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非：教育产业化的负面后果

                             教育产业化该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战略思想中一个突出的话题就是“教育产业化”。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拉动内需。据一些专家的测算，每个大学生年收费5000元，按当年全国200万新生计算，可给高校直接带来100亿收入，能间接带动2400亿的消费。记者不知道这2400亿是怎么算出来的，但实际情况是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了，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下一代将来的教育节衣缩食。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银行一再降息，以至于在当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居民存款仍继续增加的原因。因此，教育产业化除了为国家节省了一点理应支出的教育投入之外，就只是为各高校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却使许多普通家庭陷入了贫困，无情地把相当数量的优秀学子挡在了高等院校的门外，这只要从每年高考之后各地传媒连篇累牍的求助报道就可见一斑。为供儿女读书父母债台高筑已是司空见惯，更惨烈的还有卖血、卖肾甚至愤而轻生！这种巨大的负面影响，恐怕是有违决策者们的初衷吧？

　　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负面后果

　　后果之一：考得上读不起。
　　
　　据《新华网》)报道，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七成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在家庭无法资助学费的情况下，有约11.5%的学生选择辍学，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贫困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仅农村考生就达398万名，占723万名考生的55%，但目前我国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重依然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有的高校贫困生比例已接近50%。教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校贫困大学生已经高达142万人。
　　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既是可喜的，又是沉重的，因为每年都有筹措不到学费而自杀的学生或家长。
　　据今年6月9日的《燕赵都市报》报道，因为考虑到交不起孩子今后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和家庭的困难，河北省大城县王香屯村村民邵某不堪心理重负，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
　　另据今年7月26日的《华西都市报》报道，7月25日，在四川青城山天师洞用滑竿抬游客上山为生的杨大伟，得知女儿杨琳被国内某大学录取后痛苦地表示：家里交不起学费……女儿伤心欲绝，当场打算跳崖自尽。来青城山旅游的台胞张云盛先生目击了这悲情一幕，当即从身上掏出600美元交到了杨琳手中，并承诺资助她一直到大学毕业。
　　2003年8月6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部名为《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的专题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的悲惨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却无功而返。为了给女儿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居然也没有盖到。7月14日，悲愤交加的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万念俱灰的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时，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就不上了……”
　　杨琳无疑是幸运的，但在天文数字一般的学费面前望而却步的，何止景艳梅一人？
　　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1376元人民币，200元学费占平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这比例虽然已算很高，但还承受得起。时至今日，大学学费已暴涨到5000到1万元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六千多元，比1989年只增长了4—5倍，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只增长了2.5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村人均收入更低，仅有两千多元，负担就更为沉重了。一些贫困地区农民年收入不足1000元；城市下岗工人最低保障线仅2400元，他们的子女要上大学，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以城镇为例，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平均每年支出为12000元，相当于夫妻两人平均年收入。但是，做爹妈的自己也要吃饭活命呀。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话，就难以承担了。加上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稍微好点的高中，学费和大学差不多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孩子进了高中又顺利考上大学的话，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将处于负债状态。遗憾的是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就只达到了平均年收入水平，甚至更低。而在此之前的所谓义务教育阶段，父母们早已是如牛负重了。我国1996年制订的《教育法》规定全国教育开支不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但8年过去了却仍然在2%左右徘徊，只及联合国规定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倒数几位，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据统计，目前我国一个小学生学费、杂费与生活费开支一年约4000元，初中生为5000多元，高中生为6000多元，专科生接近为1万元，本科生则超过1万元。一对夫妻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每年积蓄1000元要90或100年；积蓄2000元，要50年；积蓄3000元，要30年左右；积蓄4000元，要25年左右；积蓄6000元，要15年左右；积蓄8000元，要12年左右；积蓄1万元，要10年左右。这还没有包括特殊的费用（如择校费、集资建校费等）在内。
　　在这样高的门槛面前，贫困家庭的子女除了辍学还能怎样？

