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gp.stock.163.com　2005-07-14 06:21:25　来源: 上海证券

　　如果说顾雏军做假尚可理解的话,那些被社会称作公德良心的学者,特别是那些自称长期追踪研究科龙的经济学家,面对顾雏军和科龙如此明显的问题却看不出来,的确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对此,只能这么解释：要么是他们能力不够；要么就是为了其心目中的“改革大局”,公然与资本结盟,帮着顾圆谎?


　 进入5月份以来,有关科龙的负面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最新的是科龙电器的三位独董提出辞呈。随着证监会立案调查即将结案,据悉科龙和顾雏军“涉险过关的可能性很小”。业界普遍认为,科龙的问题“很可能是大股东顾雏军虚构科龙业绩,以及私自挪用科龙资金用于格林柯尔系的收购”。

　 今年4月,科龙电器正式公布了2004年年报。其中,高达6000多万元的亏损引人注目。因为这与去年前三季度还盈利2亿多元的情况相差甚远。根据负责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科龙电器2004年第4季度有高达4.27亿元的销售收入没有得到验证,其中向一不知名的新客户销售就达到2.97亿元,而且到2005年4月28日审计时仍然没有收回。有鉴于此,德勤对这份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科龙危机由此揭开序幕。不久,科龙正式遭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顾雏军是否挪用了上市公司资金,是否做了假账,是否有损股东利益等等。
难道说,这个被某些专家誉为中国产权改革“旗帜”和私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典范”的科龙也将步德隆的后尘?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去年那场波及整个中国经济界的“郎顾之争”。仅仅半年时间,科龙就“原形毕露”,危机重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将使谁感到尴尬?

　 我认为,第一个感到尴尬的,毫无疑问是科龙的掌门顾雏军。顾宣称在他2001年入主科龙时,科龙巨亏14亿多元,经过他殚精竭虑的治理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2002年扭亏为盈,实现1亿多元的净利润,次年更是实现2亿多元的净利润,顾也由此赢得了“扭亏明星”的美誉。

　 可事情远不是这样。顾的“扭亏为盈”的手法,现在看来,无非是一个“财务游戏”而已。正如郎咸平所指出的,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第二年,压低各项费用,使上市公司一举扭亏。顾及他的财务班子采取“调控三项费用”、“虚增收入和虚减成本”、“反常内部交易为获取银行资金”等等手段,制造“盈利”假象,套取银行资金,“任意调控无所不为”,令会计师都目瞪口呆,从而导致所有与其合作过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先后挂冠而去。

　 在去年的“郎顾之争”中,这位“资本运作大师”口口声声说他惟一不缺的就是钱,也多次表白诚实是他最看重的品质；为“捍卫”自己的“清白”,甚至还不惜拿起法律的武器,要与“诽谤”自己的人打官司。虽然市场从来就不乏有人质疑其并购资金的来源以及并购用心,而在这之前,他也确实解释不清资金来源,但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他既不诚实,也很缺钱,否则就不会涉嫌做假账,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搞收购了。

　 在科龙危机中,第二个感到尴尬的则是科龙所在的地方佛山市顺德区。科龙曾是顺德最辉煌的企业,获得过“亚洲上市公司最佳投资者关系奖”,现在仍是顺德区的六大中国名牌企业之一。所以,有人说,“科龙一垮,对当地压力太大！”

　 科龙之所以从过去的辉煌跌落到如今的衰败,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的不当处置有关。科龙出身于乡镇企业。它的创始人叫潘宁,上世纪80年代从手敲电冰箱开始,带领创业团队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但由于实际的产权与法律所有权脱节,公司虽然后来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权还是“集体”的,掌握在镇政府手中。这样的产权结构,要做到政企分开是很难的。当年是靠潘宁等人的创业贡献和威信,才大体维持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作“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格局。可潘宁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潘退下以后,镇政府的领导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不管是由于管理不善还是外部市场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之科龙从此就走上了下坡路。政府为了急于甩包袱,在和顾雏军的谈判中,作了较大让步,使得顾能够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就收购了科龙。如果在潘宁的时候就完成企业改制,或现在还由其掌控,那么顾入主科龙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科龙也不会像现在这般衰败。

　 第三个尴尬之人当属那些为顾的收购行径辩护的经济学家。在去年的“郎顾之争”中,当郎咸平用通俗而不失专业的语言,从财务的角度解剖顾雏军及格林柯尔借改制之名行席卷国家财富之实时,遭到了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致的反对和抨击。他们不仅从产权角度呼吁要善待企业家,热情地讴歌“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和管理层收购改制方式,还为格林柯尔并购科龙的具体措施进行辩护。比如,他们认为只有那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为了掩盖问题,才常常故意隐瞒亏损,不摊或少摊呆坏账损失或库存损失,甚至不按规定计提折旧,用明盈实亏的财务报表来蒙骗股东和上级政府,似乎民营企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此,格林柯尔在掌控被收购国有企业的当年,较多地提取坏账准备金、存货减值准备金等做法并不反常,反倒衬托出顾雏军在企业兼并和财务重组上的谨慎和成熟。

　 最能说明主流学者们站在顾雏军一边的是去年10月召开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来自政府、学界的重量级官员、学者15人一起为顾雏军正名,明确表明支持科龙的立场。在这次会议上,由某权威研究机构撰写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只有将科龙的产权改革历程放到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大视野中,才能够领会到它的意义；并赞扬顾雏军在经过“压缩成本、新产品开发”等“战略性整顿”后,使科龙迅速走出衰退境况,短短半年内便实现扭亏为盈,2002年当年实现净利润超1亿元,痛快地摘掉了 S T帽子。

　 对此心知肚明的顾雏军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夜之间,我受到怀疑,我觉得奇怪,党和国家的国企改革路线怎么就不对了?现在又是一夜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没有问题。”

　 如果说顾雏军做假尚可理解的话,因为顾毕竟是利益中人,那么,那些被社会称作公德良心的学者,特别是那些自称长期追踪研究科龙的经济学家,面对顾雏军和科龙如此明显的问题却看不出来,的确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对此,只能这么解释：要么是他们能力不够；要么就是为了其心目中的“改革大局”,公然与资本结盟,帮着顾圆谎?

　 由此可见,科龙危机虽然不能说明现在实行的产权改革之路错了,但确实提醒我们要对企业改制中各种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尤其是资本与权力、资本与知识结盟的行为抱有高度的警惕。(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