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在劳动力普遍进入市场的今天，由于日益恶化的就业形势，无论是城市传统工人还是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除了完成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以外，资本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生存空间，这是农民工到四十成豆腐渣的深刻的社会背景。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这正是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众多的中国农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被城市遗弃的他们，将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前途渺渺的未来。
“农民工40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用之而不养之”，农村又怎么可能无限制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长此以往，将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宗旨，同时还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这些农民工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农民工大军。他们以打工者的身份吃苦受累，高强度地劳动，支撑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已成为我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如今，他们中许多人已青春不再，靠打工那点收入又不足以在城里置业安家，“打道回农村”差不多成为他们必然的归宿。“农民工40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用之而不养之”，农村又怎么可能无限制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长此以往，将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宗旨，同时还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这些农民工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中年农民工被城市“嫌弃”
8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虎坊桥附近的宣武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从中午一直到下午5点，记者观察发现，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最受用工者青睐，一批批不断被招走。而年纪稍大些的则明显不受欢迎，迟迟找不到雇主。今年42岁、老家湖南的张大亮，等了4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对记者说：“外出打工就趁年轻，稍微上个年纪，到哪儿都没人稀罕！”47岁的瓦工王东方告诉记者：“尽管有些手艺，找工作也是一年难似一年！”
不仅仅是张大亮和王东方。在各地的大中城市里，许多打工多年、人到中年的农民工正切实感受着被城市“嫌弃”的滋味。他们虽然工作更熟练、对城市更熟悉，但在体力和精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正被一批批新下火车、源源不绝赶来的年轻劳力所替代。
记者在一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了解到，很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农民工时，一般都明文要求年龄在40岁或者35岁以下，一些服务行业甚至要求25岁以下。而中年农民工之所以会被企业淘汰，主要原因在于体力的下降。京郊某仓库招收民工30名，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负责招工的翟先生告诉记者：“工人主要干装卸的活，年纪大的怕扛不住。”而一家被服厂只招收25岁以下的工人。招工者说：“我们需要常年夜里加班，干的也是精细活，年纪大的精神不好，手头也不活，基本就没法用。”
返乡农民工与农村“不合拍”
记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20定出山，40必收山。”讲的是年轻村民必定外出打工，到了中年必然回家。但是，离开城市，“收山”回家的农民工很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很多人不会干农活，他们或者从零学起，或者成为农村闲人。
多年来，许许多多十八九岁甚至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离开校园后就来到城市，走进工厂、工地、车间。由于基本上与土地“断绝”了关系，依靠工资生活，他们在实质上已经转化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而这些产业工人在城市奉献了青春回到农村老家后，种种不适应必然不可避免。
记者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家休假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操持农活。一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离开学校直接进入城市，根本没有进行过农业生产的训练。二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家庭的收入来源，比较受宠，所以家长也很少要求他们再去干农活。这样，当地农村对打工者有这样一种略含贬义的说法：“在外当孙，回家作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批批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很多已经青春不再，而他们在无奈中回家以后，也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劳作。在河南省鲁山县金章村，一名姓杜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在他们村，打多年工又回到家中，年龄三四十岁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种：就是用打工的积蓄做些小本生意，或者买辆农用车搞些运输；第二种：不会干农活，也找不到好的生意门路，只好在家带带孩子、打打牌，主要依靠多年的积蓄维持生活；第三种：回到农村突然失去了定位，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沉溺与打牌、赌博，将积蓄挥霍完了事。这位村干部总结说，打工回来的明显跟农村不合拍，讲究吃穿，不愿下田，半个劳动力也比不上。
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
2004年4月，某科研单位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年龄从15岁到64岁不等，占90%的人为44岁以下，其中15-29岁者占到了一半(51.5%)。按说，40来岁正是壮年，农民工却为何纷纷离去？
记者在调查后发现，农民工之所以在40岁以后干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体力透支，同时没有其他资本可供出卖。导致农民工只有体力可供出卖的原因，是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技能缺乏。而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则是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从不提供培训和提高的机会，造成他们技能老化、无法与年轻人竞争。
有关专家也指出，之所以产生农民工的“40岁现象”，其实是一些企业处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种支出。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低水平重复劳动，在被透支了体力之后，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够，到40岁左右时由于又被企业嫌弃，无奈之中只好告别城市。
有识之士认为，这些40岁左右，在城市工作超过10年的农民工，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不该让他们回流到农村，而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工作。
城市对农民工“取而不予”
针对农民工40岁后大量返流农村的现象，有专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导致农民工病无所医、贫无所助、老无所养，被迫返回家乡，去寻求最原始的家庭保障。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杨桂宏认为，农民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不论从哪种理论来讲，都应该覆盖这一群体，但事实恰恰相反。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最直接的深层原因就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眼下尽管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并没有形成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下来的制度引导，也没有真正改变原来以户籍为基础二元社会保障体制，自然也就解决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传统体制方面的原因。
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眼下全国约有1.3亿农民外出务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8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说。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他呼吁城市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向记者评论，农民工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生产，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之外，这种取而不予的做法，本身是对农民工合法权利的剥夺。他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回流农村，是一股逆潮流，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企业，应该纠正这种短视行为，作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城市能够留住这些曾经奉献了青春的外来工。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这正是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许多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
农民工社保养老险参保率仅15%(链接)
据一份最新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据统计，到今年5月，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专家近日完成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调研报告尖锐地指出，“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导致参保困难，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顾虑”，“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由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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