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在05年4月19日首先在《经济参考报》发表《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的文章，随后06月27日《光明日报》再次刊登了《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的文章对社会公平问题进行进一步论述，11月25日的《商务周刊》又以《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为题发表了的该刊记者对刘国光教授的访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刘国光教授连续发表讲话和文章，呼吁和强调全社会要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不清楚何种原因主流们，这时却一反以往，全没了在“私产入宪”、“卖光国企和管理层收购”问题时那种激奋表现，对如此重要问题少有声音。好在11月30日《中华工商时报》终于发表了一篇题目为《20年之内公平提不到优先的地位》对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一个访谈。从报道的题目看上去，周教授对“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的观点有着极大保留，细看内容则发现他完全不同意“并重”说，“优化组合”说。近些年来有关“公平与效率”的言论很多、文章不少。各类专家学者宏论层出，各路神仙大显神通，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论述的有，提出次序论的有，主张阶段论的也有，坚持对立统一辨证论的还有，最高深的算是从四维空间来论述。引经据典不一而足。总之，学问高深到非“专家学者”是人都搞不清楚的程度。所有观点可能完全不同，但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都认为现今中国确实存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可我等普通人看问题似乎就没那么复杂。“公平和效率”评价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对象，怎么也不该拿到一起来比较。总觉得把这两件事儿放在一块儿搅和，有忽悠百姓之嫌。（对重大、复杂、高深问题我没有周教授那种有幽默，能调侃的能力，但还是想捎带着问一句：有人用计时器称量物体重量的吗？）照理说公平该用“是”“否”PK，效率则以“高”“低 ”对决。即便说“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有关系，也不该是先后和主从的关系。更不该是办一个捎带着也办另一个的关系。思来想去觉得这应该是专家、学者、政客们玩的游戏。有话不好好说，非要绕个大圈子，非把简单问题整成“天书”让人看不懂。专家的研究态度严谨的让人肃然起敬，这个问题居然能从古希腊、中世纪始，经过欧洲17、18世纪，然后再从马克思到现代西方。经过着老长的历史问题好像也没解决，绕了一大圈成果也有，居然能在四维空间上得到了一个函数。晕倒！！！现在看来，在中国不存在“公平和效率”问题时，能把他作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方针确定下来，的确是具有政治远见的英明决定。
据说“公平与效率”这个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数百年。这数百年的争论中国应该没有参与，至少是没有像样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到了这二十来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才当回事儿似的加了进去。但这种加入对这个问题有解不会有任何帮助。毕竟西方资本主义建设了那么多年，经济发展水平那么高，有水平够资格的经济学家那么多，都未能找到正解。这种世界性难题岂能这么容易的就被半路出家的解决？说白了到头来这个问题照样是“坚持不住”也“兼顾不了”。中国为什么会数百年置身其外？应该是由于在中国，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成过气候，而这样的问题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水平才会成为特别问题。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国内会为此争论不休呢？应该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很快”而“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和阶层集中，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严重”造成的。然而个人愚见：不能“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来观察问题，把现象当作问题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最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能够让很快增加的财富向少数人和阶层集中的“制度”或者是“政策”。
坚持“效率优先”的理由大体是：“效率优先”才能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效率机制把社会财富的总量做大，然后才可能更好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然而，所有这些似乎不适用新中国成立的前28年的情况。对那个时代，权威性的定性是“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就个“干多干少都一样”只照顾公平不讲究效率的年代。
如果真是如此，该如何解释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哪来的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以及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那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极低、极差，不仅缺乏必须的物质基础，甚至为维护国家安全还要在国防上进行的巨大投入。用周教授的话来说，那才是“建设一个低水平理想的公平分配的和谐社会，”都“无能力做到财力方面的基本支持”的时代。既然连建设一个低水平和谐社会的财力都没有，怎么可能在犯了N多的错误后，不仅低水平的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得以建立，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能取得了高速发展呢？邓小平1979年3月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建设成就的历史评价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他为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不仅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公平，还是会有几百比三十、几千比三十的效率。如果他说的不是假话，他就是在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中发生的所谓“效率与公平”这类问题。当然，如果有人要反对“凡是”，这个例子可以不算。
