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在中国行不通！——评曹思源“带动全面改革”的政治纲领

社会党在中国行不通！——评曹思源“带动全面改革”的政治纲领

    

    曹思源号称“曹破产”与“吴市场”、“厉股份”并称中国改革的“三大智囊”和“理论旗舰”。此君历来不甘寂寞，近年又有“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的危言耸听（曹氏1999年5月20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演，见所著《人间正道私有化》，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 1999年10月版）。究其理由，是共产党改名社会党能“带动全面改革”。社会党有如此风光，那就得问其来龙去脉。
    一、社会党是何方神圣？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他们为“同盟”起草的宣言就是伟大的《共产党宣言》（1848）。共产党这一名称最好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社会理想。不过第二国际各党多半称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工党等。恩格斯领导国际的时候；这些党大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机会主义倾向在逐渐抬头。恩格斯为克服这种倾向作了大量的工作。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增强，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党转向社会沙文主义，沦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帮凶，第二国际在政治上彻底破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使各国社会党陷入危机，发生分裂。左派纷纷退出，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组成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恢复马思所定的正确名称——共产党。而社会党则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其基本主张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阶级合作与社会改良。二战中一度与共产党合作，但政治上缺乏独立，以至 1946年 5月的社会党国际大会拿不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连与共产党“是合作还是对立”都拿不定主意。但继邱吉尔发表“铁幕演说”而拉开冷战序幕，美国称霸全球的“杜鲁门主义”实施，苏联作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回应，这时的社会党才获得自己的政治灵感，扯出在东西方间充当“第三势力”的旗帜。
    在此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议决放弃马克思主义，英国工党也公开宣布不再以红旗作为自己的标志。所以，说是充当“第三势力”，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另一驾马车。众所周知，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化，资本主义的自我作孽让社会主义深得人心。面对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压力，资本主义的旧秩序难以维持，国际垄断资本便将主张阶级合作的社会党当作应付危机的工具，于是社会党便在不少欧洲国家成了执政党。
    社会党执政不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引进一些社会主义成果。如引进在苏联工业化取得成功的计划手段改造传统的市场经济，用其社会保障制度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甚至搞所有制的国有化。社会党的局部改良改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停滞的西方经济注入了活力，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2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5.5%，比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年均2.5%的增长率增加一倍多。通过这些政策，社会党为资本主义拓宽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也为在东西方对峙中的西方增强了冷战实力。
    但改良主义并不能泯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党人虽然讲宏观调控，但私有制不能让宏观调控贯彻到底；福利主义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但强化税收又损害了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加上战后恢复时期的结束，国际资源控制力减弱（殖民体系瓦解所致），两场“石油危机”又触发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空前的过剩和通胀为西方经济带来致命的“滞胀”。改良主义失灵。右翼大举反扑。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新供应学派取代了社会党人的改良主义，政治上也由保守党对社会党执政地位取而代之。
    资本换马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不可救药，也证明社会党的改良政策对资本主义无力回天。但是，社会党政策的示范效应对国际共运却产生了重大影响，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尔后共产党的社会党倾向便是其滞后效应，在上世纪中叶，中苏曾爆发国际共运的论争，中共对苏共效法社会党搞“全民国家”、“全民党”政策和“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持批判态度。有人原以为说了些废话，但苏东剧变的灾难事实却证明中共的立场非常正确。苏东剧变是否诱发于共产党的社会党倾向？对此，当事人最为清楚。其导演戈尔巴乔夫在当时有个很清楚的说明。
    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共产党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和错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社会党国际十八大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证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是在对当代世界的看法上，还是在理解进步力量所面临的任务上。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
