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太缺乏承担责任的胸怀和能力，他们以知识求俸禄，以言说谋稻粮。普遍爱做上帝当牧师，有聊时给统治阶级充当政治顾问，忙着在权贵面前争风吃醋，无聊时弄点信仰给民众解闷，想做事时夸夸其谈爱出风头，脑袋一热兜售一些大而无当的治国宏论，怯于实践害怕斗争，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想救世，他们拿书本当指南用脑袋做利器。一个孔子被他们强奸了几千年，同样他们强奸老子、庄子、曹雪芹、马克思，现在又来强奸鲁迅哈耶克诸大师了。现实中国岂是一言一计可以兴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冷静、务实、经世的时代。
这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时代，各种有用和无用的清谈将浮出水面，保守、激进、自由、新左相互对垒，我透过形形色色的表演只看到精神废墟的荒凉。
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都是形而下的生存智慧和处世策略，他们识时务、会做人、善处事、懂分寸、远祸全身、趋利避害、油滑、机智、调侃、伪善、乖巧，这一群体血脉冷却麻木不仁、老气横秋、良知泯灭。乐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最大的劣根性是赤裸裸的权利欲，参政意识极强，个个是嗅觉灵敏的政治动物，媚态百出，要么萎委琐琐一副犬儒相，要么侧身江湖任性逍遥，要么唠唠叨叨怨天尤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放弃坚守，逃避生存重担，蜕变为各种专家学者和技术官僚，独立性惨遭瓦解，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现实中国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农民问题，法制问题，下岗职工问题，经济问题，文革问题等，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空喊民主、人权、宪政、自由、公正、基督，动不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却对实际的问题缺乏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某些知识分子热衷于贩卖西方理论，谈则哈耶克、福可、哈贝马斯，要么东方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要么陷进内圣外王这类老祖宗布下的迷魂阵中，无法突围出来。学术泡沫、学术丑闻、学术垃圾充斥其间，九十年代以来，更是一个浮躁的年代，一个个学术大师和精神界战士横空出世。学术研究本身挣不掉功利和媚俗和机巧，各种变相的精神小农跳来跳去，中国的学术只剩下空洞的口号，什么中华文化必能拯救西方，什么基督信仰能带领我们认识文革，什么宪政自由主义是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
说说余杰和摩罗吧。
他们都受制于这个时代，他们的思想都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的框框，至少还在鲁迅的局限里局限着，就两人的知识和阅历都太单薄了，更不很深入地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空洞的呐喊和苍白的信仰又有啥用呢？摩罗一直苦苦在虚无和苦役中寻找意义，我觉得多少有些虚妄和矫情。一方面痛批专制，一方面巧妙后撤，激情消失过后，于是逃避黑暗幻想光明，自然找来佛陀和上帝来拯救自己。现在的摩罗躲进上帝的圣爱之中，不在寻找战胜苦难痛苦绝望的方法，自己对自己作了最彻底的消解。真实的摩罗逃遁了，面对后学思潮和国学及新左等思想的包抄，不禁陷入思维混乱，前后矛盾之中，胡说什么要把敌人当成人，还有爱和信仰，这是受了刘小枫的盅惑，自诩研究知识分子的完全已经无法拯救自己。与其热中于鼓噪着自己永远也不打算实行的空话，不如抿着耻辱的嘴唇默不作声。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献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热情，不仅只用知识去分析导致专制的根源.摩罗的困惑只是读书过多的困惑，只是个人的困惑而非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永远不缺少困惑永远不缺少学者，当前的问题永远是如何落实那些空洞的言辞，关键是如何行动。五四以来文化先驱一直在启蒙，启蒙效果在这个国家为何如此难于达到？站在基督文化背景上剖析鲁迅思想的局限是否以西代东？鲁迅思想的局限到底在哪儿？鲁迅与大众的深刻联系为何不提？启蒙的方式有无问题？应该如何继续搞好启蒙？当代启蒙的局限症结何在？启蒙与实践是否过分脱节？出书和挣钱再到挣钱和出书，思想成了可以廉价出售的产品，无法摆脱功利和实用。摩罗和余杰两人是否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否也有合理的地方？有论者指出，余杰是个中国传统旧文人习气和北大革命自大狂教育出来的“怪胎”，如此极端自大之人，靠辞藻来凌虚蹈空，靠气势来颠倒黑白，导致玄黄改色，马鹿易形。竟把癫狂当了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如果不及时对这样的人加以批评制止，仿效者可能增多。自由主义者们最后只好躲到象牙塔旁昏黄的小酒馆内，感叹着“群氓”的愚昧无知，悲悯着人们终于被宣传喉舌和新左派误导和愚弄了--这倒是一个自我开脱的好借口。自由派现在几乎已经只剩下最后的传统阵地还是坚固的，即从自由民主人权方面批评政府。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待自由主义经典理论的态度，就象几百年前的儒生对待孔子，循规蹈矩，寻章摘句，一心要在故纸堆中引申出指导今天中国，甚至是普行天下的微言大义。今天自由派的态度僵硬观念绝对化和孤清自本。