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大学者为何敢揭贫富悬殊真相
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家庭占有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
根据报告，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
报告分析，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城乡消费模式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相比之下，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其享乐型、稳妥型家庭明显多于农村。
房产是中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在宏观层次上，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层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越高;家庭总资产越多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也越高。如果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压力，与农村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住房负担较重。在城镇家庭中，家庭主事者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家庭房价收入比最高，而处于职业和收入地位较高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住房负担相对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显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
家庭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根据报告，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医疗支出绝对值升高，但医疗负担(即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减轻。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医疗消费能力更强、投入更多;但同时，这些省份的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却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医疗负担相对较轻。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但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
报告分析，从家庭特征上看，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其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最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医疗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医疗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其严重，与家中无人住院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明显，由此增加其致贫的可能性。
家庭资产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报告指出，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观本地社会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资产(如住房及汽车的拥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独立于家庭资产之外，个人收入水平也影响着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收入水平比客观收入水平更重要：无论客观上富有与否，对个人收入地位主观评价更高的人(即主观上认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评价标准较高，这可能部分导致对其主观收入的总体评价水平偏低，并且与他们的实际客观收入相关性不高。除个人收入外，家庭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满意度及主观社会地位较高，且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力。
据该报告的第一、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介绍，综合来看，《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展现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家庭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庭经营与自雇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中国——城镇与农村、不同区域在房产、消费模式、医疗资源投入上的差异仍非常显著。体制内与体制外家庭在财富水平、财富的增长幅度、消费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它还展现了一个逐渐改善和调整的中国——住房困难、医疗负担问题在逐渐改善。
谢宇介绍，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和深入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
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的这份重磅报告，为深陷污名的北大多少挣回了一些颜面，学者敢于揭开贫富悬殊的真相，也是希望政府重视贫富问题，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贫富问题，使中国社会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或失控。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平，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数据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实际上基尼系数远远高过上述指标，在少数人财富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中国仍有至少1.28亿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所谓国家贫困线的定义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
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在各地频频爆发，“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稳定。而维稳经费飙高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5万多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国无论是公开的富豪还是隐形富豪，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纳税义务，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以至于中国的富豪人数在短短数十年里，便超越了美国。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针对富人的税收体系，因此导致中国的税收制度出现了“劫贫济富”的乱象。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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