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维稳支出已经超过军费支出，说明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是何等严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全国人民同“精英”关于中国目前时局及其对策存在的又一个根本分歧。有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认为，中国社会造成目前这样不稳定的局面，是中国精英们取向私有化的转型接轨、自己搬起石头造成的。
私有化导致两极分化并接近“社会动荡临界点”
我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据统计，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16，而2003年上升为0.458，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3—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接近“社会动荡临界点”。令人注意的是，到了近一些年，中国统计部门关于基尼系数一事，则缄默不语了。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既成事实。问题不是如何掩蔽或绕开它，而是需要如实地科学地认识它是如何造成的，应该怎样解决。
两极分化只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反映。它涉及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分配问题?二是什么样的分配，导致两极分化?
第一、关于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分配方式是由其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分配有两种规定，一是产品的分配，即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分配，属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也就是寻常所说的分配形式或分配关系;一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分配，即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就是生产条件的分配，主要包括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社会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这种分配是由法律规定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出他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政治经济学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年，第91页)因此，这种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条件的分配，不仅决定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且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生产要素即生产条件的分配，是社会生产的前提条件。毋庸置疑，当然也是分配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而言是如此，就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就对象而言，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同上书，第98页)这意思是说，社会产品如何进行分配，具有客观规定性，人们只能改变分配的具体做法，而不能改变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因为这是事先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生产方式决定了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3卷，第13页)
第二、关于两极分化的经济本质。
众所周知，两极分化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因此，有小商品经济(马克思称为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今天我们中国发生的两极分化，不是指前者，二是指后者。明确这种区分极为重要。
马克思在他毕生精力所著《资本论》中作了深入简出地阐述，明确告诉人们：“两极分化”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阐述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他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708-709、710页)马克思还特别指出，这个两极分化问题，曾经由政治经济学者用各种形式说出来，但他们又总是把这种性质，同部分类似而本质不同的各种属于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现象混在一起(见上书第710页)。今天， “精英”们，说到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谈虎色变，正是这种转移论题、混淆是非的做法。极力粉饰现实，力图否认两极分化，颠倒事情的是非，把水搅混。这和马克思指出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
就是说，两极分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矛盾的本质反映。马克思解释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第3卷，294页)不言而喻，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资本和劳动的两极对立，于是表现为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对立。因此，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才是两极分化的实质。
所以，看待今日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绝不能停留在一般分配关系这个表面现象上，更不可与小商品经济下出现的两极分化同日而语，而应该深入地研究改开以来，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是不是已经由社会主义“转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经济本质？。
笔者在《二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工农劳动人民不是分红利，而是坐江山》、《三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谁给共产党人剥夺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权力》、《四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拼命打造资产阶级所有制，今日中国天下究竟属谁?》三文中，相继揭示了西化精英们鼓吹的转型，实质是要把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一路改革，全面开放，中心都是挥刀动斧杀向公有制，目的很明确，就是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变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主义航向。其结果，城乡资本主义跑步发展，整个国家的各项事业，急剧地向着私有化前进、市场化泛滥，致使资产阶级新生代迅速扩张，生产资料所有制大权，由工农劳动人民执掌，变为资产阶级上台说的算。通过私有化改革，中国工农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的颠倒，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因此发生了质的位移，社会主义经济岌岌可危，而且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进入资本主义深渊，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而受到严重威胁。说到这里，让我们再读读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吧：