他们不能直面现实中的变化和民众的所思所感，因此已经走在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通道上。实际上，自由派现在几乎已经只剩下最后的传统阵地还是坚固的，即从自由民主人权方面批评政府。自由派人士大多象他们今天的代表人物秦晖朱学勤刘军宁一样，出自书斋，习惯的是由书本到书本的运动轨迹。当理念与现实发生歧异时，他们的条件反射是缩回书斋中，在自己人的狭小圈子内，伸出手来，拿着他们坚信不疑唯一正确的那把尺子，就着灯火，丈量世界。中国今天思想界的状况是：原来居于主流的自由派逐渐表露出书生气和水土不服，以至于成形不久，就已经开始显出僵硬老化之态；我觉得中国盛产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这是以一种粗俗的唯理论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他们在认同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文明时，没有将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体制和特殊利益区分开来；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弊端时，没有将国家根本制度中存在的弊病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区分开来。他们没有兴趣去细致理解自己人民的真实需要和自身社会的复杂现实。他们蔑视传统，蔑视经验，而迷信他国已经获得成功的现存模式。从而将自己的人民和社会看作是一堆可以按照某种现存模式，随意地加以重构的纯粹对象化的质料。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完全陷入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思维之中，从而使自己有意无意地成了他国利益的代言人和祖国利益的损害者。这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出在俄罗斯并不算太坏,不过同样的情况落到中国,那恐怕天真是天塌下来的.俄罗斯的精神基础已经丧失了。当代中国人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精神面貌全面倒退，社会道德基础恶化。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一些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中国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巧取豪夺和追取个人的利益。我们要吸取俄罗斯的经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把俄罗斯社会引到死胡同。一面无视我们这个苦难民族如此多的冤魂呐喊，奋斗，且对自己民族的弱势者，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洋人大众献媚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虚伪浪漫的假自由。
我们要努力寻找第三条道路。新左派生于兹长于兹，生机强劲，强大而危险，虽然影响日众，但它只长于破坏，短于建树，其建设性主张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乌托邦水平上；中间派能够为现实提供解释，但自身先天不足，注定了不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这样的现状确实令人看不到希望，如果一定要寻找希望，出路可能在于温和右派（右偏中）与温和左派（左偏中）的相互靠拢和融合。不融合没有出路，单独一方要么声音微弱，要么易于走向极端；只有融合，才能生出化学变化。引自《漫论当前中国思想界左右力量之消长》事实上，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他们在中国表演的都是和绅和纪晓岚的闹剧，都是焦大式的表演。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到苦难的底层中去，才能获得战胜苦难的精神力量。钱理群、余杰、刘晓波之类，在主张与纵恿杀人的时候，却敢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名义进行，并披之以“人性”、“人权”、“民主”等“理性”。看来,知识精英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了。
他们是否视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他们的所谓痛苦比起中国农民的痛苦又算什么？难道说他们争的自由就是为了群众？看看《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就知道这些半吊子自由主义不过是哗众取宠和虚假的人道主义。两人是否懒惰地干吃鲁迅的饭？两人到底去农村底层搞过调研实际问题没有？两人知识结构是否匮乏？两人是否自大自涨？知识分子如果整天高喊耻辱和苦难和信仰而不去亲自实践是否空谈误国？整天躲进书斋搞启蒙是否可笑？我已仔仔细细的看了摩罗的《耻辱者手记》，这本书里顶多有些摩罗的个人伤痛和体验而已，他的那些痛快的批判在当代许多学者那里都有，他的功劳在于那些煽情的语言，起初我也是喜欢的。后来见他老是摆弄自己的伤疤，我就讨厌了。鲁迅当年从不轻易抚摩自己的伤疤，重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而非书斋里的学术，当年先生走出书斋搞启蒙，现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躲进书斋做启蒙。自由和民主都是好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如何才能在古国苍老的肌体里孕育呢。