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田推测：顾雏军的倒掉是网络舆论最大的一次胜利
：老田
顾雏军入主科龙之后，科龙买格林科尔制冷剂的数量多到十年都用不完，还让科龙的特约修理商一次性上交大笔费用，并注册毫无价值的“康恩贝”商标向科龙产品收取使用费，这些都说明顾雏军没有为科龙公司的持续经营打算，而只有一个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提取更多的短期利益，打的是“杀鸡取卵”的算盘，他在大把捞钱的同时显然是准备了科龙垮台的，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家电商标。
科龙是公开的上市公司，还是国内家电行业的大企业，顾雏军要在这么受人关注“公鸡”身上拔毛，把这样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搞垮”，用如此拙劣的手法进行大规模财产转移，法律风险肯定是很大的。顾雏军不是刚刚出道的雏儿，而是商场百战的老手，不可能是那种“见了金子就看不见人”的傻帽，他敢于作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手笔”，必定是已经安排了各种“降低风险”的门道。降低偷窃国企资产的风险，就一般人所知的情况而言，几乎唯一的出路是靠编织“贪官保护伞”来规避法律的追究，为此就需要把相关方面的主管官员彻底“搞掂”；在政治权力之外，话语权的保护作用也是很可观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把顾雏军的瓜分行动吹嘘成为中国改革道路的“榜样”，主流经济学家们掌握的话语权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判定顾雏军的瓜分行为“就是好”，这本身也是分散和转嫁违法风险的好方法。跟顾雏军侵吞的巨额财富相比，为降低风险而付给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成本费用肯定不低，但是有限的成本与顾雏军可以指望的巨大收益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降低法律风险的费用支出――贪官和主流经济学家能够得到的好处，显然与顾雏军的违法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顾雏军在与话语权的交易上非常积极，这是人们都已经看到的，那么顾雏军是否在建设“贪官保护伞”方面特别吝啬呢？这一点只好留待人们去想像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为顾雏军撑腰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多数人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经济中心，这个中心是“研究机构”中间的典型官府，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官府，其中的主流们交接政要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其他机构，哪怕是跟北大和社科院经济所这样的研究机构相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顾雏军的精明：要以最低的成本去赢得话语权的最有效支持。这些人除了自身能够提供话语权保护服务之外，还能够就自己与官场中人的密切关系成为“经纪人”，能够给顾雏军交结贪官“穿针引线”。
由于顾雏军自己过于不检点，结果被郎咸平发现纰漏，在郎咸平发言之后，其实顾雏军最理想的反应是沉默而不是推波助澜。也许是顾雏军自认为给“话语权”支付的“保险费”足够高，所以出了下策，先是要将郎咸平告上法庭，接着又启动话语权保护机制，让主流们出来捧场借以打压郎咸平，这两着都是最愚蠢的昏招，自己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更加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是后来网络舆论大量跟进，从此顾雏军就无法把脑袋缩回去了，对于这样的“热门人物”犯事，贪官保护伞就很难起作用了，如果那些拿了顾雏军保险费的贪官胆敢出来为他讲话，等于是把自己暴露在太阳底下了，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贪官保护顾雏军的政治风险，从而决定了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保护人不敢实施保护，所以有些知道内情的人就说顾雏军出事是因为“蔸子不硬”。
其实顾雏军不见得是“蔸子不硬”，而是为他服务的贪官保护伞所冒的政治风险，在最近一年多来突然急剧上升。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假定了顾雏军具备商人的一般智慧，也看到了顾雏军在寻求话语权支持以降低法律风险方面的精明和算计，因此顾雏军不可能没有寻求和安排官场保护伞，显然，问题最后是出在这个保护伞中间的贪官不敢实施保护动作。郎咸平只是一个药引子，最终促使顾雏军保护伞不敢动作的，是广大网民的长期跟踪和关注，这就把顾雏军与一般的黑心商人区别开来了，网民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年多，极大地提高了顾雏军保护伞所冒的政治风险，导致顾雏军编织的贪官保护伞“失效”，因此国家法律和正义在顾雏军身上得到了伸张。顾雏军因此显得特别“不幸”，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很为这与的人才落难而叹息，在顾雏军的同道们还在继续为非作歹，高歌猛进的当儿，他却不得不进监狱了，这些可怕得怪罪中国这批不依不饶的网民。
为广大网民的再一次胜利欢呼吧，这比揭露宝马车撞人的黑暗更加有价值。
二○○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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