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联合国的报告数据是：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预期突破0.52，世界第4;2011年将突破0.55，仍居第四。在联合国的190多个国家当中，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国家约有150个国家，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到10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全部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位于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是比南非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要好一点。
私有化肢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
《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宪法第六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由此可知，以私有化为取向的转型接轨，严重背离共产党的宗旨，也根本违反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并经过转型以来碎片修改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通过“精英”们一系列私有化的措施，不仅造成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而且肢解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血肉之连、瓦解了二者亲和的鱼水关系。
请看下列事实。
不是通过改革，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更进一步追求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远大理想，而是公然嘲笑共产主义信仰，不问姓资姓社，也不讲公和私的区别;
不是通过改革，歌颂人民革命历史、歌颂人民英雄业绩，揭露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险恶、毒辣以及革命、建设进程的艰难困苦、人民的献身精神，而是歪曲历史，极力寻找并夸大革命队伍的黑暗面，丑化英雄人物;
不是通过改革，更加自觉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改革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保证改革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正确性，越来越接近实际，越来越合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拥护和喜欢，而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妖魔化、取消化；
不是通过改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扬弃以往的经验教训，致使社会主义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兴旺，而是挖空心思、一个劲儿地砍杀社会主义成果，似乎越彻底越好；
不是通过改革，越来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对人民越来越亲近，尊重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一切权力属于全国人民，而是越来越脱离人民，攀比“洋官儿”的派头和做法，高高在上，不当人民群众的公仆，要当人民的老爷，耀武扬威，临驾于人民头上，并且公然架起高薪制的藩篱，不断推出对高官的特殊照顾的条规，大摆起官气、官风、官架来了;
不是通过改革，越来越廉洁，越来越深入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同甘共苦，而是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堕落，越到高层，越丧尽良心、恬不知耻，直到拉帮结伙，将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花样翻新，以致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背弃祖国、背弃人民、背弃社会主义，当“裸官”的浩荡大团队。同时带出了一支文艺捧场的“名角”，成了“裸星”，忽悠中国人民。给中国国风、国格丢尽了人。
不是通过改革，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则，及时地惩治共产党内的歪风邪气、贪污腐败，纠正自己在改革和日常工作中的错误，整顿党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搞好吐故纳新，铲除变质分子，吸收工农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群中的先进分子并通过其自觉地申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列中来，而是搞形式、走过场式的“思想教育”，不讲世界观改造、宣布永远不搞运动，致使邪念思维、丑恶行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内瘟疫般快速蔓延开来，甚至把一些情人、“二奶”拉近共产党内，甚至提拔重用。
不是通过改革，更加自觉地维护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体系，理清党和宪法、党和国家的政治运行体制、党和人民军队等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福祉等理论和实践，完善国家人民代表运行体制，而是把中国政治搞成了清一色的传班制，所谓宪法至上、人民民主，成了一句空话。
等等，等等。
一句话，私有化改革以来的30余年，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向蜕变，因而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至于军民关系发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纹，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对抗，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丧失最基本的公信力，要求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呼声与日俱增。
私有化致使严重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
私有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演越烈，积重难返。择其最突出者，计有十二端。
1、官员贪腐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围，四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私有化的改革，就是这种情形。一位毕业生在毕业论文中这样写道：近年来，我国官方及其民间的各类调查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就是我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虽然采取多种措施防止腐败，但全社会各类贪污腐败仍然愈演愈烈，并具有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特点，涉及金额愈来愈大，官位越来越高。其实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以前的贪腐一般具有个别性、行业性和暗藏性，而目前中国的贪腐，主要采取家族式、夫人或秘书式、挚友式、权力托联式、钻营勾结式、色情挂链及至查检趁火打劫、敲门入伙，公安、法院、监狱内外通联等多种形式，具有渗透性、授受性、层次性，既有家族、单位、上下左右结帮，又有行业、职业的规则性，还有社会公约性(潜规则)、快速流行性，形成盘根错节和网络复杂结构，其共同点都是利用公权、政治网络保护，并超越法权和时空，赤裸裸地进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官买卖、官官相护，以至于官位暴升暴涨，到高层贪腐无法无天，铤而走险，丧尽人性。这方面，有大量案例和统计，本文不欲赘述。
