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人民宪政
范正美
一、历史和现实表明：搞社会主义，没有模仿，没有退路，
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才是出路
搞社会主义，难就难在一没有模仿，二没有退路，全靠创新。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共产党人的两大使命，即《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极为明确的概括：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列宁、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空前机遇，全面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通过工农武装，发动城市暴力革命，创造性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围剿、扼杀之中，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创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国家政权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二是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是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强调共产党在国家机器运转中的绝对领导和党对军队的控制；三是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致性，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四是社会经济运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地推进经济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实行高度计划，生活资料按商品经济运行。历史地说，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农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在全世界濒临法西斯普遍摧残下，率领苏联人民艰苦卓绝而最后战胜了法西斯，并支援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人民武装，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这场生死考验之后，又领导苏联人民很快恢复了国家元气，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成为可以和美国较量的超级大国。这是何等的历史成就，引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骄傲。
苏联成为世界劳动人民向往的榜样。正是苏联的红星照耀，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国民主、民族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球。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中国、朝鲜、越南以及后来的古巴，在其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各国到处是凯歌传扬。1957年苏联卫星升空，打开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新时代，呈现着东风压倒西风的空前大好局面。
在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再强调不能全盘照搬苏联的做法，只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经验，必须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经济战线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开始了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建设，制定了新宪法，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思想、新思路、战略设计和远景规划，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在基本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在许多具体的基本做法上，明显地区别于苏联。一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二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赎买政策；三是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推进经济发展；四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要遵守价值规律。社会主义中国，到了上个世纪中叶，成为至今令中国人民为之骄傲而念念不忘的最辉煌的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太阳。
但是，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共产党人不曾思索和准备的历史断裂——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何去何从。正是在这个历史需要巨人、而巨人缺失的历史断档时期，一个隐藏在党内很深、经营很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惯于耍两面派的赫鲁晓夫上了台，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引诱，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和拉拢，抓住从来没有模仿、不能后退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条件下，革命、建设和日常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重大问题、偏差、失误和教训，本末颠倒，黑白不分，大做文章，以秘密报告的形式，举起所谓反个人迷信的幌子，全面攻击共产党人的旗帜人物斯大林。这种新情况、新动向，立即被国内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所利用，视为他们发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好时机，他们遵循“擒贼先擒王”的古训，把一切脏水泼向斯大林，挑起了一场妄图毁灭斯大林进而毁灭共产党、扑灭社会主义的大恶仗。
面对这种严俊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率先垂范地适时地投入战斗，充当了这场反击战的旗手、战略领导和指挥。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度涵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识、高屋建瓴的革命战略，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术，果敢、英勇无畏地捍卫了马列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场斗争，极其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鼓舞了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在全中国、全世界，锻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派。