　　后果之二：改变命运无望。

　　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命运，几乎是贫困家庭子弟唯一的希望，现在掐断了他们这唯一的希望，社会潜在的各种矛盾只会加剧。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使中国农民遭遇了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社会始终很稳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免费教育。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大学校园里学生来源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基本与人口比例相当，大学生毕业后工作是有保障的，这就给了广大农民一个跳出农门的机会。很多村子尽管只有一个大学生，但那就是希望，给千千万万农村孩子奋发向上的希望，这种体系与古代科举制度在稳定社会的作用上收到了异曲同工之效。由于大致是全程免费，因此许多一贫如洗的农村孩子也能顺利完成学业，虽然生活窘迫些，许多农村同学往往一罐咸菜吃半年，但也因此转变角色，得以抓住大体公正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人生的提升。
　　不少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社会高低阶层之间纵向流动，是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这传统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可是学费暴涨关闭了底层向高层流动的途径，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就被彻底破坏了。据调查，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生源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地区学生开始急剧减少，目前只占30%左右，减少的趋势还在继续。因此，教育产业化不仅剥夺了广大贫困地区青年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其生存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就业机会的竞争空前激烈，教育程度高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然而有大学文凭的尚难以充分就业，跨不进高校门槛的自然在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即使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也只够糊口，一旦遇上什么不测风云便难免衣不遮体食难果腹，这样的民工兄弟我们看得还少吗？专家们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应是“教育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条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当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凭自己的努力不足以改变命运，社会又不提供公平的机会时，他们就不仅仅是悲伤、失望和无奈，恐怕还会产生极度的绝望和愤怒。
　　一道维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至关重要的堤坝就这样消失了。
　　当然，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公认最能吃苦最能忍耐的群体，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也有另一项世界纪录，那就是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

　　后果之三：就业越来越难。

　　在高收费利益驱动之下，大学年年扩招，短短几年，招生人数就翻了一倍多，2003年招生规模已经达到655万。在今年8月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批评说，曾经有一所中专经过扩招，一路升为本科，从几千人的规模扩大到几万人。这种过热的扩招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应该降温了！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并痛心地指出，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而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将成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必然命运。
　　据统计，作为高等教育扩招本科生毕业的第一年，2003年全国有212万名大学毕业生走向就业。与上年的145万相比猛增了67万，增幅为46.2%。而今年，又有250万大学生将继续杀入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他说：“从北京市的情况看，因为1999年的扩招，去年就有8.8万毕业生，已增加了26%；今年又有11万多毕业生，增加了23%，这种增长幅度是以前没有的”。因为就业不乐观，毕业生们纷纷报考研究生，企图缓解找不到工作的焦虑。去年北京就有79.9万名学生争夺21.7万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可以预见的是，“考研热”仍要延续几年。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介绍，人大应届毕业生中，60%以上选择了考研。但很多学生经过了12年校园生活，一走出去面临竞争激烈的社会，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学校心理咨询室接待的，早期时是刚入学对专业不满的，到中期是谈恋爱遇到各种问题的，后期则主要是就业压力问题了。 “3年前，我担心找不到工作，考了硕士;3年后的今天，我还是担心找不到工作，又考了博士。我不知道几年后我会不会为6年前的选择后悔。”这是一位学生在一个论坛上发的帖子，的确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毕业生的心态。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就业研究所副所长姚裕群教授坦承：目前这种就业困境，大学扩招肯定是重要原因，其直接结果使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大大改变。一方面，数十万新增的劳动力涌入市场；而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又没增加多少，这就造成了一部分学生的就业难题。去年是1999年扩招后的硕士、专科生在三年学制后走向就业的时间点，今年本科生毕业后，发现许多岗位被上下两个层次都占了，对本科生的需要自然减少。与此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开始自觉地节约劳动力。这就大大加剧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缺口。以往这段时间能确定工作的占2/3以上，而现在10%还不到。许多专业的就业压力特别大，像金融、法律、注（册）会（计师）等专业，原来认为就业形势特别好，现在却纷纷过剩。
　　专家们指出，从90年代开始，每年有100多万固定劳动力注入市场。1999到2003年的增长幅度又是最大的，各个高校普遍在10%～20%左右。以人民大学为例，去年有3800名学生面临就业，比上届多了800人，但需求信息却下降了30%多。今年的压力更大，因为实行硕士两年学制，2001、2002年两届硕士生2004年同时毕业，届时毕业生人数将激增到6300人。在前不久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会场上人山人海，一个上午的入场者达3万人，导致主办方启动紧急预案。在这众多忙忙碌碌的身影中，中国农业大学的小易满脸疲倦：“来找工作的学生太多了，工作特别不好找，今天忙了一天，才投出两份简历，还不知道有没有回应。”一起来的小王说：“找工作的人多了，招聘单位也就很挑剔了，既要有北京户口，又要有工作经验。有的招聘单位根本就不考虑本科生，只考虑研究生，简历真难投啊。”北京如此，在其它地方，如广州、武汉等地的招聘会也是场场爆满，而且学生就业情况不甚理想。据教育部统计，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280万人，比去年增加68万。到2005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高校毕业生将很有可能突破340万，而这个数字在三年前还只有150万。
　　几年前，为大学高收费辩护的经济学家们振振有辞地高喊“谁得益，谁投资”，那么毕业即失业，这投资不是成了泡沫经济吗？为了收益的投资，结果成了泡沫，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让投资者自己来负责，那考大学不就变成买股票了？问题在于大学是股票吗？广大家长含辛茹苦几十年攒下钱来供养孩子读大学，换来的却是失业，这对大学生本人、对供养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和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心情？因此，高收费导致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如果说消费萎缩还算是最轻微的后果，那么大学生源结构的改变、毕业即失业这两个后果则更加严重，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教育产业化应该叫停