与腐败结伴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垃圾文化猖獗，正是私有化指导思想大力推进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人”从上而下严重存在的文山会海、秘书执政，两面手法、电话暗示、电脑智慧、纸上谈兵、短语连篇等等执政形式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打着共产党改革的旗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名义，借着招商引资、政绩工程、重大活动工程及至国防、外事活动等等良机，接受指示、收受贿赂、搭建关系，因而贪腐愈演愈烈。
2、泡沫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泡沫：一是房地产泡沫。一平米房子价格越来越贵，刺激纸币的流通量猛增，于是通胀出来生事。房地产对于土地的“需求高涨”，必然进一步引发土地市场投机泡沫，于是产生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这种基于土地资源的财政制度，诱使地方政府将土地价格提升，以求得更多更好的财政收入，其中还带来很大一块成为灰色收入，促使干部的黑色污染。另一方面，产生通胀的压力，又必然引起中国制造成本迅速上升，而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汇率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又必然挫伤出口竞争力，对已经下滑的出口形成雪上加霜的不利局面。二是由政府投资而形成的财政泡沫。因为政府投资不仅产生的是挤出效应，而且普遍效率很低，从而引发税基缩小与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引发财政危机，特别是引发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三是金融泡沫。由于出口紧缩、产业紧缩和信贷紧缩，必然引起社会实体经济的萎缩，但是，基于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供给量仍在增长，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各种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必然扩张，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则贬值。居民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必然趋向买房。于是房价进一步膨胀，房地产泡沫再次飞扬，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3、三农问题与粮食问题。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人民的摇篮，农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所以，三农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今天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然而，大师们大刀挥砍人民公社，致使三农回到解放前，再次成为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拙文六论中所述，这些年来，一大批农村干部、农业工，冒着风险坚持集体化和农业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可歌可颂的业绩，与誓死要单干的那个小岗村一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整体地说，目前我国的农业，由于分田单干，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规模小、产出低、商品率低，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以及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农产品需求很不相称。基于农业的小农经营。农业经济落后，我国城乡仍然采取二元分治，城乡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差异很大。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我国的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状况令人担忧。于是，粮食和经济作物存在严重安全的隐患，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大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声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吃饭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垮台，因为中国人口多，“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有力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又通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用事实彻底粉碎了这种无耻谰言。历史雄辩地证明，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巨大进步，中国人民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使中国农村长期稳定了几十年，一改旧中国那种动乱必从农村起的局面。然而，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以及农村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目前，许多地方的城镇化建设，以政府行政为主导地推动，抱着财政脱贫致富的目的，采取“摊大饼”式地扩张，巧取豪夺农村土地，把提升“GDP”和人口的“城镇化率”当作奋斗目标，大搞“造城”运动。且不说这其中违反民主的许多操作，正在激起群众的强烈反对，而因为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性与利益追求的非理性，如此的造城运动，必将进一步给中国社会积累新的许多矛盾，留下难以克服的陷阱。
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村，由大户或企业主组织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便升格为(被雇佣的)职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不难设想，这些大户或企业主万无一失，凭着“老子有钱”之名，得以所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发财机会，却将一切风险扔给了农民和社会，因而埋下了难以预卜的矛盾。好一种“精明”的私有化“创新”设计，令人不寒而栗!
4、建筑工程与产品质量问题。建筑工程与产品质量问题，极其严重，更加隐性而尖锐化了。建筑工程，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年大计。在党风日渐衰败的情势下，我国的建筑业完全金钱化了，从设计到施工、监工，最后验收，已经很不守矩了，致使质量事故不断。同时，这些劣质建筑，根据事物运行的周期率，也快到寿终正寝的时候了。驻扎在上海的麦肯锡公司董事欧高敦，每年都对中国未来一年的前景做出预测。关于2014年，他不无忧虑地在第5点中，这样深切地说：“过去30多年，中国许多住宅和办公楼采用劣质方法和材料来建造，大多严重老化。许多楼房需要彻底的翻修，其他的楼房需要推倒重建。谁将为此买单?当私人业主倾尽毕生积蓄购买了住房，现在发现它不断贬值甚至无法卖掉，怎么办?”还有日用品、食品、药品，假冒伪劣泛滥，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添加剂，以及假广告，人们防不胜防，很难吃到放心食品、药品了。同建筑行业一样，源与流、产与检、管与监，早已经通过官场腐败而沆瀣一气，甚至与地方保护主义结成一体儿，难解难分。应该提请注意的是，还有一般食品、药品严重的产能过剩，那些到期的产品随着假冒伪劣的强风，因为利欲熏心，而一起加到老百姓的身上，有谁能说得清楚?
