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问题
----中改院《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论坛纪要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常宁 整理
2005年6月25-26日，于海口，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当前社会的一些特点，公共需求的比重大幅上升，衣食消费增长低于总的消费增长，社会保障的增长大大高于其他的增长，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冲突不断发生，甚至有可能导致改革和发展的中断。政府政策要从利益倾斜向利益兼顾转变，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问题要引起注意，有组织有秩序的利益表达在今后不可避免。为了化解社会矛盾，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比自发地发展要好。
未来几年，改革将发生由微观到宏观、由经济向社会这样的转变，公平公正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应该是公众利益的执行者，政府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政府自身已成了改革的对象。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赵白鸽：
中国不可能以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搞发展，多元化的态势已经形成，信息已经全球化，公民要求选择权、监督权、表达权以及人权保障，我国已进入以人为中心的平衡发展阶段，要把握好转型方向，搞好政府的合法、高效、可测量性，要将政府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能力和经验转换成市场经济下的能力，要协调好改革活力与秩序的关系，60%的农村人口极待提高公民意识，如何城市化，轿车与自然的非和谐问题，我国现有6000万残疾人口，每年新增800-1000万出生人口，两年就新增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6年产生一个英国的人口，目前我国65岁的老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爱滋病患者已达84万，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国要改变以往的投资政策，优先投资于人，将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这一切都需要系统思考，我国已成功地进行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还要认清存在的危机。
瑞典驻华大使 雍博瑞：
民主才是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中国依靠出口、低消费、低工资打造出一个可观的GDP，但是还要注意消除贫富差距，打击贪污腐败，加强人权保障。中国要注意由发展和腐败引出的非和谐现象。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 邓伟志：
社团是一个国家的第三部门，椅子有三条腿才能稳定，社团组织的作用政府起不到，两者之间是互补的，社团是高级助手，是政府的智囊团，政府要从社会上购买智慧，购买服务，要选择社团提出的方案。社团的功能还有矫正政府错误的作用，挪威的农民组织占国会的大半席位，结果使这个国家的城乡差别迅速缩小。
今天我国的政府规模为何小不了？是因为社会太小了，现在政府的形象不是那么美好的，越位的地方太多，要适当退位。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也有问题，那就是政府味太浓，有些已经被政府化了。还有的是一些非盈利组织的商业化太浓，某些社团被政府收买，为政府的失误推波助澜。这种现象需要整顿。总之，要消除对社团的恐怖症，学会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职能独立，分开，强调社政分开。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学教授 洪银兴：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放弃经济发展的职能，而是去帮企业发展经济，限制外地产品的流入，鼓励流出。我在苏南地区做了些调查和研究，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苏南地区目前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方，这与政府的作用不可分开。因此，不能说苏南地区政府太强，就不行。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文力：
人们的政治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当前的中国，阶层、城乡和贫富的断裂已经形成，社会已经出现断裂，利益集团具有系统化的功能，中国曾是阶级斗争泛化的社会，从泛化到固化，现在没有了，强势集团已形成，强势集团目前正在胁迫和绑架政府，俘获政府。那么谁来支付赎金？人民大众。有些地方政府主动去向强势集团投怀送抱，弱势群体处在分散状态，表达不充分，这是当前我国利益权利失衡的主要原因。弱势没有声音，主要是政府约束和压制的原因，共产党约束自己的阶级基础，党就存在着危险。
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副司长 徐善长：
开征物业税，怕资金外流，不如开放平民说话的权利。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要转变当前社会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消费的现象。中国要在追求经济发展的的同时，不断增大文化的发展。孔子说：“富而教之。”中国要通过文化的力量，引导人民在增长物质财富的同时，减少对物质财富的消耗。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王振中：
当前社会分化非常严重，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市场是效率的机制，不是公平的机制，可是当前我国的情况是：市场与权力运行机制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财富的聚敛更加迅速和合法性。
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 王军：
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与权力有关的控制上。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教授 周天勇：
