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华又铿锵发话了
何必
“李金华：政府成本太高是浪费纳税人的钱”。2006年6月4日，国内各大门户网站新闻首页上，这条消息都成为头版头条。这则援引中新社的电讯报道，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中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他认为，现在很多问题，最终还是由于政府改革还不到位造成的。政府改革不到位的表现之一即权力过于集中，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就利用一些权力去寻租。这位高官认为，中国现在国家监督力量很多，除审计机关外，财政有监察专员，国家发改委有稽查特派员，金融领域有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还有其他各种专项监督等。监督部门多，人数也不少，这一方面造成重复监督、重复检查现象，使一些金融机构、企业因为一年到头不停的检查而叫苦不迭，成本很高，甚至影响到正常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就是“龙多不治水”，谁都能检查，谁都不负责任。李金华表示，作为审计机关，他希望建立起一种追究监督部门的责任机制，以监督监督机构履行职责到底怎么样。中国整合监督力量，强化监督力度，就是要使监督机构不仅要有权力，而且要强调责任。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媒体当然不会对17年前的那个同日敢于只言片语了。所以嘛，有李金华这么个号称与潘岳、薄熙来等被坊间称之为“具有人格魅力的年富力强的领导人”的说辞，不也可以弥补集体失语的缺憾不是？
今年4月下旬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流动性激增，第一季度中国按年度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0.2%。中国各银行第一季度发放了1370亿美元的贷款，约占全年计划放贷总量的一半。报道认为，中国政府早就应该采取货币紧缩措施。美联储自2004年6月以来，已连续15次上调利率，而中国人民银行仅升息一次。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运用行政手段，而且有可能再次这么做。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严格贷款发放标准，以及限制土地供应。不幸的是，这些措施的成效记录有好有坏。中国政府上一次收紧土地供应是在2004年，但固定资产投资几乎没有放缓。即便限制土地供应，在短期内也将是无效的。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政府已批准用于开发的土地数量，远远超过全年所需的水平。同时，投资重大项目的意愿也没有丝毫减弱迹象。与此同时，其它许多高速铁路项目正在规划中。中国可能还是需要更为常规的紧缩手段。
这说明了什么？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行后到今天，限制行政权力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说彻底以失败告终。我们看到的是，行政边界不断扩大，行政对于市场的干预愈演愈烈。在对市场化的否定性倾向之中，更多成为了政府作为最大的强势利益集团在暗中借助否定而大大地成就了自身跑马占地以及巩固势力范围的契机，或者说，对市场化的反对，倒是成就了各级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恶化性扩张。
3月9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津津乐道于，中央政令不畅、省际市场割裂、地区差距拉大……这些均可直接归咎于以省域为特征“诸侯经济”。而这种以省域为特征的单元经济积弊已久，特别是在国际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却壁垒林立，不少企业和商家对此早有切肤之痛。以金融领域为例，在濒危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重组过程中，地方政府青睐本地企业、普遍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而最宏观的争夺体现在GDP规模和速度上。在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出炉后，各地纷纷发布了自身的GDP增速预期——北京确定为9%、河北为11%、河南和山东为10%……多高于此前的中央底线。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还会引发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抵触。以05年的煤矿清理为例，在中央有关部门发布通知后，仍有不少省份或拖延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和非法煤矿，或一度议而不行。这种格局也造成了吸引外资和外贸过程中的不稳定性甚至内耗。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与国家政策不符，中国逐渐放宽的总体投资环境与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的断层令外国投资者头疼。近来的某些迹象显示，“十一五”开局之年或将成为中央强力破除“诸侯经济”转折的前奏。200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已被明确提出——这是中央在首次坦率承认存在国内市场“尚不统一”。 而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很可能意味着相关措施即将启动。而“十一五”规划建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新调整经济区域划分。2005年下半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包括广东、湖南、四川等南部9省区以及港澳特区政府各方正式签署了《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其中就明确提出“打破区域或交通系统内部的部门分割”、“共同清理、废止涉及贸易封锁和地方保护的制度和规定，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消除地区贸易中的障碍和封锁”等实质性内容。
编辑部就此点评为：政治经济学上认为在后进国家，市场体制的确立使地方的分殊利益日益突出，加上财政分权方面的改革，地方在财政上就逐步走向人格化，这被称为一种“财政联邦主义”的趋势。我国目前出现的“诸侯经济格局”苗头，始自1978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是由政府特别是各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在客观上促成了省级政府在其施政范围内对市场的影响力，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省份经济。而从财税的角度来说，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地方自主权扩大，地方政府也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只是出于对短期“政绩”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掠夺型发展战略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对本地市场的保护性措施也增加了省际间的交易成本。