5、生态与环境问题。笔者在《斩断恶性三环怪圈，刻不容缓》即一论必须叫停私有化改革一文中曾经论述过，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由来已久，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私有化地推进，致使我国生态与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每况愈下，形成了最近以来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急剧增多和集中爆发。由于我国生态与环境科技相对落后，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使得生态与环境的总体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处于 局部改善而整体恶化的发展态势。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私有化的条件下，私人资本，特别是非法私人企业主的趋利准则，一方面无孔不入、无恶不作，制造新的污染、破坏;另一方面又把生态环境等难题扔给“公共”社会、扔给政府。同时，我国生态与环境正面临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挑战，主要是大中城市向着大都市无限加大，加上前述城镇化的盲目扩张，以及旧工业的排污改造、新的重机制造、煤炭、石油开发、生化技术产业以及制药工业化、军工业强化等因素，进一步增加城乡生态与环境保护压力，我国城乡面临新一轮环境污染，还有全球大气候、大环境的恶变，也为我国生态与环境的恶化火上浇油，自然灾害与次生灾害频发，此起彼伏，推波效应，对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破坏。
6、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究竟有没有底线，底线是多少，国际经济学界并未形成共识。所谓国际标准其实就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财政赤字率3%和债务率60%的约见，业经实践证明，有一定道理，这对我们考察中国问题具有参考意义。所谓赤字率表示的是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额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计算公式是：赤字率=(政府开支-政府收入)/GDP×100%。负债率表示的是政府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计算公式是：负债率=政府借债金额/GDP×100%。
众所周知，我国的统计水分很大，产生的根源就是长官的政治意志。国外经济界对国家公布的数据表示怀疑，认为缺乏严谨的逻辑关系，公布的数据与其历史、及其国际经验难以贯连;国内民众对国家公布的数据感到困惑，有一种“被富裕”“被就业”“工资被增长”“物价被降低”的感觉，公布的数据与人们的亲身感受相差甚远。用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的话说，我国经济统计体系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关键的数据不准确。比如GDP到底增长了多少?谁也说不准。(2)重要的数据不统计。比如环比数据更准确地反映近期经济的走势，对投资者和政府的决策都非常重要，但统计局就是不报告。(3)报告的数据没有用。比如说城镇登记的失业率，这个数据根本不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却常年统计，乐此不疲。有人说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话 “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数据”，来比喻中国目前的统计数据与实际经济脱节的程度，可能是比较贴切的。关于中国财政赤字与负债问题也是如此，
然而，即便这样，我国统计部门和一些善于捕捉新闻的记者，还是透露了一些玄机。财政赤字和负债率，是一个基因而竞相生长的一对孪生姐妹;又是显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最真实的花卉;还是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难以阻挡的纵火犯。近些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一再膨胀，已经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这可能是“精英”们最感头痛的问题。因为这是直接关系目前和今后中国过日子的根本问题。君不见，中国“繁荣的”经济，在一到涨级提薪之时，捉襟见肘，拿不出钱来，长期拖欠，或偶然遇到灾情，即向老百姓发出捐赠号召，并且在电视上看到落后的村屯、衣衫褴褛的农民和破败不堪的校舍。《中国经营报》报道说，根据《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报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达2037.05亿元，负债率相当于国际通行标准的1.36倍，政府两年内每天需偿债1亿元。这种债台高筑的现象，岂止武汉一家。
中国社科院刘煜辉发文说：到2009年-2013年三季度间，中国经济的债务率上升了近75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三季度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达到了GDP的2.03倍。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至2013年9月的15个月时间内，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上升了32个点，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一直显著超过名义GDP增速，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和影子银行的信用膨胀尤为突出。于是，出现了以下乱象：一是流动性错配累积。从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看，负债端的久期明显变短，而资产端的久期却明显变长，大量资金流向基建等地方政府项目，形成资金的沉淀，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由于外汇占款的萎缩和产业部门回报率的下降，银行体系低成本负债资源趋于枯竭，致使更短的、不稳定的、高成本的负债(同业+理财)去支持其信用资产扩张，进一步累积了信用系统的脆弱性，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融资成本与资本回报率的背离。资金需求非常旺盛，而资本回报率明显衰退。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即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而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收入份额随着资本回报率下降而下降。这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造成的，因而出现了投资增长与收入增长的背离。
克服财政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开辟国民收入，同时节制一切违法和不合理开支，并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和艺术。是一个系统工程。单言金融方式的财政救济，只能是扬汤止沸，从来是一时之计。