美国的情况是，纳税人同意则纳税，政府财政的钱怎么花要透明，财政部没权力编预算，要通过议会，我国是行政主导立法，不通过人大，各政府部门都可以随意收费，2004年预算外财政收入有5000多亿元，还有3000亿收费，加起来8000多亿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当前没有人研究政府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有多大，有多少非和谐现象是由政府产生的？谁在俘获政府？如何防止政府被俘获？还需要人民大众的力量，需要靠民选来制约的政府。中国至今未进入民选政府的政治时代，政府与社会和群众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的距离，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资产阶级化的危险。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唐钧：
当前不但社会在分化，意识形态也在分化，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不断出现，譬如，一些富人不愿与穷人为伍，连小保姆都要起个洋名。
上海大学教授 邓伟志：
拉美国家现在都在有教无类，可我国还在搞升学重点。
海南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 鲍克明：
政府不是万能的，多元化社会有不同利益诉求，反映与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可以互动，但官僚主义根本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官气对意见和批评有天然的抵触，它是防碍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中国如何发展容忍制度呢？那就是强势的一方要特别有容忍性，达成妥协态度。以前我国很多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容忍精神和妥协态度，矛盾都可以解决。问题在于双方都缺乏容忍。特别是我国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对外容忍，对内缺乏。
德国政府公共管理顾问 海里希·斯顿托普夫：
德国对克服官僚主义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
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取决于公共治理的和谐，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转变，只有实行这场转变，才不会造成现代化的中断。在前些年我国发出《21世纪议程》白皮书时，还未影响到发展战略的核心，仍然是以GDP为中心急功近利的搞建设，出现了疯狂的圈地浪潮。但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已经难以持续下去，1998年大洪水已经使我们惊醒，这两年出现的能源危机、环境恶化，已经明显地告诉我们，资源消耗难以支撑到2020年，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 丁元竹：
社会不能光靠制度，还要有文化理念的作用，仲大军和盛洪教授讲的话给我启示，研究制度背后的价值体系，任何制度都是信仰体系在支撑着，反思当前我国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与社会事业部门相对应的制度在国际上找不到。
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 曾礼：
现在社会上的不和谐主要来源是政府，如征地、搬迁、东西差距。农民这么穷，是谁造成的？也是政府。一马当道，万马不行。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提高政府执政力在一些地区被理解成对群众动威和动硬的能力，如拆迁。为什么要用现代社会这个概念？今天要建立的是一个工业化了的现代和谐社会，要有基本的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 魏加宁：
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成本较大，每次抬上去和压下来都耗费巨大。招商引资，压低土地价格，抑制了消费，失地农民陷入贫困，这种发展是挹此注彼式的发展，资源从一部分手中转到另一部分手中。目前我国的发展出现这种现象：地方政府在拼命地发展，中央政府在拼命地调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很多是在做无用功。
经合组织公共治理和区域发展处专家 何伊兰：
中国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调节好社会利益关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 常修泽：
要注意民主和法制健全度，和谐社会不应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小康社会内容需要有新界定，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生活殷实，但现在置抓两头，忽略中间，民主化进程到底如何？是薄弱环节。民主就是尊重民众的独立人格和权利。这包括：一、公众的社会知情度、参与度、意见表达度、监督度。民主化不能等同于民粹主义，要强调法制建设。二、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一潭静水，活力不够，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社会事业单位的活力也不足，要释放它们的活力。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远未发挥出来，创新比重不如韩国和台湾。要把蕴藏的创造性激发出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的信用度。四、多元与公平的关系，去年GDP13.6万亿元，国有占1/3，集体1/3，私人和外资占1/3。现在已经有了6种社会阶层，1.4亿农民在进城，如何兼顾这些利益群体？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教授 周天勇：
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是要素价格过低，制度比道德更重要，矛盾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麻烦，94年税制改革，税种分开，现在层层向上集中，县用50%的费来补充，中央集中度已超过50%，预算要纳入计划内，废除收支两条线，如工商局的收费。
中国（海口）改革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要将5000万人的事业机构推向市场，事业机构能否成为公共利益主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 魏加宁：
