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毋庸置疑，国家，国界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世界。连我自己也不可否认国界的重要性。虽然有人设想过将来的社会会不会形成一个地球村（一个社会系统），可是相对今天的意识来说起码是一个荒唐的假设。 我们都在捍卫我们传统的国界，很多社会学家主要还是以自己的国界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这个系统或系统下的各个领域——以国界（国家）为一个系统，分析系统内部的组织状态。内部组织比如：政治组织，经济策略，民族文化，法律体系等等。分析系统的外溢效应比如贸易方面，包含物质贸易与非物质贸易，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信息传递等等。从传统分析家来说，自己的理性与主体认识范畴是有限的，从宏观整体再到微观系统拍累托策略来分析存在很大的复杂程度，导致策略在实践中误差过大，甚至导致错误。我国改革出现很多类似问题。然而很多人却怀疑起改革方针，尤其是国企改革。这是对社会百害无利的，为什么说否定改革是百害无利呢？是因为国企改革是我国无法避免的，是我国社会乃至与全球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国企改革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最敏感的一部分。以一个国家社会（制度）为一个系统研究，国企的改制对社会影响是相当大的，影响的领域是相当广泛。它涉及有形物质分配，影响无形物质从多个方向从新博弈。为什么说国企改制是必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国企原有的企业范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社会，人们已经无法忍受国有企业的高成本来维持原有的制度范式，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有行物质创造还是无形物质的博弈，原有国有企业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
我们无法否认经济政策与制度的关联重要性。依我个人观点：制度始终是经济策略的母体，再好的策略都最终面临社会制度的生存考核。经济策略与制度和谐才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发现这个发动机也是国企改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动力！

一 从宏观方面分析
以制度为一个系统，即传统的“制度范式”。从传统的范式研究与实践验证失败来说明社会变革的动态必然趋势。
（1）传统范式研究
＂范式＂是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内存在人类主观意识的固有属性，是对社会高度抽象描述方式。传统“范式制度”（注1）有很强的静态均衡抽象概念性。由于传统＂制度范式＂概念存在这种静态均衡概念性特征，因而给予政治经济学家和制度学家分析制度提供方便的分析基础。但是“范式”的概念本身存在很多争论，这种争议更多体现了意识形态和传统“范式”本身属性博弈过程。
转轨时期25个国家走上了转轨道路，给予制度范式比较科学进一步发展。 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地用“过度”和“转轨”来分析“制度范式”，雅诺什 科尔奈在柏林会议上引人了“转轨范式”进行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注2），对制度范式构建组织进行比较分析。依姆雷 拉卡托斯，波普尔，库恩，费耶哈本德等人对制度范式研究对我在这里讨论“社会范式”起到很重要作用。依姆雷拉卡托斯有唯物辨证主义与科学方法论的特征，依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注3）中提出了无政府主义与科学论证哲学的观点。拉卡托斯认为在科学活动中主体本身是有绝对自由的，但是受到某种僵化规则或僵化的传统规则压抑才实现科学进步。依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注4）提到波普尔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领悟到了所有时代的产业最充分证认的科学理论即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崩溃意味着美德并不是在于小心谨慎得不犯错误，而是无情得根除错误。他认为知识的诚实并不在于力图证明加强或者或然的证明来加强自己的见解，而是在于自愿放弃自己见解的条件。库恩认为科学变化即从一种“范式”变成另一种“范式”是一种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展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科学变化是一种宗教变化。
其实费耶哈本德的思想非常接近依姆雷 拉卡托斯在，费耶哈本德指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模糊性分别。费耶哈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是人为的，对科学进步是有害的， 并且主张迷糊科学与宗教，迷信，理性与非理性界限。
传统范式研究，卡尔马克思是公认制度范式研究的鼻祖。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中高度抽象出了阶级，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抽象出“阶级”这个词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中期起到的社会巨大响应。阶级的抽象可算是研究范式制度的发动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阶级的抽象研究对人类意识形态以及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真正投身于他构建的制度范式，但是构思符合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即符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这是我认为马克思的伟大灵感之处。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端。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怀疑马克思范式体系的科学性，主要是我们没有超越马克思制度范式设计的时空观，导致教条主义。