实际上，这种分析只要稍微再向前跨一步，就是地方割据并引发军阀混战的征兆与预测。而现实当中，中国国内交易成本要高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成本，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是很匪夷所思的，人们更愿意将此看作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
2005年12月电子杂志第十八期报道，在已改制的国有企业中，由于经营者的职工持股会控股的企业，在各种非国有控股中已经占到一半甚至更多的比重。同时，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作为第二或者第三大股东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比如，在国有资本控股中，由政府部门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改制企业，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作为第二、第三大股东的比例分别达到28.3%和19.8%；由资产管理公司等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改制企业里，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作为第二、第三大股东的比例则高达53.2%和20.66%；而由母公司控股的改制企业中，经营者和职工持股会做第二、第三股东的比例则达到了72.4%和20%。
当抽象的国家利益被具体化作政府利益，而政府利益又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囊中之物时，我们当然可以想象社会发展的未来会是如何。
同时，该电子杂志也指出，2004年哈尔滨国有经济比重在70%以上。“今年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启动90%国有企业改革，要完成70%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以国退洋进和国退民进为主题。哈市400余户国企资产清核已全面启动，6月前做完，这意味着平均一天要完成10家；8月前再做完资产评估工作，等于平均一天要完成23家！如此惊人的高速度实在令人担心。国资产度集中的地方往往市场化严重不足，观念落后，改革稍微把握不好，就可能引出许多问题。
最近，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图画。他分析了2002年10万亿元国民收入的分配流向，其中政府财政收入2万亿元，企业所得利润收入1万亿元，城乡居民收入3万多亿元，算来算去还有4万亿元的分配不明不白。
即使在当下，地方官员进京跑官要官之风也呼啸疯狂，那些官员怀揣动辄几十几百万现金，在京城酒色迷离挥金如土，全部工作就是尽快将这些现金花干净。数据显示，1996年～2002年政府对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结构从10.49：38.38：51.13演变为15.99：47.76：36.7。这表明，政府的职能在发生着向利益瓜分者角色快速变化的进程。
2005年4月，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一案被开庭审理。高勇八年厅级干部生活，积攒2000万余元赃款。据报道，大部分赃款是他任证监会“钦差大臣”成都特派办和贵阳特派办期间聚敛的。公安、财政、经贸、国资等中央政府部门都有派驻各地的机构，上级部门对这些机构的监管“离得远，看不清，落不实，抓不住”；驻地党委政府“看得见，管不着”，且有“投鼠忌器”的监督困惑。有的排出机构“党政一肩挑”，有的不设纪检监察机构，有的甚至长期不设党组，实际往往是一把手独裁。这些大权独揽的“钦差大臣”们的廉政，仅仅依赖“廉洁自律”。
2005年四川省对该省原有79个议事协调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其中29个被撤消，并倡导部门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撤消的理由是：这些临时机构设立的随意性大，只凭一个行政命令或者一些领导的意思就成立，有的甚至擅自成立，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临时机构与职能部门重叠交叉，遇事互相推诿扯皮，甚至发生争权冲突；分散主要领导的精力，有的领导甚至在20个临时机构中兼任职务。四川省协调机构最多时达140个。专家认为，协调机构改革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难题。
另一方面，政府面对民族工业又在干什么？深圳市台电实业有限公司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有线同声传译语种最多的数字会议系统制造商，挤进了联合国、世界银行、APCE等许多国际会议会议厅，但在国内的会议厅屡遭尴尬：2004年，国内一家国际会展中心采购会议发言系统和红外同声传译系统，标书中列举的推荐品牌全是国外会议系统品牌，中标的某国外品牌竟是面临淘汰的产品；会议表决系统是会议中技术含量相当较低的一个子系统，“和”另外几个国产品牌都推出了成熟的产品，但近年我国的许多省、市人大表决系统工程项目的招投标中，“台电”等国产品牌均不能取得竞标资格。中国的“世界知名品牌”在中国市场和政府采购中遭受“白眼”的事例举不胜举。
所以嘛，这样的行政，自然不会得到什么好的下落。2005年5月18日，全国公安机关开始集中处理信访问题。按照公安部的部署，此次记者公开接访为期3个月，目标定为“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赴京上访已经成为地方矛盾向中央转移的重要渠道之一。据国家信访局的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极上升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2.4％。另据报道，2004年，全国各级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信访1373.6万件（人）次，而各地赴京上访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体上访增加了73.6％。发动一两次战役式行动，不可能真正化解目前的“信访洪流”。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其《后农业税时代 回归物质与权利命题》一文中指出，原来村官应该是为村里服务的，现在行政村的干部却官僚化了，谁给我钱，我听谁的。应该说，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各种考核、各种指标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不换思想就换人，黄牌警告等等这些东西，跟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是背道而驰的。乡镇干部这个角色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愿干，坏人抢着干。
……
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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