　　其实教育产业化口号最初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来的，本意是将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取之于教育用之于教育。基于此该校联合周边几个大学创办了著名的硅谷，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作用，也建立了许多数额惊人的奖学金，泽惠了不少贫困英才。可是到了我们这里，教育产业化却变成了简单而又短视的高收费。这种不思创业只想捞钱的商业行为不但鼓励大学盲目扩招，而且卖文凭的风气也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严重败坏了大学的风气，导致崇高的高等学府日益腐败，以至于在一些民意测验中“教育腐败”竟然名列前茅，实在是有辱斯文。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纯粹从商业赚钱的角度来办高等教育，因为大学不是简单的商品和消费的关系，大学办得好，得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更多的却是全社会。这就象喂养婴儿吃奶，如果做母亲的对婴儿喊道，谁得益谁投资，否则不给喂奶。那么儿童保护机构一定会把这母亲送到疯人院去，另找人来喂养婴儿。
　　教育部门的人士总津津乐道穷国办大教育，可据2003年快报统计，全国企业的增值税大约在7300亿元左右，教育费附加税为增值税的8%，也就是说全国企业额外交纳了580亿元以上教育经费。这些再加上农民兄弟们的提留，还有财政规定的投入，应该说不少了。但据《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的官员说我国的人均教育投入还赶不上乌干达，真是令人纳闷！的确，现在中国还不是富裕的国家，但总不至于比不上“经济濒于崩溃”的七十年代吧？九年义务制免费教育总应该保证吧？国家穷，大学教育适当收费，但免费教育的受众保持在九十年代初的水平总是可以的吧？否则翻了N番的财政收入又到哪里去了呢？
　　早在几前，国内教育界的一些专家就对教育产业化提出了异议。江西省教委科教所副研究员王火生认为：教育虽有生产性，但不是直接的生产，是通过人来实现的；教育也有经济功能，但不能片面强调其经济功能。教育产业化了，会不会影响政府的投入？会不会导致“泡沫”学校太多太滥？而且教育成本很难核算，如要学生承担，他们能够承受得了多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万承焯先生也曾撰文质疑：“教育，能单纯强调产业化吗？”他指出，教育是特殊的产业，在我国单纯强调实行产业化，会带来教育者向经济效益倾斜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政府部门的教育投入及其增长得不到保证、教育失去公正性迫使一些贫困学子不能升学和促使一些学校忽视教育规律影响办学质量等弊端。
　　鉴于江西省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在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王德保、胡辛、欧阳珊、陈涛、陈恳、陶水平、文师华、项国雄等委员联名提交了《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为我省在中部地区崛起夯实人才基地》的提案，建议省政府恢复以招生的实际人数拨款，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下至少应达到生均拨款3000元，或比照江西省GDP增长速度对高校拨款；对高校建设新校区，参照兄弟省市的做法，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来解决一部分，由高校自筹一部分，再向银行贷款一部分，以减轻高校的财政压力，使新校区一开始即可沿着良性的道路健康发展。
　　也许有人会说，对于贫困学子我们不是有很多救助措施吗，比如助学金、助学贷款、困难补助什么的。对此江西财经大学共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省政协委员王筱琴认为，虽然有以上政策和措施，但贫困学生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贫困学生仍在经济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生存。这是因为上述措施数量有限，不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国家助学贷款的实现与设想有较大的差距，商业贷款又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此她接连两年提出“关于完善高校贫困学生资助措施”的提案，以期收得一些效果。