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为旗帜，打着自由的招牌为民众代言，骨子里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刘涌案再次说明精英知识分子的虚伪，谈起自由头头是道，俨然以真理自居，暗地里却大搞交易。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穷人的自由成了无人过问的中国特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的是谁是中国问题权威的解释者，而非谁最关注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哈贝马斯来中国访问，据说他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进程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摩罗余杰的关注点只停留在浅层的文学层面，除了痛批专制和痛失个人自由外，居然还要给鲁迅加点精神钙片，后生可畏啊，鲁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法。自认为抓住了批判国民性这个利器和法宝，就一劳永逸了，但是脱离了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灵魂改造能达到好的效果吗？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先有吃喝穿住的才可能想民主和自由，鲁迅当年把重点放在灵魂改造上，但到后期越来越认识到物质的重要位置。我们不能脱离当下中国现实社会想问题，疯狂的批判往往带来的是偏执和仇恨，但高高在上演说上帝和爱，又让人感觉虚假。我们不能老是做无聊的文化批判者，不能老是做透支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更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假基督。以前鲁迅先生活后著述，现在有人先著述后生活，颠倒了过来。倒着走的命运不比横站的命运好。摩罗余杰的崇拜者们，你们想过没有啊。更有无耻的经济学家樊纲、张五常之流叫嚣什么“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向权贵资本主义家献媚，诸如此类的还有胡鞍钢的“扩大内需论”、厉以宁的“农村金矿论”与基尼系数二元论、扼杀教育本质的汤敏“教育产业化”、公然践踏《世界人权宣言》的茅于轼“义务教育贷款说”、颠倒黑白的温铁军“农民土地保障论”、利令智昏的刘伟“堵车文明论”，他们背叛了经济学等学术之本质与灵魂而无异于舍本逐末，他们是被利益集团饲养的动物。“何清涟愤愤地说：中国问题即道德、良知和常识问题而根本称不上理论问题！樊纲之流我一辈子不见！！！这是发自良知的呐喊。
鲁迅在精神的极度苦闷中，是深研过佛经和基督教义的，信仰宗教不能简单理解为空虚没落，这也可能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韬光养晦的必要过程。有些道理。但是现在言说基督成了一种表演。不管有良知的知识阶层也好，还是没良心的文人也罢，都摆出一付救世主的架势，好象他们的理论是上帝的福音，他们奉上帝之命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群众似的。其实，有意思的似，即使是搞田野调查的学者，文人也被调查对象奉为神灵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思想界的工作也许很重要，但是，如果总是坐而论道，却给人混饭吃的感觉。
我本是一山野村夫并无话语权，也斗胆说了。作为一名底层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实在需要反思。我固然不会去崇拜毛泽东，但也更不会去崇拜一群奶油书生。我觉得某些知识分子远没有农民诚实，尽管他们打着农民的旗帜。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研究学者多亦，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并非去真心去学他的，包括那些曾决心学他的人，因为他们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罗余杰二人。鲁迅成了他们遮掩自己丑陋病态心里的文化圣僧。所谓无聊之徒，谬托知己。现在的余杰已成为小布什的坐上客，他真的爱国吗？为何离开那片充满苦难的祖国？为何抛开那些饥饿的农民？余杰能比他痛批的暴君强到哪儿呢？他也在象个圣人冷眼愤激地看着那些流泪的民众？现在的摩罗明哲保身在无奈中过日子。他们都象麻木的体制制造出来的麻木的圣人。顶多有些悲悯和信仰或忧愤。这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耻辱。顺便说一下，我最讨厌中国的那些假基督。正如朱大可所言，“知道分子”和“人文主义者”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言制”，滋养了大批学院贵族，但他们并未向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成为“底层利益”的喉舌。“底层关怀”的口号，不过是书房和客厅的某种道德点缀而已。人们在杯斛交错中悲叹着农民的命运，然后带着悲悯的满足感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惬意人生。中国知识界的不在场，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失语的绝望状态。更有甚者，所谓的“人文关怀”，最终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关怀。所谓的“民主斗士”自我热爱和自我放大，与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些虚幻的话语实验的内在激情之后，让我们窥见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鲁迅说，听和尚念经道士参道，还不如回家自己去修炼。