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声援郎咸平：争的不是经济！
《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 ( 日期：2004-09-02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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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从东方早报读到郎咸平先生质疑海尔集团转制的文章时，我觉得很重要，就结合自己当年在国营工厂做工的经历，向网上发帖子（见附录）推荐这文章。但我同时也知道，郎先生质疑的那些事情，一般如我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是看不懂的，他的具体的批评是否都有道理，我也难以判断。因此，我只是称赞他对目前这一场侵吞全民资产（这是比“国有资产”更准确的词）的狂潮的质疑的态度，并不敢多说别的。公司财务、金融运作、曲线MBO…… 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应该多听内行人的。
可是，看了这两天一些来自经济学界的评论，我却觉得，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
比如说，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汪康懋先生批评郎先生：“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理由是，“我国企业家”并非“保姆”，“比如张瑞敏等，这一批人应被视为‘创业者’，而非‘职业经理人’。”（见8月28日《经济观察报》署名“本报记者文钊、程明霞”的报道，下文所引的张维迎、张军两先生文字，也均取自这篇报道）且不论这“创业者”的概念非常含糊（张瑞敏这样的国企老总是和李嘉诚一样的“创业者”？），就算郎先生说错了，他们不是保姆，而是半保姆（总不至于是主人吧），或者再退一步，就算郎先生的所有质疑都因此落空（半保姆也不能把主人的家产全部弄进自己腰包吧），你怎么就断定郎先生是“与企业家为敌”了呢？“反右”时许多官员都曾祭出“批评我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的逻辑，怎么汪先生也来这一套呢？
再比如，北京大学的张维迎先生说：“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谁都不愿意陷入无效率状态，但是，我们只能在“无效率状态”和这样的“社会财富最大化”之间二选一吗？某人手里有100元钱，但他脑子笨，不会以钱生钱，于是一个聪明人三哄两骗，把这笔钱弄成自己的了，然后去股市上大赚，再回头分给那笨人100元（实际生活中很难有这种事，姑且这么说）——社会总财富是增加了，部分人的损害也弥补了，可是，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么？把“总财富”的“最大化”看得比财富的公平分配更重要（张先生说：“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思路，是远远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围了。
张先生还呼吁大家“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列出“国有企业出售要考虑”的四个方面：“一是‘往前看’，就是要看谁买了这个企业将最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率；二是‘往后看’，就是看给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利益有没有顾及。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之所以好好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还有一个善良的预期，相信国家最终会给他们所做的贡献以补偿的；第三要‘往左右看’，就是你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普通职工的要求；第四，你还要‘往上看’，看是不是合乎国家政府部门的要求……”在这四个方面中，“我要特别强调 ‘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不论他们是在奥运会上为我们争得了奖牌，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做不到这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他们的贡献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我完全同意张先生 “往后看”的主张。但有一点不同，他是把“普通职工”划在“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之外，强调只有那些“好好做”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利益，才需要特别予以“顾及”，我却觉得，不但那些正在上岗的普通职工，而且那些已经退休的、去世的、所有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哪）拿着低工资，为全民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作过牺牲和贡献的人，都是必须要“得到补偿”——而非仅仅是被“平衡”——的。如果全民资产卖光了，大量——按照某个标准来说——不“优秀”的人因此丧失了获得补偿的可能性，社会同样是“有问题的”。显然，这里的分歧所在，主要不是经济。
复旦大学的张军先生认为，“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这和张维迎先生所说的：“如果一个学者首先对别人实行有罪推定，然后寻找证据演义自己的结论，以偏概全，再寻求大众舆论的支持，这是对社会极端不负责任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批评郎先生的分析太片面，甚至还有点怀疑他的动机。我愿意相信两位张先生的经济学的造诣，但却觉得，在这种时候，对郎先生的动机如此敏感，实在不大合适。当侵吞全民资产的狂潮借着国企改革的机会在各地泛滥的时候，当看到一个来自香港的同行对此提出尖锐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该做的是什么呢？是怀疑或挑剔他的分析的质量，甚至进而发展对他的更深的怀疑？还是根据他所做的努力的基本面，肯定他的大致的方向，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分出一点精力，以自己的更深入的研究去支持——或者改进、甚至纠正——他？世间有许多小是非，但更有大是非，分清大小是非，应该是一个正直的学者的基本功。
当然也很可能，在什么是当前中国社会和未来的大是非的判断上，汪康懋等先生和我所想的完全不同。如果是这样，岂不是更说明了，目前这一场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经济问题吗？
2004年8月 上海
附录：王晓明8月5日在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上的帖子
建议大家都看看郎咸平的这篇分析文章，全文发在8月1日《东方早报》13和14版上，占了整整一个半的版面。我觉得这个文章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终于有经济学家（如果郎先生不是香港中大的教授，而是譬如北大的教授，我写这句话时会更有劲）以自己的扎实的分析（而不只是泛泛的议论），直接来质疑正愈演愈烈的可能是最后的一场权势集团瓜分全民财产的狂潮了！
至少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40年里，中国社会积累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全民财产。这个财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从外国引进的，它就是全体中国人自己创造的。197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是将近9万元，而我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那其余的89000元，是作为利润上缴给了政府，政府正是用这笔钱，向我提供了从劳防用品、低价的水、电、煤气、公共交通、差不多是免费的医疗、住房、9年制义务教育等等教科书上称之为“第二次分配”的东西。当然，这“第二次分配”用不了那89000元，其中的大部分是作为国家拨款（包括对我们那个工厂的拨款），用在了从救济灾民到建造水电站等各种“建设项目”（包括对譬如越南的援助等等事情）上。不用说，所谓“全民财产”，也就是用这样的钱积累起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财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全民财产”，从理论上讲，山西某地的大型国有煤矿，决不只是这个煤矿的职工（更不是那些厂长和经理）的财产，而是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财产，而我当年工作的那个厂，也同样不属于我和我的同事们，而是属于包括那些山西矿工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青岛的海尔集团所属的企业，自然也是如此。
可是，郎咸平所质疑的却是：这样的全民财产，经过一系列合法不合法的“资产运作”或其他运作，正在快速地变成少数私人（所谓企业高管）的私产。他说：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得逞，他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我们这是一个文化研究的网站，我们没有能力像郎先生这样证据确凿地做出经济分析。但我们可以——也应该——想一想：这样的大规模的占有全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财产的事情居然可以如此公开和从容地展开，那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因素在支持呢？从文化上看，最近十几年来的那些流行的思想观念：现代化、与世界“接轨”、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投入－产出的神圣逻辑、激励机制、管理层收购、国有资产就是当地政府的资产、等等等等，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也许，这些观念本身也各有各的价值，但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它们是否、又为什么会为这样的侵占狂潮推波助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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