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二十八年的血雨腥风，终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到今天也有将近二十八年了，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不过历史又到了十字路口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面对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势日益缩小对中国的包围圈；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咄咄逼人；面对台独势力猖狂叫嚣国家有四分五裂的危险；面对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政府都束手无策。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我们到底何去何从？每一个爱国者都希望追寻答案。我也尝试着把我的思考拿出来和大家探讨，本篇为反思篇主要是对近年来流行的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观点进行非主流的思索。
一和平统一
我不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它是引发中国社会冲突和战争的导火索。我曾写过两篇深刻揭示台湾问题实质的文章，认为和平统一是痴人说梦，解放台湾才是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然而不管民间喊打喊杀声不断，政府死抱着和平统一的党八股不放。最近反分裂法的制订和国民党的大陆秀被看成是反台独的重大胜利，引来精英和御用文人们的一片喝彩。细想想你胜利了什么？如果说你和已经被台湾人民抛弃的国民党达成什么共识的话，那也只是一个字的共识——“拖”。
有人要说和平统一不战而屈人之兵有什么不好，但你要知道不战屈人是有条件的。解放战争中的北平，今日美国之于利比亚，都是不战屈人的典范，但它们都是建立在已经战而屈人的基础上的，从来没有退让妥协的不战屈人。政府的诚意善意感化不了敌人，倒是麻痹了人民。
有人说要寄希望于台湾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仁至义尽，错！政府对台商确实仁至义尽，但对台湾人民又有何仁何义？选择陈水扁的恰恰是台湾的中下层民众，用我们的话说是台湾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钱到大陆来投资，自然享受不到大陆官员为他们倒洗脚水的待遇，但他们有幸有一张选票，他们有头脑不会相信一个只对金钱顶礼膜拜连自己人民都不爱的政府会去爱他们！至于得了便宜的台商吗，他们最希望的就是维持现状，他们绝不会支持统一的，很简单的逻辑：他们当台商的好处远远大于当国民的利益！
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武力统一，是我们曾经说过的解放台湾。但我怀疑我们还有资格去解放他们吗？台独并不可怕，人心向背是最可怕的，人心的远去是真正的远去，永远的远去！
二与世接轨
与世接轨是近年来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切对我有利的举措如加费加价、修改教科书避免友邦的不安等等，都可以用这个官冕的理由。与世接轨有一个堂堂的名称叫全球化，虽然全球化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在十九世纪也就是我们大清王朝的时侯就有了，那时候它叫世界主义，随着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不断胜利，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这次它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伴随着美国的精确制导炸弹，以及麦当劳、好莱坞等等，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所到之处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致于我们的精英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
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与世接轨就是承认美国对规则的制定权和裁判权。谁掌握了规则谁就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想要玩死你还不容易。举个体育的例子，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国际乒联以缩短比赛时间利于电视转播为由将比赛规则一改再改，改得面目全非怎么看都便扭，一场比赛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但同是小球的网球一打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改规则。体育比赛本质上是游戏无关宏旨，而在经济文化的关键领域由别人来制定规则是把国家民族的命脉交到别人手里，人为刀殂，我为鱼肉。
在我们这里奉若神明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日子并不好过，西方八国峰会的会场外有几十万人进行反全球化的游行，在美国的后院拉美，受尽全球化苦头的民众纷纷把选票投给了维护民族利益的左派政党。在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这里却只准州官接“鬼”，不准百姓驱“鬼”，所以世上“鬼”常有，中华“鬼”更多。
三市场经济
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崇拜到市场经济崇拜的飞跃，看看只要我国官员出访，或哪国元首来访，报纸上新闻里第一件要宣布的事情就是某某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市场经济成了天庭上的玉皇大帝，地狱里的阎罗王，是神中的神；鬼里的鬼了。
主流经济学家大肆鼓吹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就，可现在有的资料说1976年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六，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和苏联解体的机遇怎么到变成天下第七了？谁欺骗了我们？
主流经济学家以每年GDP的高速增长来证明市场经济的成绩，让我们看看这些增长只能说明什么。首先国民生产总值GDP并不代表国民收入，很大一部分外资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别人的国民收入。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农民有一块地，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你每年的收获只有一万元；现在有人给你投资，给你改进技术和生产工具，你每年的收获值两万元了，问题是他的资金不是白给你的，你要给他投资利润的，结果你的实际收入可能还是一万元。你增值的部分是别人的。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区分生产性的和消耗性的。腐败人人痛恨，但反腐败却是越反越腐，腐败就有点象臭豆腐闻闻臭，吃起来香。腐败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根源（以后专文讨论）这里我要就经济上谈谈反腐败步履维艰的原因。假如我们的反腐工作取得巨大成功有一半的腐败分子落网，那么全国80%的高档娱乐场所要关门；50%以上的星级宾馆要倒闭；三分子一以上的二奶小姐要失业；连累到下游开排档的、出租的、登三轮的，很多人的生计受到影响，GDP要损失二到三个百分点。如果腐败风清弊绝，GDP简直要崩溃了，反腐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成本（更不用说还要巨大的政治成本了），难怪越反越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影响和决定了生产。再次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区分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平时一个地区能有10%的GDP增长很不错了，但要是发生地震啊海啸啊等重大灾害，对社会物质财富是重大损失，对国民生产总值来讲可能带来百分之百、百分之千的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效益优先、市场分工，是要永远把我们置于食物链的底端，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殖民地，永远只能做裤子不能造飞机。我看过一个菲佣经济的故事，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菲律宾如何利用比较优势，大力扶植菲佣学校严格发放合格证书，创造了一个知名的菲佣品牌，菲佣们每年为菲律宾带来多美金等等。我认为一个人做佣人并不可耻；一个国家以做佣人为荣是可耻的；一个民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培养自己的女儿做佣人上，这个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奴隶之邦。主流经济学家给我们开的药方是利用比较优势永远作牛作马，其心可诛、其罪难逃。