抽象思辨、书斋生涯、文人趣味、牧师心态、师爷心态，只能让人滋生幻觉、挑逗感情、盅惑心灵，容易导致四体不勤、智力偏瘫、智慧偏至，如果思想和知识的目的只能导致人的虚荣心和野心，那么不要也好。走向台前也好，隐入幕后也罢，“知识分子”凭着什么说话？如果没有了理论上的依靠，那么就只能靠着人格的勇气。没有了勇气，或者说丢弃了真诚，只能有一种结果：你说的越高，和现实反差越大，造成的讽刺性就越大，精神分裂也就越严重。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选择还是背叛；担当当还是放弃，都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给民众制造乌托邦,要么鼓吹忏悔和爱,却不做任何事情来反抗罪恶和减轻灾难.灾难来时我们都在做什吗?一方面,我们对民族的劣根猛烈批判,另一方面,我们对罪恶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出版以来,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反省,给我们却带来了精神的大麻,它不幸和这块土地上的犬儒主义哲学交媾一处,一股言说上帝的浪潮在网上席卷开来,各种文化基督徒充斥其间,一帮犬儒徒作大言,任性逍遥,一事不做.某些所谓知识分子只知道忏悔和祈求上帝的宽恕和空洞的说教,要么板起面孔,挥舞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大旗,一副不自由毋宁死的样子,无非是获得虚假的浪漫和拯世的崇高.真正的知识分子无须拉来上帝或者招来孔子当招牌,他会从人的道义感出发,直面苦难和抵抗罪恶,勇敢担当自己的责任,这是出自人性本能的爱,同情和良知,他反抗绝望和荒诞,他在爱,友谊和责任中生活.如果我们还是把言说上帝或鲁迅或知识分子的道统,停留在一种表演里,那么这种坐而论道还不如没有知识,我们只能是变相的福贵和许三观。
我看不起某些假牙的知识分子，也看不起自己。忏悔吧。回到常识，别在做梦。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所谓知识分子应该深深反省自己。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鲁迅，而是去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而不是高喊什么基督做信仰。人文精神的讨论还有些迫切，信仰的讨论暴露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弱。信仰对知识分子拯救灵魂或许有用，但中国文化和文人陷入沉疴已久，岂是基督信仰所能救的？早已深得犬儒哲学的文人恐怕更加虚幻和高蹈，我们难道再去戴顶精神的紧箍咒吗？现在又重新面临那个旧问题，梦醒之后该向何处去？中国知识分子太通老庄思想了，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们自诩参透一切，却明哲保身，或者劝人信仰基督。能退亦能进，韬光养晦，韬虚了身子，韬软了脊梁。离开了民众，于是来寻找其他的精神支撑，偷懒矫情。中国没有俄国意义上的知识阶级，大抵如此。我们为何不俯下高贵虚蹈的头颅，在人世的油锅中炸一炸啊。我正在狗窝里战斗呢，你听-----我正在和一匹劣狗撕斗。
我们被现实的淫威所压迫，连起码的真诚都丧失了。我们被国内外各种无情的风浪所冲击，即使曾有过几次反抗和挣扎，到而今，好像已是动弹不得、麻木不仁了。我们一方面对任何刺激都毫无反映，一方面又脆弱到不能适应任何环境——在穷困中，我们牺牲研究、牺牲读书，甚至牺牲人格去争取‘饭票’；在富裕中，不但我们的生活，就连最起码的学术兴趣都被腐蚀掉了；我们痛恨专制的压迫，但只要有分一杯羹的可能性，我们从不放弃尽量歌功颂德的机会；我们标榜自由民主，但只要受到一丝的挫折，我们从不肯开罪一两个人来维护最基本的人权。我们虽然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澳洲、美洲和欧非各地，但是我们并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和财力，我们都变成了孤零零的个体，被政客所迫压或收买，受生活的煎炸或腐蚀，遭受社会人士的怒骂或奚落。我们虽然面临着不同的政体，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都失去了知识分子字希罕也最普通的‘发言权’。”
“深一层来看，不论在海内或海外，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仍有说话的权利。但是，我们所讲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受而是来自外力的制约。我们变成了政治命令的传声筒，变成了社会风气的应声虫，甚至变成了非学术、非文化的情报贩子。这当然是中国现代史的大悲剧。然而比这更悲惨的是当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而且应当倾吐肺腑之言的时候，我们居然说不出话来，甚且竟根本无话可说。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实在太少，太可怜了！由于我们对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毫无了解，对于导致今天的过去也毫无了解，对将来可能的发展更是毫无了解，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们并非真是 ‘说不出话来’，乃是丧失了‘发言’的凭借。我们对政治问题所发的狂言，不但没有正面的意义，甚至不能符合起码的学术真诚；我们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比专家学者或参加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要逊色得多；我们只能拉拉扯扯地谈社会风气，但对于社会风气之所以形成的特殊问题完全没有分析。所以当某种政治经济或社会怪象凸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除了发牢骚以外实在讲不出几句动听的话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