然而，目前的中国，一是严重的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盲目地攀比扩张，无原则地放低市场准入门槛，向外国商品释放中国市场，致使业已出现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可能相继破产，出口相对萎缩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二是庞大的官僚集团、大手大脚的行政支出、慷慨的对外援助、维稳的超高付费，以及必须大大强化的国防建设，还要给老百姓兑现“分享改革的巨大成果”的压力。三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世界大气候、大环境的恶化，还有全球政治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趋势，给中国不能动摇的的“邓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存空间带来严重的不利，加上一意私有化改革的思想路线，还将使中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财政的困顿，还会进一步上高。目前，慌不择路的种种举动便是由此而来。
7、教育问题。在私有化的旗帜下，教育已经完全市场化，充满铜臭味，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本文仅举三例：
一是通过批“极左”和片面的教育产业市场化理解，根本改变了我国教育的指导方针，扭曲了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根本宗旨、根本任务和根本职能，失缺了教育的正确方向和社会责任，造成了一个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社会实践的教育体系，不仅打造了一个严重存在的倒金字塔及其失控的结构，而且通过追求“精英”教育，强力推行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使我国的教育体系，出现了向钱看的悲剧。在这种教育方针、路线之下，德育、体育失控，并严重与无产阶级政治对立、严重脱离社会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经过高等教育毕业的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许多人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缺乏起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缺乏世界历史和世界革命史、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般知识，缺乏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思想，鄙视体力劳动，又对工农劳动人民和一般工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毫不了解，在工作岗位上，不能运用正确的的理论与知识，缺乏正念思维、科学思维、创新思维训练。为人自私，看问题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极端片面。不愿意付出，而想不劳而获，或小劳大获。最近有关部门人士指出，我们新毕业的外交官，由于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的教育，只有响当当的外语能力，而在我国的外交事务中，犯直观、表面性错误，不能持正确的历史的辩证的立场和观点，就是一个明例。
二是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毫无减轻的迹象;普遍存在体育锻炼不足，身体素质差极差，后果非常严重。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心理疾患发病率呈直线上升趋势。35%的中小学生有心理异常表现，其中5.3%的中小学生存在抑郁症、恐怖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国内近年众多调查发现;“存在明显心理问题学生，小学占10%，初中占15%，高中占20%。”卫生宣传广告说，以抑郁症为例，抑郁症有明显“三高三低”的临床特征：即高患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低知晓率/低诊治率/低治愈率。关于学生自杀事件，国内已有数起报道。还有眼病，根据国家7—22岁汉族学生的健康评价参考标准，南方某中等城市监测结果表明，学生视力不良率为57.84%、近视率为56.19%，其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36.52%、近视率为34.17%，中学生视力不良率为79.73%、近视率为78.82%。学生营养状况，也并不乐观。学生营养不良率为24.84%，其中小学生营养不良率为13.56%，中学生营养不良率为34.89%。学生肥胖率为10.16%，其中小学生肥胖率为13.90%，中学生肥胖率为6.77%。营养不良、肥胖、超重三项合计，在中小学生中占40%以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许多大学生，手无缚鸡之力，跑几步就头晕，甚至参加升旗仪式也难以支持。
三是师范教育严重偏失。我国的师范教育，特别是高师教育，从指导思想、办学理念到校长、教师选配，再到招生、知识技能谋划、以及学制、学科、实习设计，长期来缺乏高屋建瓴的系统设计，以及由此产生的正念思维、科学思维、创新思维教育缺失，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出来的我们的中小学教师群中，便缺乏应有的教育理性思维良知的共识与行业道德准则舆论的思想基础，在金钱挂帅、物欲横行的社会环境下，让金钱遮住了众多领导人和教师理性的心智，未能洞察其病害的严重及其后果，在学校不能形成科学教育舆论，认真研究知识结构、技能训练，教与学的规律和方法，反而挖空心思，金钱第一，搞题海战术，开展所谓奥教，大办补习，挤占学生时间，以至于摧残学生身心健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竞相攀比，花样翻新，推波逐流。因而，教师群体不具备造成社会理性思维共识，而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不少领导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不分清浊，谈何教育的正念思维、科学思维、创新思维意识，更不能借势媒体大造科学教育舆论，把这些毛病及早地扑灭在萌芽之中，却在封资修教育思想的推动下而愈演愈烈。以至于教师犯罪，有上升而无减。何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8、民生的教育、就业、住房、安全问题。我国的教育、就业(失业)、住房、安全与社会问题的关联，领导高层停留在口头上和一时的心血来潮的注意，反映在统计上的遮遮掩掩。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底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根据是有886万城镇居民登记领取了失业保险，既没有计算实际上有多少人没工作，也不包括民工。其后，政府曾分派官员到全国各地调查。其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农业部的一项调查最受关注。该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而2008年初的外出打工者总计为1.3亿左右。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对6.8万个农村住户进行的最新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是，现有的外出民工数量增加至1.4亿人，其中大约2,300万人仍在城市或家乡寻找新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8年年中曾采用过这个方法，对7,000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9.4%的城镇调查样本被视为“经济活动人口”，但却没有工作，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却变成一个“经济活动人口”，忽悠社会舆论。如果这份调查有代表性，真实的失业率高出官方公布的数据一倍以上。据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说，国家统计局最初的打算是用调查法来估算失业人数，结果过去三年的失业率突破了20%。时间过去了6年，情况如何?仍然是一个问号。