不幸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斗争的历史关头，匆匆离开了人世。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表示忠于毛泽东的伪君子，在其膨胀的心灵的驱使下，举起屠刀，发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次政变，而后公然改变了毛泽东的决策，重新启用邓公，进而全面否定文革，开始了取向所谓资本主义补课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中国的事变，以及随后对毛泽东、进一步对斯大林的大否定，对社会主义肆无忌惮地批评，推动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使共产党队伍急剧地发生分化，人民的敌人兴高采烈，他们拍手狂呼，称资本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失败了，还是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万岁。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者、投机家、阴谋家，纷纷反水，宣传他们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甚至毫无廉耻地宣布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是反人类的，不合时宜的，要取销共产党，要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公开地到帝国主义分子那里邀功请赏；那些参加共产党、并当了共产党的大官的民主革命派，一个个原形毕露，原来当官发财的内心导向和一往情深，曾经在历次运动中反复扮演过反派，见着社会主义革命大潮已去，当以上事变发生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检讨他们是违心地跟着毛泽东，于是欣欣然地，公然宣传社会主义不能搞，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去，至少是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到二主子那里当其大官来了；在这两部分人的蛊惑之下，那些不坚定的分子，也对革命前途发生了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将信将疑，或者把共产主义说成不能实现的遥遥无期，免不了地加入“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的议论，感到共产主义确实前途渺茫，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也跟着赶奔补资本主义课的大潮，甚至为这种所谓补课叫好而为其摇旗呐喊。
历史的推进，雄辩的事实，从来是最好的革命教科书和革命导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政治腐败，革命历史妖魔化，国有资产纷纷流入私人的腰包，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倾倒，私有化成为追逐的时尚，原来的领导阶级和革命同盟军，沦为弱势群体，两极分化，普通劳动人民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各种私人工矿黑企、外资企业惨无人道的剥削工人，黄毒赌猖獗，社会恶性案件频发，国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等等，这些活生生的眼前的事实，深深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人们痛定思痛，感到搞私有化、走回头路是共产党人自寻短见，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搞社会主义，是在国内外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必然引起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他们总是在进行各种复辟活动；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不是早了、糟了，而是没有模仿，没有退路，必然走弯路、发生错误，有一个成功与失败的反复过程，只有通过总结、反思，才能进行制度创新并逐步完善。于是全面反思国际共运，回访马克思、回访列宁、回访斯大林、回访毛泽东，成为新的历史潮流。
二、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改变思维定式，
探求一种人民可以依宪自救的新机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经验教训，重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又明确提出要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武装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一系列事变，在思想界、学术界，许多共产党人那里，思维突破了。人们比较普遍地认为，要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不能只从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来考虑，要研究一种崭新的国家制度。
国际共运和中国实践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最重要的，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是坚持社会主义。前者就是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坚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由劳动人民的代表执政的政治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平等、同志式的合作；后者就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取向，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保障社会的和谐和进步。只有这两条不动摇，才能坚持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如何保障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背弃无产阶级专政，背弃社会主义，其他便是无稽之谈，骗人的鬼话。
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实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意义极其深远。但是，还应该探讨通过何种程序，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反修防修、反腐防变。也就是说，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一种制度，保障人民民主，遏制党内背弃人民、离开社会主义的走资倾向，防止他们将其篡权阴谋变成夺权行动，或者在他们政变一旦上台之前、之后，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能够援引一种不可动摇的根本制度和机制，去抵制和扭转他们的政变或上台后的和平演变。换句话说，毛泽东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变质、最危险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党内的走资派、党内的资产阶级改变国家颜色的警告，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从苏联变质的教训中，也没有来得及从文革实践中对某些制度创新加以引申，借鉴资产阶级的有用的成果，提升人类业已取得的积极的有益的历史经验，去打破事实上的社会主义普遍存在的终身制，打破党内事实上存在的家长作风，打破事实上的一党一派传班式的人治体制，打破事实上的人民权力不保的机制，把他的理论通过共产党人的努力，变成一种人民可以启动的公共意志、变成人民可以制约和运转的一种公共权力、变成人民可以援引自救的社会保障，即通过必须依据全民公决的宪法原则及其规定，所形成的根本制度，还政于宪，还政于民，形成以人民为基础、以人民为动力、以人民为保障的宪法运转机制，变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为人民监督共产党、共产党依照宪法原则活动，推动国家机制的良性运转，不给党内任何政变留后路，实现人民自保、人民江山人民自保，而给历史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为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供了可乘之机。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几十年后又回到了私有制社会，一切罪恶行径得以猖獗横行。