中国有个现象值得注意，结块化，各个利益群体正在结块，再是政府部门听不得意见，弱势群体的声音听不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沟通管道和利益协调机制，否则因很小的问题就能导致冲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王振中：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精神的实质是自由“，政治文明就是民主。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收入差距不仅因为腐败、权力分配不公，还有城乡结构变化造成的原因，譬如还有2亿人没进城打工。根据库兹涅兹曲线，我国缩短这个差距的过程时间会非常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时间，因此，今天中国的社会贫富分化与工业化进程有关系。学者不能情绪化地对待这个问题，要仔细分析，找出解决办法。现在的趋势是要求政府做事情，转移支付，通过改革制度增加平等，在是需要经济增长。
但是，转移2.5亿人口很难靠政府补贴，要20%的城市人补贴80%的农村人是不可持续的。大的收入差距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解决，必须通过经济增长，人口迁移，要素流动。我们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政府也要做事情，和谐就是均衡，有多种公共品，思考政府的职能如何提供多种公共品。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利益博弈的制度化呼唤民主制度，弱势群体没有制度化方式来参与博弈，只能杀人放火。
德国驻华大使馆参赞 何伯：
变化带来冲突，不变化没有冲突，变化越快冲突越大。必须有应对冲突的工具，改革政府和社会，要注意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度，能管多少？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城乡差别的客观基础，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生活方式？
6月27日上午在”十一五“改革规划座谈会上
中国（海口）改革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城乡公民不平等的表现，某个地方砸死两个人，其中一个城市人获赔25万元，而另一个农村人只获得14万元的赔偿。理由是城乡差别。
安徽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吴克明：
农民组织，户籍制度，都是制约社会和谐的因素。关于政府制度，美国盐湖城一个市长干了十年市长后，议会才决定给他发工资。相对之下，我国的情况怎么样？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 邓伟志：
稳定不能压倒改革，有人说贫富分化是打破铁饭碗造成的，是改革倒退造成的，弱势群体一词被砍掉。目前改革派与保守派有合流趋势，因为都要反腐败，当前官学勾结现象也很厉害，无耻文人不少，不仅官媒勾结。我调查过，基尼系数小的地区，官员的灰色收入也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唐钧：
谈到博弈问题，我与姚明大篮球肯定要输。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如何博弈？农民协会，结社自由，国际上公认的自由结社不能实行，如何让弱势群体去博弈？现在一些组织协会的头头脑脑都是退休的官员。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
让社会知道钱是怎么收和怎么花的，是最大的政治文明！但是目前我国连物价局都收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目前，我国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共识已经瓦解，基本底线已经被突破。这种状况是叫改革还是不叫改革？收入分配已经失控，广东公务员的个税上升到75%，原来的比例是45%，凡是公共的东西都在流失，高管拿几千万元，很多企业还出现“丢人”现象，老总突然就没有了，失踪了。上市公司也在流失，新国企就是教育部门，一个文科项目弄得国家两三千万元的资金，什么基地、平台都建起来了，学术败坏，分利集团。（插话）：浙江大学的新校刚建起来，大家可以去参观，太漂亮了，据说花了40多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 魏加宁：
强调重化工业很容易导致国有企业大发展，吴敬琏先生也就是担心这个，引起争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用《周易》的卦象看，已经不是潜龙在渊，而是飞龙在天了。尽管飞龙在天，但还是有点畏见大人。这是因为肚子鼓出来了，但腰没挺起来，后背没有肉，头低着，腿还没站直。这个肚子就是长三角，腿是珠三角，头是首都经济圈，后背是中西部地区。
不仅如此，还有这样一些特点：投资热，消费凉，发展热，改革凉，平衡起来很难。战略不清，垄断集团，堵在北京，两只手动不了，一边摁着左派，一边按着右派，头起不来，往前迈步迈不动。四重二元，叠加在一起：城乡二元、内外二元、死活二元、计划与市场二元......计划经济的实质是高度垄断，土地制度20年不变，成了大问题，形成紧张关系。
经济增长快，人民币币值太低，导致每年白白输出1万亿元的国民财富，在浪费1万亿，掠夺1万亿，每年十几万亿的GDP就这样分掉了。之所以这样，核心是垄断。韩峻算过一笔帐，2004年征地14万公顷，北京的土地是60万一亩，可给农民只有3万元，这么个算法，一年就从土地上拿走1万亿元，中央实际上没拿着，拿得最多的是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如果给农民30-50%，大约5000亿元，农民的社保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笔都补给公司了，农民工进城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如住房、上学、医疗等没着落。城市的市长们何曾想过这些问题？
所以，不是控制房价的问题，而是把土地的钱给农民就行了。农民进城已经2亿人，农村基本上都流光了，现在还没建立基本的保障条件。这人道吗？过去的东西没打破，谁是动力？真要转型是上边没劲了，城市利益集团的强盗行为要抑制，要打破垄断，重要的是舆论，放开批评，打开空间就好干事，社会就有共识了。
还有三横三纵的问题，省直接管县，取消市这一环节，县以下重建。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注：以上内容根据仲大军先生的部分笔记整理而成，未经谈话人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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