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为人服务的，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彻底破除对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还其以本来面目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四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成了党的指导方针，成了马列主义的最新成果，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用这样肤浅不通的理论指导实践，怪不到中国革命要从胜利走向失败了，让我们看看三个代表到底是什么货色。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严重违反政治经济学常识的，生产力的代表是什么？是生产工具。青铜器是奴隶社会生产力的代表；铁制农具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党是什么，党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能动地影响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党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只能通过影响经济基础来影响（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党怎么去代表生产力呢？何况生产力是与世俱来，万古常存的，政党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自己诞生和灭亡的规律。
先进文化的代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文化和政党也不是谁代表谁的问题。在执政党是一个提倡什么文化否定限制打击什么文化的问题。在实际上我们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当成先进文化大力弘扬，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当成落后文化随意贬低，搞得现在汉奸文化盛行；颓废色情文化盛行；封建迷信文化盛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传承决不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简单区别，它有民族性、有阶级性，我们不能说西方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伊斯兰文化就是落后文化；就象我们不能去判定信上帝是正统，信佛法就是邪教。
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这句话看上去无懈可击,其实它混淆了党和政府的区别,把政府的职能当成了党的职能。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没有了鲜明的阶级性，共产党成了全民党了。谁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以及其它低收入者是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无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无产阶级需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乌云遮不住太阳，黎明终将冲破黑暗。
五改革开放
我实在不愿意写这几个字，但我又不得不说，“改革开放”曾经是多么神圣的字眼，是可以和“革命”一起放在圣殿上供人礼拜的。今天改革失败了，分析这28年的成败得失，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三中全会到89年的学运为第一阶段，经过两年过渡从92年的南巡讲话到今天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改革整体上是积极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二阶段改革被引到了错误的方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下面我就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分别进行论述。
农村改革我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战略上是错误，战术上有可取性。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突出，其根源就是一开始在农村改革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农村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建国后我们在引导农民走这条金光大道的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过快过速等工作失误，也挫伤了一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但这条路的本身没有错，它是农民获得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以联产承包为代表的改革是开历史的倒车，今天的小岗村是农村永远贫穷落后的典型，这是历史的嘲讽，也是历史的公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存在着怎样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现在我们再去探讨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当时为了迎合战术需要去牺牲战略利益，现在看来是多么愚蠢。这就是为什么农村改革经过几年的发展期后又迅速衰退了。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市场经济要竞争，竞争分为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垄断竞争又有绝对垄断竞争（如电讯、铁路）和相对垄断竞争（如你要做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跨国公司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而只有单个农民的竞争是完全的自由竞争，什么赚钱农民种什么，而农民种什么都赚不到钱！主流经济学家们归罪于农民不懂市场，不！这是由个体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小时侯我们读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读茅盾的《春蚕》，我们很难感悟为什么会丰收成灾，今天又有谁能比我们有更深刻的理解呢！三农问题是发展道路问题，不解决根本的发展道路仅靠小恩小惠是无法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
谈城市改革,先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当时经过建国30年的建设，我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整体的规模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对国计民生有主导作用的重工业，我们完全做到了自力更生、自主发展。当时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也不是现在可比的，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腾飞的条件，“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时的梦想。无可否认当时经济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完善（也就是常说的大锅饭），人民群众总体上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我们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定义为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符合实际的，改革也是历史的需要。所以第一阶段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改革”的声望渐渐如日中天。但这时侯的改革在战术上也存在很多缺点：如注重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为了证明改革的伟大，过分否定过去。（我承认大锅饭现象的存在，但把建国以来国营经济都看成是大锅饭，是对亿万建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污蔑！）这些错误为以后改革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及其他的社会原因，1989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标志着改革的第一阶段结束。如果说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在战略正确下的战术失误，那么以南巡讲话开始的第二阶段则使改革彻底走上了歧途。改革是如何走向歧路的呢？首先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错误。如果说改革开始的时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物质财富大大丰富了。绝对的产品不足，渐渐让位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从生产能力不能满足需求，变成了消费能力不能满足需求。