《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中有这样一句：“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里的官兵一致同甘苦讲的应该就是“公平”，不是起点也不是过程，而是实际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处处都是讲平等是个重要原因。才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齐心合力，战胜强敌，取得胜利。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争效率。
“公平”是产生效率的原因，“公平”是维持效率的保障。用宣传语言讲就是“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
还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讲过这样一段话：“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就是说，对于少数先进分子而言，他们确实能够做到不重视物质利益。这样的人就能够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有了革命精神也必然会有革命行动，虽然长期不行，一段时间内完全能做到，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只要能够维护和顾及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种积极性就能够保持。“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我认为这是邓小平最伟大的讲话之一。然而，把后半句加进去俺就搞不懂了。但是，他的话毕竟说明了建设要有少数积极分子的忘我行为，也要有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发动建设行动要靠革命精神，保持建设热情需要物质利益。有行动有热情就会有效率。说明产生效率，起决定作用并不是物质，物质基础只是保持效率的重要条件。“平等”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利益的获得者，而对少数积极分子却要付出牺牲。好在这些付出牺牲的少数先进分子对此并不在意。而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大讲效率优先？因为他们都是各类“精英”，讲“公平”就会限制了他们的利益所得，如果不能在政策的保护下，仅凭他们自身的那点优势就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样就不可能远远的跑在前面而把广大群众抛在身后。如此以来，他们当然坚持要“效率优先”，而且至少还要保持20年。（30年过去了，在加上20年就是50年，我只会做这样的简单运算，如果再挺20年，这就符合预言家50年不改变的伟大预言了）不清楚是不是还有人要反对“凡是”？如果有这个例子也可以不算。
央视在05年6月《新闻调查》栏目有一个报道，说的不是一般群众，而是河南省登封市一个大部分由未成年人组成的盗窃集团。其中有这样几个情节：由于本人叙述故事能力太差，把其中几段对话贴在这里。
这栋居民楼离登封市中心非常近，是刚开发不久的商品楼，曾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这群以偷盗为生的少年就一直居住在这里。
记者：就是这儿。在这儿住过几个人？
小鹏：一般住七八个人。
记者：多的时候呢？
小鹏：多的时候一二十个。
记者：那怎么住得下呢？这房子。原来这儿摆几个床？
小鹏：原来这儿摆的是一个床。小波俺四个一块儿在这个屋里住。
记者：除了你们之外，有一些没有家可以去的孩子，你们收留吗？
小鹏：收留。
记者：都可以到你们这儿来？
小鹏：并且还可以管顿饭吃。
记者：为什么？
小鹏：俺大部分都是这种人。俺可怜这种人。
记者：你们把这个地方叫什么？
小鹏：家。
记者：谁照顾大家啊?
小鹏：照顾是不用照顾。都是非常自觉的。早上这个屋全部人洗了脸，就该叫那个屋、那个屋一个一个轮流过来，洗脸、刷牙、洗头。
（点评：这些“不良少年”，收留一些流浪人员甚至管饭，并不是源于收留的这些人和他们是一条贼船上的同行，而他们完全是出于对无家可归者处境的同情。不清楚这些“不良少年”的这种表现，是否就是人类最最原本的天性。）
记 者：你们平常把东西卖了之后，后来钱回来大家怎么分呢？
小 鹏：就是五五分成，每个人都是平均的，不会让你少。
景慧阳：用在什么地方啊？
小 鹏：吃饭。吃饭天天都是大酒店、宾馆，哪儿都跑。吃饭一天吃三四顿，喝酒喝好几回。
（点评：偷盗销赃后的收入，分配并不依照：地位高低、贡献大小、高风险高受益、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而是极端平均主义、大锅饭。令人惊叹的是，以偷盗钱财为目的的人，居然未被钱财腐蚀，竟然不会因分赃不均打起来。平均分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甚至没有影响到“失足少年”的“工作”积极性。这兴许也是人性最最本质的东西吧。然而，这样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看下面的一段对话。）
记 者：你现在还把这十几个人当成是你的朋友吗？
郭海滨：兄弟永远都是兄弟，不管走到哪里。
记 者：你为什么称他们是兄弟？
郭海滨：不管我们几个犯了啥法，最起码我们几个在一块儿曾经开心过、快乐过。
记 者：你觉得你们原来也都是小孩子,也都互相不认识，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一起出去偷东西之外，还有别的吗？
小 鹏：就是平常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就比如说他一个人咳嗽或者感冒，另一个人不管你俩平常关系好，还是关系赖，他一定会关心你，这么多人都会一块儿来关心你，就不会叫你再出去。
（这些“失足少年”被公安机关抓住并进行了教育，他们竟然还坚信“兄弟永远是兄弟”“不管我们几个犯了啥法，最起码我们几个在一块儿曾经开心过、快乐过。”“就是平常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就比如说他一个人咳嗽或者感冒，另一个人不管你俩平常关系好，还是关系赖，他一定会关心你，这么多人都会一块儿来关心你，就不会叫你再出去。”哈！看到这一段是不是让人还看到了些“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影子？生病了可以在家养兵，却不会担心由于丧失“工作能力”而失去生活保障。）
这些孩子没有人对他们进行过先进性教育，他们也从没讨论过有关“效率优先”的问题，但他们之间的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得他们的“工作”效率得到保障。一帮“小毛贼”竟让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察们为他们的“效率”而大伤脑筋。这些“失足少年”的身体力行，是不是正是数百年专家们梦寐以求要找的“公平和效率”的答案？如果这些专家、学者不是为了维护某些人或某个阶层的利益，用“兼顾”甚至“并重”故意忽悠人民大众，这个道理专家学者怎能不知道？最后这个例子似乎是不能用反对“凡是”来否定了吧。
一个人的观点完全是由他的立场所决定。对同样的问题，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必定不同。若要反对不同观点，也一定能找到无数理由。我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和“效率”就不存在问题，有了公平才能保障效率。而“效率优先”政策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20年之内公平提不到优先的地位”是维护少数精英利益，限制以至于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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