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在网上见到一标题为《坚持主要防“左”不动摇》的文章。这种散发着意识形态的腐朽气味的文章我不用看内容都猜到是哪些人在写。点开介绍一看，果不其然：吴敏先生是“......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党校教授现在狠劲嚷着“防左”，很有意思。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或许会对其抱以欣赏，因为那时“极左”还有很大市场，而民间对平等的民主参与权、公正、福利等同样具有“左”的特征的诉求，与对“自由”的“右”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融洽的，它们都力图对权力的暴虐进行抵制。因此，那时“防左”对弱势阶层的伤害不大，更多的是有利。但是，90年代中期后，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扔下“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左”的旗帜(涉及到统治合法性)，官方的政策已经极右化，而许多“右”劲十足的资本集团也已开始和权力勾结，权力迅速转化为资本，“精英联盟”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已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共同来压榨弱势群体与“政治自由主义”。“防左”变成了一系列损害民众的政策的合法性保护依据，与“左”联系在一起的公正、福利、工人的地位等尽被铲除。在当下，扼杀这种“左”的诉求，与将一个人打伤还不允许医院救治没什么两样。
任何一个稍有点理性和良知的人只要睁眼看中国的现实，都会发现现在真正该防的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极左”和“极右”。“极左”和“极右”都与当下的权贵阶层有染，并且都害怕民主。而“左”和“右”对诸如公正、自由等不同侧面的强调完全可以纳入一个设想的民主制度结构中—这个制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能让它们有一个基础平台以进行博弈。而打着“反左”、“反右”的旗号，更多的只是精英阶层在对权力主导权与利益的争夺中利用“极左”与“左”、“极右”与“右”的某种概念联系而进行“逻辑否定”，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卑劣伎俩。表面上看来应该是很“左”的党校教授嚷嚷“反左”，实际上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权力和资本在高于一切的利益中早放弃“意识形态偏见”而联起手来。
所以，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权力、知识、资本集团的“防左论”，只能让我佩服利益的魔力与这些人熟练地玩意识形态的能力。当然，顺便我也要佩服一下概念的抽象性，它让一个人即使在时空与社会的变化已导致概念的内涵有了很大变化，甚至解构了概念本身之后，仍然企图让这个不变的概念来切入早已面目全非的现实，并通过对概念的“传统否定”的合法性进行“继承”来修改、否定现实，达成其既定的目的，或展览其对极为浅显的哲学知识的无知。
我曾遭受到某位党校教授的批评，然而现在很无聊地轮到我对另一位党校教授进行批评了。2004年，我的一篇批评哈耶克的文章遭到了四川省委党校某位教授的批评。当时我有一种荒谬的感觉：我等山野村夫批评哈耶克，而尊贵的党校教授却居然去为哈耶克辩护。要知道，哈耶克可是一位反共急先锋，其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都敌视，何况所谓的社会主义!而我们的党校教授“吸吮着马克思主义的乳汁成长”，“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中”，却主动充当哈耶克的辩护手，与其一起舞蹈。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象征意味，更能说明当下中国的现实？
我不知道批评我的那位党校教授一边在“马克思主义”这块招牌下意气风发，一边却与一心要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于死地的“资产阶级学者”惺惺相惜，算不算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想必谁都清楚，很敏感地跟着主流政治走，为政策寻找理论的“合法性”依据或论证其“合法性”的党校教授这么干，并不完全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这预示着在“天已变，道表面上却不变”的内在和外在撕裂中，以往的一切标准，都被扭曲和搅乱，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分裂已经导致了一种权力和权力资本可以通吃的状况，因为赖以对它们保持一点点压力的舆论背后的思想已陷入混乱之中。这包括“左”和“右”这样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表现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划分标准。当水搅浑的时候，恰恰也是摸鱼的最好时机。
中国的权贵阶层、与权力勾结的资本和知识集团在中国社会摸到了多少条大鱼？根本不需要引用一大堆数据和事例来描述，只要劳烦精英们到民间看一看有多少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到血汗工厂去看一看农民工的悲惨状况，到作为“领导阶级”从而似乎也曾经是“领导者”的下岗工人中去看一看他们捡烂菜叶子吃的悲惨生活，就不会感觉到这种描述有什么夸张。即使是用官方自己公布的基尼系数来说事，那种一年一年地朝社会崩溃的边缘迈进的基尼系数的节节高升也证明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来描述中国的现实，可谓是准确之至。这些，官方的极右政策与不受制约的权力都要负起责任。
不可否认，改革2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除了思想僵化并且有着对昔日权力的美梦的“老左派”以外，不会真的有多少人去“反对改革”或“否定改革”—他们需要的乃是真正以公正和民主为特征的改革，而非假改革之名的掠夺。但是，在极右语境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因其滞后于政治体制改革，却更多地使其成果被权贵、精英阶层囊括而去。教育、医疗、房产这三大领域不仅掏空民众原本就没有几个子儿的口袋，而且恶化医患、师生等关系，使许多原本“美好”的社会伦理道理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排斥工人参与并且与抢劫无异的MBO（Management Buy-outs），其在长期作恶中所激起的涛天怒火终于在2004年的“郎旋风”事件中表现出来。加上各地因征地、拆迁所激起的“群体性事件”，事实上改革正以其幕后的权力资本主导及对掠夺的纵容而否定自身的合法性。从2004年起，越来越多的人压抑不住地表达他们的愤怒。一直到现在仍未真正平息的“反思改革”的声音，其实质指向就是极右化的精英联盟。在改革的合法性已成为一种“传统”的特殊政治语境中，“改革”能遇到那么多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感，说明这种实质上表征为掠夺的“改革”的无耻已经到了培育出一个对自己的逻辑进行否定的现实的程度。