在马克思之后我们必须要提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社会主义的诋毁者。米塞斯和哈耶克鼓吹个人自由主义，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抨击垄断，提倡自由竞争厌恶一切市场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无用论”和“市场万能论”。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富人害怕完全竞争，而进一步阻碍自由竞争的发展。学术上的争论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企图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据。 对政府干预哈耶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向社会提出的警钟。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极端鼓吹个人自由。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经济危机以后，自由任放资本主义社会的拥护者受到的极大的挫折。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相应的制度范式发生的极大的变化。以哈耶克 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任何政府对经济干预。认为凯恩斯犯了唯科学主义的错误，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用于社会秩序的调查研究是错误的。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强调投资总量，总收入和总消费的关系，通过政府干预就是唯科学主义的一个例子。但是没有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把新的凯恩斯思想与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 ，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倡政府适当干预经济。

20世纪末21世界初以奥洲莫纳什大学杨小凯（Ｄevelopment Economics: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es）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数学量化，突破技术外生理论，用组织分工内生分析来探讨经济的发展，从新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思想。布坎南（Buchanan，1991）所说，国家机会主义（坑蒙拐骗）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负担。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分析认为政府有如一个巨大怪物，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越下越好。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可见新兴古典经济学者鼓吹试图削弱政府权力来减少国家机会主义，权力寻租。
我们提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式研究核心思想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提到哈耶克的对手奥斯卡兰格（Ｏscar Lange）。兰格在社会主义著作中找到了范式制度的灵感。1937年分上下两部分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提出了后人称作“兰格模式”的基本构想。但是他的经济学著作被雅诺什科尔奈（Ｃomparative Studies 2002）认为是一份枯燥的著作。雅诺什科尔奈认为兰格没有解决他所设计的公共企业领导如何行动问题，或者什么样的真实社会条件下将激励人们根据兰格模式在纸上规定的“规则”去行动。
我们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位伟大的范式制度建筑师熊彼得，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得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对社会范式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者方法。他说："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病逝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他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这个过程，称作产业突变，并说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对于范式属性研究在瓦尔特奥肯的著作中重要综述。瓦尔特奥肯研究政治和经济的范式关系制约影响，对我加深认识制度范式在经济中的作用。
　　 （2)　传统范式的实践验证失败
１９世纪以来，制度范式研究和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们试图通过社会制度范式的研究来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预言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终别社会主义代替，熊彼得的预言与马克思有相似的地方，熊彼得用比较科学的研究对社会的发展灭亡预言。哈耶克提倡自由主义任何政府权力对经济体系干预最终导致人类通往奴役之路。但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证，现实与他们的预言大相径庭，他们都失败了…… 正如波普尔所说的知识的诚实并不在于力图证明加强或者或然的证明来加强自己的见解，而是在于自愿放弃自己见解的条件。他们都逃脱不出自己的主观意识形与社会动态意识形态的重合与分离的痛苦。虽然１９，２０世纪人类社会是一个易变的社会系统，多种制度范式与意识形态的共存。其为社会制度范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检验条件。从资本主义社到社会主义社会再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人们研究方法常常以制度范式“转轨”形式来分析。再者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为制度范式研究提供了直接实验室作用。从马克思的预言破灭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不可能出现，从华盛顿共识的欢呼到华盛顿共识验证失灵。可以得知传统范式研究的极限性。
