部帮助发起和建立新的左翼组织。

假定许多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是好战的部分-有此困惑的意识，那么新的工人政党或左翼组织将开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纲要是不可能的。CWI所用的方法是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说“在现实运动中推进的一步等价于十个纲要”。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轻视纲要和政策问题。CWI的同志一向主张采用将加强这些新的组织的清晰的社会主义政策。我们拒绝一些左派组织包括一些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IST）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提纲是个“可以吓走人们”的一个障碍。但是我们不主张把我们观点作为最后的样式而是把我们的观点有条件地放在正被采用的整个社会主义纲要上。正如在为民主权利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我们的活动和结果展示出来的，在为斗争建立广泛的支持和普及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没有矛盾。

我们指出除非吸取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为什么和怎样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党的教训，否则这些新的组织会得到相同的后果而且在已经压缩了任何民族的和改良主义的政策的空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下转化将更为迅速。新的左翼政党必须怀有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方案并在允许完全自由的阶级斗争倾向的民主阵线上运作以避免对选举运动的依赖。这些党派中选举出来的官员必须实践他们所宣扬的并且没有特权而以工人的工资为生。除非这样做，否则即使是现在新生的左翼政党和组织也会官僚主义化，成为纸糊的建筑物，缺乏一种积极的工人阶级成员，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将不可避免地被拽向右。

CWI有在自5大洲的选举工作的丰富经验。自2002年时我们就有11个被选出的市议员，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爱尔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瑞典有被选出的36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代表的市议员，他们领取工人的工资。我们利用这些被选出的职位去动员“议院”外的斗争。-推广社会主义思想和揭露其它党派的腐败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工作，他们甚至向作为俄国沙皇橡皮图章的杜马派送代表并以此作宣传社会主义的平台。

很清楚，无政府主义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是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该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赢得工人阶级的耳朵？，多数在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依然仰赖着议会的舞台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即使这是为了消极的理由-通过投票防止那群最腐败的政客上台和惩罚那群最腐败的政客。因此去联合抵制议会的舞台将是个重大错误-如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并使该阵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独占并完全主导着媒体、公共讨论和流行文化的。

1986年，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CPP）放任自己与反对马克斯（Marcos）独裁的群众运动的联系被切断。因为菲律宾共产党不正确地视农民武装斗争为第一位的，他们忽视那实际上推翻马克斯（Marcos）的城市运动。在选举中，城市运动伴随着革命高潮，CPP没有发挥作用，把阵地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阿基诺。然而CPP遵奉着毛主义者的“农民战争”的观点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观点并表现出节制状态，这些错误导致了失去了革命的机遇。

有些情况联合抵制选举是正确的，但不是以消极的姿态，而是作为反资本主义的积极的进攻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主张：“作为一般原则，一个革命政党只有当它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时也就是当可以通过总罢工和起义以及直接的夺取权力的斗争来取代议会活动时才有资格联合抵制议会。”[托洛茨基，再一次：ILP。 1936年2月]

克鲁泡特金攻击英国19世纪晚期在建立工党和在选举中选出工会候选人中起着先锋作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他把这描述为“在选举时部署他们全部的力量反对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等同于支持保守派的讨厌的策略…”[彼得 克鲁泡特金，Words of a Rebel,

克鲁泡特金所用的观点和现在美国民主党反对左翼的“第三政党”并称这等于支持布什和共和党所用的观点完全一样。在美国的CWI支部，社会主义者在2000年和20004年的总统选举中给作为反战和反公司的候选人Ralph Nader以重要的支持。我们不支持Ralph Nader的所有政策主张-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候选人资格吸引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和兴趣，他们正寻找打破“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式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党对资产阶级民主党的两党制度的一种方法。Nader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赢得了3百万张选票，这是在过去50年里左翼独立候选人所得到的最高的票数。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无政府主义缺乏统一的立场。2004年许多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违背他们的禁止原则并投票给Nader。这被说成是特殊情况而被正当化-既Nader反对在伊拉克的战争。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采用一个达成一致的集体立场而是基于纯粹的个人看法。因此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考验如战争和革命时，无政府主义者停止成为一个联合在一起的或者可见的政治力量并且消解为个人主义者。他们的一些最无产阶级的成员靠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无政府主义其他观点会滑向自由主义。当一个很大的无政府主义激进阶层加入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第三国际时，这毕竟是在俄国革命中发生的。

9. 政党的任务

但是如何防止工人代表的出卖和变成和其他政客一样呢？

无政府主义者指着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领导人的蜕化说：“看吧，我们是正确的！”问题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提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的，有一个来自资产阶级的压力作用于工人代表身上使他们与他们的阶级根源断裂。但是联合抵制选举没有解决问题。列宁评论说相信无政府主义者所相信的工人阶级能够使社会彻底改变而又说她没有能力控制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她的代表是多么“幼稚”啊，