    ——《未来社会主义》第1期（1990年）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确是和社会党接近了，但其后果就是亡党亡国，并有国际共运的巨大反复。当时以为这只是一场改革，殊不知戈氏另有意图，其意图就是他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表的那场讲演：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的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心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原文载捷克《对话》1999年146期，北京外交学院周尊南译
    从社会党和共产党“不再存在分裂的鸿沟”，到“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交待。戈氏改革不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续。而赫氏修正主义又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继承。不过，社会党一旦完成修正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使命，也无须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伪装。如今社会党势力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工党领袖和政府首相布莱尔，他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与当年社会党“第三势力”主张有不同的内涵。据他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他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传统社会党与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间的“第三条道路”，具体内容被他概括为以下四条：  
    其一，在经济上摒弃所有制概念，在传统社会党用国有化改造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之间寻求平衡；经济运行机制上既反对传统社会党所谓”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又反对新自由主义对国民经济的“自由放任”。
    其二，政治上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野，用“联合体”来取代阶级概念，视“中间阶级”为社会的主流和基础，将其领导的工党从工人阶级党变成“商业企业界的党”。
    其三，摒弃传统社会党的“福利国家”政策，投资重点由公益事业转向“人力资本”。
    其四，提出“世界民族”的概念。主张“模糊民族主义”提倡“多元主权”。
    以上转向被西方评论家视为“左翼的右摆”。英国《外交世界》1999年第12期《英国经济伪装的改良主义》一文指出：“布莱尔不过是继续撒切尔的遗产，穿起保守党的衣裳”。布氏不但因此当上英国首相，还获得美国政府的青睐，克林顿与布氏1998年就“第三条道路”举行两次会晤，并在他们牵头召开的并有不少国家政府首脑参加的“第三条道路”国际研讨会上将此作为“全球化”的大政方针。
    二、并非空穴来风
    社会党与共产党明明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社会制度的政党，为什么曹思源硬要将两者扯在一起，断言“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呢？问题自然有其主观意图，如他对某些人说；“如果把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党，共产党不共产了，你们就可以放心了”（出处同上）。但主观见之于客观，曹思源之所以敢这样说，能够这么有恃无恐，问题不仅在于有官方媒体的捧场，有不少党政官员的厚待，还在于现实社会一些微妙的变化。
    对照布莱尔摒弃所有制的主张，中国一些地方官员也有“不图所有，但因所在”的非所有制口号。有些理论导向不但要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得退出国民经济的竞争领域，还要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让公有经济“改制”为“民营经济”。如此一来，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四分之一，低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的水平。
    对照布莱尔的“中间阶级”理论，一些官方媒体不但将此原装抛售，《新华文摘》1999年第5期有让“中间阶级”取代工人阶级领导的文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被一些人按照布莱尔将工人阶级党转换为“商业企业界的党”的说法，改口为“为纳税人服务”。在中国，企业是主要纳税人，企业活动以资本为纽带，一些人总是以“优化投资环境”为借口，对外商和私商的投资行为肆意放纵，对工人的合法权益则无所顾及，以至在堂堂的社会主义中国，居然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也罕见的关工人于狗笼、让其集体下跪、从事集中营劳动的情况。
    对照布莱尔削减社会福利，财政投资由公益事业向“人力资本”转移的政策，中国工人阶级早已取得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享受被大幅度削减，而“人力资本投资”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免费为发达国家输送人才的活动。如今书读得好的就是要出国的，出国混得不错的就是不回来的，不能出国也是将为外国商社打工当作求职的首选目标，中国的国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几乎成了一场穷国为富国办教育的闹剧。
    对照布莱尔“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的“世界民族”概念，一场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竟成了中国人必须顺应的历史潮流，所谓“向国际惯例靠拢”成了某些人的奋斗目标，而对“国际惯例”由国际垄断资本所制订的事实却闭口不谈，作为国家凝聚力的爱国主义则被一些新潮学者当作“民族主义”大加讨伐，以至于汉奸也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有中央电视台和一些省市电视台在去年掀起一股讴歌汉奸的时髦。
    以上现象虽难说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但其动向非常危险，发展下去足以威胁执政党的性质，断送国家的前途。而“曹破产”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敢于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除了此人的狂妄，还有以上种种令人担心的现象，也不算是空穴来风。
    三、可悲的一厢情愿
    曹思源的预测除有国内条件，国外共产党的社会党化也是一种时髦，除俄罗斯，苏东剧变下台的共产党差不多都改名为社会党。俄罗斯虽无社会党的易名，但当局政策倒是十足的社会党路线，如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财阀占有国民财富的最大份额和由之酿成的两极分化。之所以这样一窝蜂，难说不是欧洲社会党的示范效应。欧洲社会党长期在西方国家执政，现在布莱尔的社会党政策更是走红，效法社会党似乎能捞到些好处。但他们打错了算盘，国际垄断资本对投社会党之机的前共产党人并不买账。。