从转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虽然传统制度范式研究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后期以及转轨初期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社会实践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的。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制度范式研究的理论应用于转轨国家后经济发展与预期大相径庭。比如前苏联在转轨期实行了大爆炸式的改革。其中华盛顿共识是改革方案背后理论支持者。还有２９个转轨国家在制度范式理论应用上虽然大同小异，但是得到效果相差特别大。比如捷克和波兰。中国式的渐进转轨经济改革短短几十年得到的很大发展，很多学者借鉴与比较前转轨国家改革模式来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研究。但是发展过程中还是逃不出贫富差距，内部民众矛盾冲突的弊端。
为什么会出现贫富矛盾，内部民众矛盾激化性冲突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吴敬琏认为中国收入差距过大 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
但是如何解决矛盾呢？我们必须深政治体制改革。皇甫平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 但是考虑到改革的分配与再分配，机会平等的问题我们更要关心影响机会不平等除了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外还有一点是非物质（精神财富）从新的生产与分配。非物质的生产与分配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有形福利。
为了了解无形财富（精神）在社会中创造与分配问题对社会福利产出关系，下面我构建了一个社会福利产出模型——Q-S模型。即社会福利产出Q与“ 社会动态制度范式”状态值S之间的函数模型。
（3） 制度的动态解说与传统范式相脖
从上面的传统范式分析，传统制度最大的不足在于把制度静态化处理，比如说资本主义是社会范式固有的属性；社会主义性质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宪法体系的性质等等都是把范式静态离散化了。但是我们不法否认这个社会范式是动态的，理性冲破久的道德（观念）又形成新的道德观念的博弈过程也是制度范式的动态过程。诚然我们把制度范式离散化对经济研究来说比较简单，很多制度比较经济学也基于离散化的制度范式系统研究。这是为什么传统范式的实践在专转轨国家验证失败的原因。
我们运用“动态制度范式”模型分析问题显得更加科学性，运用“动态制度范式”研究国家发展可以容易突破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为发展新的意识形态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因为“动态制度范式”的存在并不像传统的“制度范式”那样研究范式的静态均衡。就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范式研究已经把制度外生化了。但是在实践中有的国家并没有像“传统范式”那样处于一个特定的的范式形态，而是“范式”特征表现动态多样性。　传统范式研究有制度超边际选择特性，而动态制度范式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连续内生组织性系统。比如：一个国家从整体定义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以主观资本主义国家固有属性来规范这个国家，在定义之后显示超边际特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深入研究这个系统的内部特性以及功能称为内生特性。但是“动态制度范式”没有规定一个国家整体叫做“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以主观资本主义国家固有属性来规范这个国家。 因为规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一个静态“范式”值，而一个国家的整体形态本身是动态的，相对时间产出社会效用函数也是动态的。所以研究的动态框架不具备超边际性。

简单的动态模型介绍：
传统“范式”没有动态属性。这里建立了“动态制度范式”有别于传统的范式研究思想。“动态制度范式”研究是对一个动态社会系统研究，一切社会因素是影响“动态制度范式”的变量因子。如：意识形态，团体共存，个体活动，环境变迁，地理位置等等都为“动态制度范式”的变量因子。这些变量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动态制度范式”的状态。假设“动态制度范式”的产出函数为TQ，TQ为一个动态值。“动态制度范式”TQ值和整个国家系统变量因子之间的关系为：
TQ(t)＝S1(t)+S2(t)+S3(t)……（１）
其中Sn(t)为时间t的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的拍累托最优效用产出函数。对于时间来说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函数为dTQ(t)/dt。
一个国家的某个领域随时间产出效用函数：
Sn(t)=a1(t)+a2(t)+……（2）
an(t)为在t时刻影响某个领域中的某个变量的函数表达式。

要求解“动态制度范式”的状态产出值TQ是不容易的，因为涉及到极复杂的有行和无形变量。我们在研究问题中对一个国家整体“动态制度范式”产出值TQ精确核算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常用的GDP ，GNP并不是TQ值。我们常常用增长速度（GDP增长）也是一个极为模糊而不准确的核算社会发展指标。因为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全社会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的全面进步。所有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的函数模型。这正是我们重点讨论的，也是“动态制度范式” 的研究核心内容。
怎么样运用“动态制度范式”研究国家产出效用的增长呢？
我们假设在TO时刻整个国家“动态制度范式”产出效用TQ（TO）。TQ（TO）等于国家创造的全部有形物质与全部无形资产。另外无形资产包含社会意识形态对今后产出效率的预期影响效用值。