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体制，尽管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宪法，其要害是：共产党领导至上，宪法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只具有一种宣传的形式，没有必备的保障性的根本制度支撑，也就缺乏至高无上的长远的不可逾越的事实上的约束力，国家机器运行的三种权力徒有形式而实际上只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体系，舆论一律。各种政治意见，甚至有关历史、自然、人物的议论和学术研究，只允许同中央一个声音、一个腔调，人民缺乏事实上的宪法赋予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言论自由、人民出版自由和人民结社自由。党内实行高度的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党的绝对领导体制代替了国家机器运行机制，于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名义下，具有宪定的最高权威，得以滥用个人权力的条件和机会，形成党的主席就是党，党就是国家，就是宪法，就是政府的局面。以党代国、以党代政、以党代宪、以党代法，出现了共产党的权力至高无上，党的领导人个人权力至上，党的代表大会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不是党依据宪法从事国务活动，而是共产党领导人可以随时修改宪法，碎片改宪、废除宪法的根本规定。言论、出版、结社被禁锢在一些不讲宪、不讲法、不讲理的党的绝密规定之中，公然与宪法、基本法律对立，与人民对立。对于共产党的这些问题批评不得，揭露和批评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各种革命的创新呼吁，也常常被某些领导人、某些党的机关封杀。轻者开除出党、开除工职，重者打入大牢，问罪定刑，永世不得翻身。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如何保障共产党不变质和变了质之后人民怎么办，特别是后者尤为重要。这种不能解决共产党走向蜕变和共产党蜕变以后继续执政而人民不能纠正的体制，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悲惨命运。这种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观念和至高无上的人治机制，必然使那些头脑发胀的领导人，忘乎所以，把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国家宪法和共产党的章程，统统置于脑后。只要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不问党的路线的做法，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社团组织都由共产党来安排，甚至一些地方的民选领导人，刚刚当选或落选，凭党的一纸调令就可以完全改变，这就在实际上废除了通过选举、由人民决定国家事务这一根本原则，使人民宪政虚拟化、空洞化。
毛泽东曾经非常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那种只有加入共产党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是共产主义信徒、马克思主义的传宗人、解释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能当国家领导人，甚至发展到只有共产党及其支持的精英才能解释世界、解释国家，根本取消他人和人民的话语权。只许他们放言，不准别人张口，动不动就利用他们手中的大权，操起棍子打人，拎起枷锁压人。不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不但没有任何道理，也根本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是荒谬绝伦的。这是一种神话。必然在党内压制民主，压制不同意见，走向个人独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压制真理发展，压制人民民主，导致封建专制。这样一种宪定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体制，既违背自然辩证法，又违背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反动。
根据自然辩证法，任何一个党派都会走向蜕变，这是一切生物、组织体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岂因共产党的出现而改变？！各个物种为什么生生息息，就是它们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天演论》）。
在社会主义具有旧社会基本特征的条件下，由于自然辩证法的作用，由于国内外敌人的社会基础还在，他们的影响还在、人还在，各种旧的、反动的、迷信的观念，堂而皇之地打着国学甚至历史传统的幌子继续控制人们的头脑，特别是国外帝国主义变着花样的恩威并施、国内资产阶级的威逼利诱，以及高官、权力地位、骄奢淫逸的腐蚀，使共产党内不可能不分化、部分人不可能不蜕变，同时，共产党内的权位不可能不发生改变，所谓接班人制度，不仅是封建主义余钵的变体，而且还使宗派主义恶性膨胀、党内贿赂猖獗。如果不改变思维模式，还是沿袭旧的这套理念和制度，在宪法不保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得最优最杰出的人物进入国家领导地位，面对阴谋家、野心家，人民就只能俯首听命了，历史的回头路就不可避免。
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著名的“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论断，对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后来学者、政治家演释之后，在西方获得广泛的认同，成为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的精神旗帜。他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明确主权，即行使公意的这种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执行权只不过是人民授予的权力。为了确保人民的权力，就必须明确，这种执行公意的主权，从属于立法权。因此，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方式，宪法便是法律这种公意志表达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指导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宪政领先人物，创立了划时代的“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各种社团、政党活动，被严格控制在宪法规定的格局之中，不是政党左右国家政治，而是一切党派、政府必须忠于宪法。在一些国家政变频发，而发达国家却只有国家领导人中途换马，政局还是稳定的，无损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几十年腐而不朽，甚至有某种新的复苏和发展，除了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还有其发展的空间和余地、肌体还有生命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的生命力影响和后来的赞资、媚资、迎资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有一整套民主、法制、宪政的国家理论，并且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教训，采取各种缓和阶级矛盾、特别是调和劳资矛盾的法律措施，所建立的宪法机制约束着它的政治代表，而不能让野心家、阴谋家通过政变获得政权，也不至于让低能弱智儿掌权。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必须按照宪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同时根据宪法，形成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强大舆论监督，通过结社自由，国民可以依法举行罢工、示威、请愿、游行，可以揭露和批评，直至要求弹劾国家领导人。