因此，完全可以预想到，精英们在审时度势后的“反弹”在情理之中，利益这个指令对一个人的驱动就和操作指令对一架机器的驱动一样。几乎不需要进行逻辑上的考察而只需要观察精英们所置身的中国政治环境，就能够想到他们的武器――那就是在政治上站一个制高点（这时学术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已被粉碎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很干脆地给质疑的声音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而吴敏们则扯出“防左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政治上，因其已成“传统”而具有“政治正确”性。这往往是将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打上政治烙印的熟练玩法。这种招术已被无数人玩滥玩臭了。
拿着“左“、”右”等概念到处乱用是意识形态分子的本能。我很奇怪在吴敏先生的《坚持主要防“左”不动摇》一文中，各个时期的“左”及“防左”的涵义居然没有发生改变。可笑的是“极左”和“左”都没分清就胡乱将“防左”当成文章逻辑演绎的主线。忽视社会的变动及“实践”的不同，拿着僵死的概念去硬性套到现实头上，不知作为党校教授的吴敏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理还记得否？或者已经认为其腐朽而抛弃了？如果你的“防左论”的确很有必要，那么，工人希望在国企改革中获得参与权利、弱势阶层希望国家保障福利、农民希望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民众渴望获得对政治的平等参与权，这些也是“左”，你防不防？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免除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费、农村合作医疗，这些在政治光谱中也是“左”，你防不防？如果你不防，而只是对一些“老左派”（他们和你一样背后也有一块“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其实相对于民众，你们都是“同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感到恐惧就嚷嚷要“防左”，别忘了加上一个“极左”的限定语。贵为党校教授，不应该太过激动，或被什么蒙住了眼睛而忘记这点最起码的学术常识。
吴敏先生很政治正确地说道：“主要防‘左’并不否定和排斥对右的错误倾向的警惕及纠正，右的东西一出来也要坚决批评和制止，决不能姑息迁就。”不愧为党校教授，这样的话的确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右”的东西的确不能“姑息迁就”，比如政治自由主义，尽管和主导改革的“经济自由主义”同属“自由主义阵营”，但因指向自由和民主，就没能像经济自由主义那样飞黄腾达。然而，右的极端，即“极右”出来可是已经很久了，以致本来在“左”已因文革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伤害而声名狼藉的情况下，仍激起了“左”的诉求和表现――只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主要不是什么文革的“左灰复燃”，对公正民主的“左”的诉求与“极左”的“文革遗梦”是两码事，两者的区别大过“左”、“右”的区别：“左”和“右”的分歧只是思想和政策，而“左”和“极左”的分歧却是根本性的制度，“右”和“极右”的分歧同样如此。比如精英联盟就是“极右”，不知吴敏先生“坚决批评和制止”过没有，对它是不是“姑息迁就”？
看到吴敏先生指责别人的“思维逻辑”，以及文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对“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貌似赞同，我感到好笑：装什么呢，你和被你批评的人，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知道是长期搞意识形态使吴敏先生丧失了对概念进行把握的思维能力，还是具有“政治人”的细胞，居然将“以绝对正确自居”、“上纲上线”、“动辄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主张用行政手段、政治运动制（应为“置”）对方于死地”、“崇拜和迷恋权力”这五点界定为“左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我的天，做到了党校教授，还是其它两个大学的教授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以这样的“理论层次”，当真还不知道某种东西的内容与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并不完全对应，即不存在质上的同一关系，从而不能脱离内容而以其特征说事么？这种特征并不完全由有这种特征的东西所垄断，还有许多其它东西和它一起“分享”呢。当两种内容很不相同的东西被纳入某种结构之中时，很有可能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极左和极右都有专制独裁的共同归宿，左派和右派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都有对言论自由的尊重，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伊斯兰教徒都可能会变成不能容忍“异教徒”的狂热分子。以如此可笑的方式将这五根棍子打出去，吴敏先生好意思么？恐怕你所说的“五点特征”用在自己身上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身上正合适。
一篇张腔作势、拉大旗扯虎皮的文章，其惯用手法就是要在末尾装好人喊上两句口号，顺便再按阶级斗争的玩法打上一棍子，造成一点声势。吴敏先生声嘶力竭地喊道：“‘左’的思潮的沉渣泛起和磨刀霍霍启示我们，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必须坚持主要防‘左’不动摇。善良的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还不知道那些善良的人在警惕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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