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低下的购买力的矛盾”。由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错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为特征的改革措施，如果说在改革初还有积极作用的话，现在则完全走向了反面。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的结果，在中国造就一小撮富豪的同时，造成了广大群众的不断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而人民群众的贫困化又使购买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其次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诱导下，改革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完善，走向了私有化。“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国有企业搞不好了”、“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领域”，这些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呢？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用一剂剂毒药治死了国有企业，然后倒打一耙把责任全推到国有企业身上，以达到他们瓜分国家财产的目的。他们是如何搞垮国有企业的呢？他们先是把国企放在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上。主流经济学家不是推崇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吗？那么市场竞争应该是在公平条件下的平等竞争。而政府在税收等一系列政策上向合资、外资企业倾斜，如果说在改革初用适当的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对发展经济还有作用的话，那么到了改革的第二阶段已经从产品不足到产品过剩，政府疯狂的用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人为的制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无异于对国家民族的犯罪！外部的条件不利，而经济学家又用股份制改革等五花八门的名称来搞垮国有企业。我们知道企业改革是以打破大锅饭开始的，从承包租赁、到股份制改革它围绕的核心都是一个，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产品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对提高企业效益有相当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这个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换句话说当改革到了第二阶段大锅饭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不应该是企业改革的主要矛盾了。当时国企的主要问题是：1企业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一下子到市场经济，企业对如何企划、营销、如何参与市场竞争不熟悉。2企业的竞争条件不利。3企业由于历史原因负担沉重。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而主流经济学家却开出了股份制的药方，认为一股就灵。企业在股份制的不断折腾中，白白浪费了时机。从此国有企业在总体上江河日下，而这又为主流经济学家推行管理层收购、经营者持股等改革来享用最后的晚餐提供理由。再让我们来看看所谓“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吧，不错现在的国有企业是产权不明，但这个不明正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造成的，“国有”企业原来叫“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的产权从来很明确，它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的产权为全体中国人民所有。我们看苏联解体后，不搞公有制了，叶利钦把原国营企业分成股份，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有一股。而我们这里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文字游戏，把国营改成国有，一字之差就侵吞了我们的万万亿资产。国营成了国有，国有成了政府所有，政府所有成了官僚所有。今天的国有企业如电信、石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国民经济的国营企业，它们现在是地地道道官僚资本企业。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年来呼风换雨，步步授奸却能畅通无阻呢？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起，政治体制改革就远远滞后，“六.四”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改革成为不能言及的禁区。南巡讲话后“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又成了时髦，在谈政治犯忌谈经济时尚的社会氛围下，经济学成了显学，经济学家自然成了不可一世的神灵。“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人民渐渐觉醒了，今天“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名称除了在一些“主流”媒体中还有一点吃香外，在人民群众心里他们已经从不可一世的神，变成了资本家的狗，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清算他们的日子不会遥远了。
最后来谈谈开放，开放原来的目的是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为我所用，就如鲁讯当年所说的拿来主义。但从现在的结果看：在经济上先进的技术一样也没有引进，市场里却是国外的品牌充斥；外资是引进了不少，但不是我们利用了外资，而是外资利用了我们了。在文化上西方文明中民主科学的精华没有引进，西方世界的垃圾糟粕引进了一大堆。搞的现在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非常混乱。有人公开宣布以革命英雄主义为特征的爱国主义教育过时了；有人公然以当汉奸为荣；媒体把抵抗外国侵略为国家民族而战斗、为信仰而献身的志士叫“恐怖分子”；政府花上亿美元去和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友好。
开放失败了，开放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责任在政府，政府没有把握“拿来主义”的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政府在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里迷失了方向，政府为“开放”而“开放”了，政府倒置了本末、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开放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我们在经济上受致于人；在政治上屈从于人。当年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都自豪；现在李登辉说中共是纸老虎，台湾人民都知道。怎么会变成纸老虎了呢？你看看俄罗斯就知道了，中亚革命中谁跟着俄罗斯谁倒霉，因为只要西方威胁要制裁，普京就得乖乖当孙子。苏联刚成立的时候，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不怕制裁，现在强大多了为什么那么怕制裁呢？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新中国政权都是人民政权，美国的制裁损害不到人民（同样美国的胡罗卜人民也吃不到），今天的俄罗斯政权是官僚买办政权，美国的制裁决定了官僚买办们的生死存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紧逼，日本军国主义的叫嚣激怒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这几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发展，成为了时代的强音。而利益决定政策，政府的绥靖主义政策和崛起的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无法在体制内解决的，民族的斗争将伴随着阶级的斗争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它们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历史到了十字路口，民族到了存亡关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历史将在曲折中前进；民族会在狱火中重生。我坚信共产主义事业是巍巍泰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是滚滚黄河，奔流到海不复还；是旭日东升，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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