应该说，资产阶级宪政有其反人民性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这一面。但是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进而形成的美国宪政体制，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取向追求是极其鲜明、极其有力的。所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共产党的七大即1945年前后，多次公开宣称美国方式的宪政体制，是共产党人可以接受的一种形式。马克思说得好：“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必须如实地说，资产阶级在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时，不仅在经济上由于自由竞争和人性的解放，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因而创造了人间奇迹，而且在政治上，所推出的宪政机制正是人类人文发展、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进步。
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宪法的可借鉴性而加以嘲笑，更不能予以根本否定和排斥，而应该理智地依据政治科学的、人文发展的、历史进步的原则，重新认识其历史意义和作用。运用民主、法制、宪政于社会主义不是西化，正如运用政府、银行、企业、社团于社会主义，不是西化一样。马列主义者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为社会主义作了必要的准备，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宪法、民主、法制思想因子，所以重要的不是抛弃那些基本形式，也不是允许将那些基本形式原封不动地拿过为推行资本主义开路，更不得根本取消我们的成功经验，而是将它们加以革命的批判和根本改造，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改变其阶级基础、阶级本质，改变其虚伪性、反人民性，真正保障人民上升为政治统治者、当家作主。
共产党为什么在其发展过程中，幼年失败，又为什么以后生气勃勃，后来许多党又走向反面，时间只有几十年。就是通过革命实践失败的洗礼，领袖人物不仅受到了锻炼，也暴露了问题，于是在生死的竞争之中，不得不对他们进行筛选，经过比较、对比，于是淘汰劣质人物，优中选优，打造核心集团，使其出现了领袖人物、选对了领袖人物的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那些未经大浪淘沙、未选出优秀领袖人物的国家，人民则继续在剥削阶级的铁蹄下呻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人类杰出的人才，正是在大革命、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物竞天择”的法则产生的。但是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他们后来却没有根据“物竞天择”的法则，去建设这样一种国家制度，把国家的公共权力通过宪法还政于人民，赋予人民决定国家生死的根本权力，而是把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这当然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帝王思想。斯大林、毛泽东看到了问题，历史也给了他们机会，他们一生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毛泽东甚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还是固守在只有经过共产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训条不能自拔，在依靠党还是依靠人民的历史抉择中，他们选择的是前者，终于酿成历史悲剧。
三、历史和现实表明：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宪政，
夯实三大支柱：人民言论自由、人民出版自由与人民结社自由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现有宪法，但并不是事实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因为，这种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因而，执政的共产党事实上居于国家之上。必须认识这种体制的问题，改变这种体制。就是说，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依靠人民打下了江山，就应该通过共产党，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宪法根本大法，此后，包括共产党在内，任何党派只能依据宪法进行活动；各个党派的人选只有通过竞选，取得人民投票的宪法规定的多数，进入国家领导职位；任何党派人员进入政界，只能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忠于职守，而不能带有个人或党派的私利；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无权改变宪法，要改就必须经过符合宪法修改的必要民意公决程序。由此可见，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机制，丝毫没有降低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却可以防止共产党以后变质而改变国家性质的历史灾难。所以，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应该建立这样几大基本制度：
1、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人民宪政，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宪法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和人民敌人的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由共产党提出治国纲领，变成全国人民的意志，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全民公决，所形成的国家宪法机制。
2、宪法规定国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保障国家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积极推进科学技术革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自由、民主、和谐发展和共同进步。
3、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务活动“要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这里的人民是指凡是拥护国家宪法、在国家宪法轨道上进行活动的人。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各项义务。
4、宪法规定三大基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明确其具体涵义和根本保障。