    这里先说说南联盟。前南联盟可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推行社会党路线、向西方靠拢的国家。国内政策有社会党的“市场社会主义”和以“工人自治”名义推行的“福利主义”。对外则率先响应邱吉尔的“铁幕演说”，以西方武力为后盾，效法社会党当“第三势力”，为西方撕开了“社会主义铁幕”的裂口。西方对其优容备至，市场、技术和资金的援助应有尽有，南斯拉来很快由一个落后的巴尔干国家变成中等发达国家。然而，示范效应一旦奏效，“历史终结”一旦到来，失去利用价值的南联盟就成了西方摧毁的对象。在西方的策划下，联盟一分为五，剩下点地盘也嫌碍眼，出动上千架飞机，开来好几艘航母，使出所有尖端武器，将一个小小的南联盟炸得底朝天，而身为总统和社会党领袖的米洛舍维奇则成了海牙国际法庭的通缉犯。武打不能颠覆，又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导演的一场大选将南联盟社会党政府搞垮。
    在其它东欧国家，由共产党所转换的社会党没有南斯拉夫论会党人先期投靠的资本，无功可恃，显得格外服帖，对西方有求必应，主动加入北约，由此虽然没有米洛舍维奇那样的惨景，但日子也过得相当可怜。如在东欧还算不错的匈牙利，先是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学术名流组成的“民主论坛”接管共产党政权，但这些一直在象牙塔混日子的角色除了故弄玄虚是一事无成、国家被他们搞得一团糟。操纵这个国家的西方不得不借助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人与民众的“血缘关系”。有西方的青睐，这帮犹大获得执政地位后受宠若惊，政策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以改革经受“阵痛”为借口，将少得不能再少的社会福利削减许多。“左派”干出右派不敢干的缺德事必然引起反弹。社会党政府本来是投西方所好，按照西方规定的“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改造“计划经济国家”，但惹出了麻烦不为西方所担待，旋即让那些在西方读过博土学位，受过充分西方教育的人物组成的“青年民主联盟”接管政权。尽管这些人少不更事，将社会搞得更为糟糕，但由于有充分的西方背景，仍然能为西方所接受。
    共产党的社会党蜕变不是纯粹的主观意愿，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前途的较量及其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共产党的自我蜕变引起国际共运的巨大反复。由共产党到社会党不过是蜕变的中介，社会党也由当年的骑墙派变成垄断资本的头面人物。与之相适应，当年挂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招牌的阶级合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所取代；所标榜的“福利主义”则变成“福利使人懒惰，失业让人勤奋”等强化资本掠夺的说法。说到底，这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扑，而共产党的社会党蜕变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将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党向代表资产者利益的党转化，并由此将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获得的利益重新交回垄断资本。
    在那些已经变过去的国家，对民族国家来说，是政治动荡，经济滑坡，国家元气大伤；对广大劳动者来说，不但失去法律上的主人翁地位，还失去了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利，饭碗可以被资产者任意剥夺，一支为资本增殖所需的“产业后备军”让劳动者为只饭碗自相摧残，被压低的工资和被削减的福利为资产者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普遍倒退好几十年。匈牙利据说是那些变过去国家搞得比较好的，但据统计，这个国家199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及1989年的90%，1998年的国民平均工资不到1989年的80%；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崩溃，社会保障的比重由剧变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降到5%左右，而失业率由当年的零位数猛增到如今的40%以上、在这些变过去的国家，据说能自由表达政见，能自由竞选总统，但人一但饭碗无着，或有饭碗随时可被敲碎，哪里出得起广告费去竞选总统，不知他们还有多少政治心情？事实上，没有经济民主、即劳动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不可剥夺的劳动权利及以主人资格参与国民收人分配的权利，所谓政治民主只能是政客和文痞的专利，对普通劳动者则是根本无力享受的奢侈品！
    比较前苏东的生产力和社会发育程度，人均国民收人排在世界100位左右，比全球竞争力排名41位的中国更显落后，如此有限的资源根本经不起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让匮乏的资源向极少数人集中，落在广大劳动者手中的资源将会更少。如果让这些“弱势群体”去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等待他们的则是一个“马太效应”。加上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劳动力商品”根本无法与资本相博弈。所谓“简单劳动力”恰恰是广大工农民众，而中国宪法界定的国体又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基础”。如果将工农置于资本的附庸，让他们在两极分化中变成“弱势群体”，那将危及权力的合法性。
    按照社会党纲领规范改革必然要推翻现行宪法。宪法是个文本，“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语）。纸面上作番修改当然容易，但“人民权利”的内涵一旦剥夺必有反弹。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知道得罪人民迟早要倒霉。历史上的统治者心目中根本没有劳动人民，让一帮剥削者对劳动者肆意盘剥，但最为老实的农民也会突然间揭竿而起，一个“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史实将那些历史唯心论者搞得很狼狈。这样的历史曾在中国周而复始，现代中国人绝对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如果中国共产党真像曹思源所主张那样改名为中国社会党，不代表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代表少数暴发户，历史上演出过多次的这种悲剧将会重演。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是让“曹破产”自己去破产——让他断言“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的“预测”永远不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