相同的资产阶级的压力施加在每一个群众性组织上，政党也好工会也好还是妇女或青年运动也好。西班牙的经历，一个无政府主义成为真正的群众力量的唯一的国家，表明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压力。在1930年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在两个资产阶级政府中接受了部长职位，从而对工人阶级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群众性的革命活动-成百万的人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如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是不可能的，比如预先嫁接一个抵制压力和相互矛盾的要求以及作为群众斗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周期性盛衰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基于一个清晰的纲要建立一个能处理这种压力和分析每一个新阶段形势并提出必要的口号和策略以推进群众斗争的革命政党的原因。要求工人代表以工人的工资水平生活是这方面的关键。这适用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组织也适用于未来的工人国家，这是与官僚主义滋生和在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的手段。这里没有现成的公式-只有积极的交互作用和由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成员的控制能够防止官僚主义的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我们的公共代表在它的纪律和民主控制下对党负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把它作为对“个人”神圣权利的剥夺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坚持在议会杜马里的领导的党的机构的代表。这个中央代表如果必要的话修改议会代表的演讲稿和文章并且对他们的决定具有否决权。这被证明是必要的。如在1914-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当一些布尔什维克代表在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压力下摇摆不定时。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集权制的例子。但是不同于由官僚中央集权制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列宁时代的中央集权制是在无数讨论的民主和一个完全对党的成员负责的领导阶层下谨慎地进行的

10．西班牙的教训

在1931-37年的西班牙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是一股群众性力量也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经历。一些最英雄的和革命的工人阶级阶层被吸引到根据无政府主义者作家Daniel Guerin建立起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CNT-FAI的旗帜下，他们比西班牙的官方政府还有强大。

特别在巴塞罗纳，没有什么东西可阻挡工人委员会夺得他们实际已经行使的权力。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几十年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告戒人们反对“政治”的欺骗性和强调“经济”是第一位的。在革命的边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如下的东西：“让政客去做他们会做的，我们作为“不关心政治的人”将把精力放在经济上。”[无政府主义，Daniel Guérin,月度评论报，1970]

在1937年五月，由于相当于彼得格勒和上海的巴塞罗纳的工人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代表资产阶级行动并解除工人的武装并破坏已存在的工人控制的基础的政策性意图，导致革命悬在空中。斯大林主义者起初被强大的工人的起义击败。巴塞罗纳和西班牙革命的悲剧是工人阶级可以很容易地取得政权，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在这里是CNT-FAI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所有权力”的主张而出来反对夺取政权。

正如Guerin在巴塞罗纳所解释的：“工人在斯大林主义者指挥官的命令下被解除武装。在联合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名义下，无政府主义者禁止工人雪恨。”[同上]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以接受两个政府中的部长职务而告终：第一个是在加泰罗尼亚，随着是在国家政府。托洛茨基的最重要的著作中的关于西班牙的文章解释道：

“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的独立的立场。他们所做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党之间的摇摆。更正确地说，无政府主义者工人本能上是渴望步上布尔什维克之路的（1936年7月19日和1937年5月）但是相反他们的领导竭尽全力把工人赶向人民阵线既资产阶级政权的阵营。”

“无政府主义者暴露了严重缺乏对革命规律的理解和它通过寻求在他们自己的工会中限制自己也即机构里面浸透了和平时期的常规和忽视在工会框框之外在群众中在政党中和在政府机构中正在发生的东西而活动。假如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首先他们会诉求建立团结着所有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的代表包括从未加入工会的最深受压迫的社会阶层的苏维埃。革命的工人自然会在这些苏维埃中占有主导地位。斯大林主义者会成为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无产阶级将会相信自己无敌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将被挂在空中并且一股强大的打击会有足够的力量击散这个机器。”[列昂 托洛茨基 西班牙的教训：最后的警告，1937年]

11. 结论

如上简要概括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旧的工人政党右转和瓦解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并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和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问题上降低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这个显著的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个阶层中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特别在无政府主义反对革命政党的思想的偏见。
见上。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中国和国际上不可避免的巨大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将重新获取政治制高点和建立有力的社会主义工会和政党。

这不是说去站在局势之外等待这个过程的成熟。现在CWI在我们自己不能决定的但是表现着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加深的广泛的重要问题上支持斗争。无论是与种族主义的斗争问题还是奴隶和拐买的重新出现的问题，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战争问题或环境破坏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要和方法提供了唯一确切的可以推进的道路。

对于那些被在政治性组织上没有多少要求的“反对机构化”和“反对领导层”的无政府主义教义所吸引的青年阶层，我们要说：“振作起来“

在1930年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机会，但是在历史的考验中失败。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更为任重道远之路。它需要艰苦的组织，认真的研究和集体性纪律-但是超过150年的国际工人阶级的经验表明这是人类解放的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