5、宪法规定，各种党派必须重新申请登记，由宪法特别委员会批准并向人民公布。各种党派，可以规定自己的宗旨、指导思想，并有宣传的自由，但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凡经过宪法特别委员会审定批准成立的党派，其成员均可以参加国家领导人的竟选，根据宪法规定的多数当选，经国家选举委员会确认，成为国家领导人，并负责组织政府，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誓就职。一切党派活动经费均由其党派自行解决，国家不养活任何党派、社团组织。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五年制，可以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宪法规定，担任国家公职者的工资一律比照工人工资，担任国家机关领导的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公布其财产，根据需要配备法定的标准和依据法定的程序使用公职用品，同时定期将使用情况向人民公布。
6、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立法权和宪法监督权。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由政府依据宪法、法律行使行政权力。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检察院和法院，由其分别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人民代表的资格由宪法规定，按省或直辖市或自治区分配名额，由人民自由提名，通过全省或直辖市或自治区全民竞选，符合宪法规定的得票多数者，报请全国人大选举委员会确认并公布。选民依法可以随时要求取消人民代表资格。
7、宪法规定人民解放军改称人民军。人民军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由国家统帅人民军和民兵，由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国防军和民兵根据宪法保卫国家，不得干政，一切干政言行均由全国人大加以制裁，必要时，根据宪定程序由人民提出公审。
8、宪法规定崇尚科学、宣传科学、宣传无神论，反对愚弄人民的宣传。
9、宪法规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反对不义战争，坚持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和平、友好相处。
10、宪法规定严格的全民投票通过和修订程序。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就是人民至上，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的宪法机制。社会主义人民宪政是人民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广泛、最实际的民主。所谓最进步，就是它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工人运动逐渐生长、发展、完善起来的人民民主，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多数人的民主，是真正谋求人民利益的民主；所谓最广泛，就是它是以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最基层的劳动者为基础，拥有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并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民主；所谓最实际，就是它坚持天下为公，坚持谋求人民公众的基本利益，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毫不虚伪，也不用乔装掩饰，并反对一切利用民主的权力，谋求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言行。
这样建立的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具有四大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二是人民享有三大自由：即人民言论自由，人民出版自由，人民结社自由，由宪法规定和保护，非经人民公决的宪法变动，任何政府官员无权取消和改变。三是共产党不再是当然的执政党，必然的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其他革命党人和民主人士执政。因为只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拥宪护民的民主人士，才真正经得起人民审查、得到人民的拥护。四是人民军队由国家统帅，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任何人休想利用人民军队从事任何与人民为敌的活动。其中，人民言论自由，人民出版自由，人民结社自由，是社会主义人民宪政的三大支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必须夯实的根本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它既是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建设的出发点、奋斗目标，也是根本机制所在。
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又是现代法制的基础。因此，真正的民主，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具有“民”“主”名实相副的本来意义。因此，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公开明确自己的阶级性，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宪政。这是宪法必须确认的根本原则，不得含糊。
还必须明确，这种社会主义人民宪政，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宪法机制，要求在这种新机制下，共产党在宪法规定下运转，参加和开展国务活动。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社会组织保持平等的地位，公开竞争如何根据宪法规定，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如何更好地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同其他政党、社团组织一道，如何监督宪法的贯彻执行，监督官员如何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和以往不同的是，共产党不是绝对的执政党，而是只有依照宪法规定，提出治国纲领参加竞选，获得人民拥护，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国家领导。也就是说，不是人民必须忠于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必须忠于人民；也不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中国，而是共产党必须忠于宪法，赢得人民的支持。
必须郑重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定，防止某些人借国家改制制造混乱，这项改制的伟大工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先形成共产党人的治国方案，通过全民公决后，上升为国家法案，在这个法案确认的相应的特别机构领导下，按照这个法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
建立社会主义人民宪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场自我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最后一场攻坚战，必将赢得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2008-05-10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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