私有化改革以来，工农大众与城乡一般知识分子因为改革以各种名义而失业，特别是90年代那次下岗潮，时下有4千万和5千万之说，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子女面临上学、就业、住房的极大困难，加上至少一亿以上的贫困人口，还有新毕业的大学生不能如期找到工作，与来城市找工作的农民工，汇合成巨大的中国产业后备军，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徘徊在人生最壮丽的年代，靠“啃老”或临时打工，过着艰难的生活，其中许多人不思正路，又反过来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败坏了民风、民俗，难以启齿。
9、精神污染与垃圾文化问题。私有化改革以来，随着“精英”们鼓吹学西方，向资本主义看齐，我们的精英们上任前到美国参拜，于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在资本、技术引进的盛举同时，也堂而皇之地一起大步流星地进入中国，并很快取代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上上下下形成了追逐西方文化的热潮。人们看到，西方文化首先通过以个性、自由、爱情为标志的的性文化出面，而后打着否定文革、批样板戏，吹捧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促使中国文化界急速分化，于是，革命文化继公有经济的下势，由于革命文化战士遭受嘲笑、打击，也跟着被逐渐逐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后在“春晚”推出×××之后，中国文化便向着媚洋、媚资、媚修、媚俗、取向低级趣味方向快跑，音乐界、戏剧界、相声界、小品等等，健康活泼、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反映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人物的文化很难进入正堂。中国电视许多平台，竟然成为名星、名流、名角、名腕们自耍的场所，根本无视观众感受，加上电视广告的“模范作用”，因而基层出现了难以容忍的以色文化为基本形式的垃圾文化泛滥。人们很难看到具有文化深蕴内涵和高度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正能量”文艺作品。与这同时，大街上乱七八糟的匾额、广告、霓虹灯以及震耳欲聋的噪音，人们的耳目，无时不受到污染。
10、道德与民俗、民风问题。共产党人丢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丢弃共产主义信仰，取向私有化，官场的政治腐败，精神污染与文化垃圾的扩散，封建迷信抬头，各种宗教活动盛行，诚信走失，礼义廉耻受辱，拜金主义，贪图享受，黄赌毒猖獗，可以说，一切腐朽文化沉渣翻飞，一起扑向中国社会，必然败坏道德与民俗、民风。陷于篇幅，毋庸赘述。
11、社会治安问题。社会群体事件此起彼落。凶杀、恶性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由城市进到农村，由游民发展到工农，由文盲升至知识分子，由社会进到机关、学校、幼儿园，由居民间不满发展同政府、警察对抗，借“疯”借酒向社会泄私愤，等等恶行弥漫。1979——2003年，万人刑事案件由5.5增至34.1件，增加了6倍，平均年增长率7%以上。其后，有好转吗?仅今年上半年，各种恶性案件屡屡见诸媒体，本文无需罗列。
12、法制与人民民主问题。人们心知肚明，不必浪费文字。
私有化使国内各种矛盾的性质发生质的转变
随着中国社会的私有化“转型”。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在前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这样明确宣示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再清楚不过地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又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说，对照宪法和毛泽东这个讲话精神，今日中国的阵线已经十分清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层层分析了中国私有化改开以来，向着资本主义道路迅袍，致使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形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私有化精英们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服务，导致贪腐极其严重，已经进入高层并集团化、公开化，中国资产阶级新生代快速形成，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教以及舆论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业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天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继续恶化，积重难返，社会处在动乱的边缘。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宪法规定，“精英”们，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或个人”之属；按照毛泽东根据宪法所作的报告，私有化精英们，在“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之列。
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任务，继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初步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然而，过了三十余年，中国的现状又回到解放前，中国人民面临着重建社会主义的任务。历史逻辑和辩证法是这样分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及其基本对策的提出，是多么英明而具有现实意义。
今日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稳，不是偶然的，也怪不得别人，用D大人的话来说，改革改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走上了邪路。历史巨人，总是按照其规律前进，将一切唯心主义、机会主义踩在它的脚下。事实明晃晃、确凿凿地告诫世人：把中国搞到今天这步田地，主要的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也不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而是党内一伙西化精英。他们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用私有化取代社会主义的恶果!因此，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再是一般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反映，是坚持私有化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
不过，物极必反。事情总是有始有终。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胜利，这个历史的总趋势，在中国也是改变不了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
诗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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