　　教育产业化催生了教育乱收费，民盟江西省委会在一项专题调研中指出，高校乱收费问题没有引起有关职能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其严重性不容忽视，不应成为当前整顿乱收费的死角。江西省高校乱收费主要表现在一是额外多订教材导致书杂费负担过重，新学期教材费普遍在千元以上，此后每学期还要交近500元，四年下来每人共需交纳2000元以上的书本费，而这其中只有2/3是开课所需。有的学校甚至连课程目录、学分制改革方案等校务管理方面的文件也要向学生收费。二是名目繁多的新生办证费，也要收100元左右。三是日常学习中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如补考费要300—500元一门，健身卡每学期40—80元。四是违背市场原则和学生意愿代决定消费，如统收洗衣费、订阅报刊等。五是收取暑期住宿费，学生每年已经交纳了上千元的住宿费，但暑假勤工俭学住在自己的寝室仍要再交100—200元。民盟江西省委会认为，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乱收费现象源于利益驱动，它不仅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加剧了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的困难，而且严重败坏了学校与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不可低估，应该予以整顿。
　　针对高校贫困生承受着比一般大学生更大的身心压力，江西省政协委员饶爱京、欧阳长城提出了心理脱贫的问题，建议采取切实措施来缓解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拘谨、紧张、敏感和敌对等不良情绪。学校和社会除了为贫困生打工助学提供方便外，更应为他们提供发展才能的机会，鼓励他们在校创业；社会舆论和传媒要大力宣传一些自强自立努力成才的贫困大学生典型，一方面激励陷于心理贫困的大学生走出困境，另一方面纠正社会对贫困生的种种偏见和世俗观念；高校要大力开展心理咨询活动，从心理卫生的角度，帮助贫困生克服心理障碍，保持心理健康。
　　诚然，改革不可能没有痛苦，中国的父母们能够承受任何阵痛，因为有孩子。孩子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希望，孩子们的快乐也就是他们生活的意义。孩子的后面还有后代，就仍然是希望，生命就仍然有意义，有快乐。但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希望呢？
　　高学费剥夺的，难道仅仅是贫困家庭的希望吗？
　　针对社会上“教育产业”的提法，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提出过“教育产业”、“大学城”等说法，这些说法是其他机构提出来的。由于在社会上流行较广，被有些人误认为是教育部提出的。吴启迪强调，“教育是公益事业，我国的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都应该是非盈利性机构”。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教育产业化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教育高收费迫使广大消费者不得不捂紧自己的口袋，事实上已经成了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终止教育高收费（当然还有其它社会保障的改善），全社会立即会释放出让企业和商家异常惊喜的消费资金，内需无须去“拉”自然也就闻风而“动”了。
　　教育产业化，该是到了叫停的时候了！

　　　　　　　　　　　　　　原载2003年9月3日《光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