在TO时刻TQ（TO）为一个定值。整个国家的生产政策，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分配满意度等等都是一个定值。假设未来一段时间T1时间内，“动态制度范式”的函数产出值为TQ（T1），则国家产出增长值为：
TQ（T1）-TQ（TO）；增长速度为dTQ(t)/dt。
政府目标追求的是社会产出效用最大化。则政府在TO―T1这段时间内必须提高“动态制度范式”函数的产出效用值。政府怎样才能提高“动态制度范式”函数的产出效用值呢？下面分析一个国家政府和该国非政府组织（包含个人）在策略选择上对资源配置的博弈情况：
儒家思想在古代起到社会规范作用，在当时活动中并不像今天满目法律条文。儒家社会规范思想为执法的准则却起到稳定社会，降低法律成本的效用性。
在社会道德博弈研究中：比如尊师爱幼，孝顺长辈为最典型的规范，损人利己无耻的道德在古代深入人心。在那种环境下相对减少不尊师不爱幼，不孝顺，不损人利己的现象。为什么会减少呢？是因为这种行为久而久之已经成为规范的。要是你不孝顺，会有很多人鄙视你，要是你损人利己别人都会鄙视你，你也觉得自己可耻。道德规范下的博弈双方长期提供对称信息，以至得到博弈均衡，这种均衡叫做道德规范
，它是基于法律的社会约束力。
国家领导人提出“八荣八耻”和上面情况一样。假设在时刻TO，群众意识在生活中没有很强烈的“八荣八耻”观。在活动中屡次冒犯“八荣八耻”观念几率显然比提倡“八荣八耻”观后的冒犯几率高。这样会无形的为减少法律执行成本，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因此经过时间T1，“动态制度范式”函数的产出效用值为TQ（T1）。还没有提倡“八荣八耻”的TO时刻社会的状态与提倡“八荣八耻”的T1时刻社会状态的系统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制度范式的动态属性特征例子。这种属性并非传统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静态产出特征。 以至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八荣八耻”——因为提倡“八荣八耻”是为了更好规范社会，减少机会主义，减少社会交易浪费与社会和谐。提倡“八荣八耻”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国家的整体，也就是改变动态制度范式效用产出值。动态制度范式随时间改变时政府和非政府在策略选择中尤其重要。策略选择中经过多重博弈过程，最终得出未来时间T的一个动态制度范式产出值。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博弈均衡呢？这需要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寻找得到拍累托最优，在动态范式在时间T内求出各个领域产出效用的内角解。
（二）从微观领域分析国企改革的必然性
第一节的宏观范式分析是一切发展的制度框架，传统的静态框架与我的动态框架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制度分析方法。从宏观上解释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我们从微观上解剖企业体制。为什么说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呢？上面已经点过。是我国国企现有的机制已经不再适应发展了。最为凸出的问题是国企营运与社会行为人人的不和谐性，缓和这个矛盾才是深化国企改革是必要性，也是改革的必然性。国企业为了生存改革是必然趋势，最大的因素也是自身的内力与外力引起的。
从表面特征分析，国企的效率低，损耗资源大，营运成本高。从国企产权深入展开，分析委托代理，预算，效率等；从制度结构以及国企经营分析……
无论从那方面研究，都离不开一个定律：国企的营运与制度的关系，国企的行为人与一般人的属性关系。从动态分析可以看出，反对国企改革的莫非是以一种静态的范式观来判断发展，最典型的是主体认识范畴的离散静态化。制度范式是一个动态过程，国企不可能维持静态。如果按照静态观点：社会主义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静态值，僵硬的制度制约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我们无法否认维持这个公有制系统需要的高成本。为什么会造成高成本呢？是因为：公有制的静态制度设计下的企业人是企业发展的最大因变量，而这个因变量的设计本身与一般人的属性相脖（不和谐）。为什么奥斯卡兰格纸上谈兵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实现呢？也是同样道理。
治理结构与制度的最优设计都是建立在个人属性的基础上，脱离了个人属性的基础就像建造高楼没有地基一样，根本是无法保障高楼的稳定。从市场经济角度考虑，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交易的参与单元是个人，个人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人属性及机会主义的行为属性。威廉姆森深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认为：个人行为准则在于交易成本最小化，并引用了“远见”这个概念。并指出：为了更好理解个人行为，需要研究超越交易成本经济方法的个人属性假定而考虑信任问题。努德海文（Noorderhaven ）更进一步区分了情景信任和品质信任的概念分析。努德海文认为人本性有机会主义的一面也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但是信任的一面需要一定的环境与交易条件。林登伯格（Lindenberg）在人的行为属性方面也超越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范围。他本人在人属性模型中进入了社会认可理论（Social approval theory）更好的理解个人机会主义行为与可信赖行为选择的方式和原因（John Groenewegen Academic Works in Ecomomics ）.这些都是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的“经济人”的行为人属性研究。
从根本上分析，国企的行为人都有上面假说的行为人属性。以违背了行为人属性来设计制度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系统，维持稳定势必高度消耗成本。以前的国有企业也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下，最根源的原因在于国企的行为人假设已经严重脱离一般人的属性。比如：旧国企体系下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产权结构与激励机制等的设计总是与产出格格不入。因为制度设计系统本身的行为人已经违背了一般人的行为属性与道德假说，这样机制是极度不稳定的，维持成本极高的。容易滋生腐败也就是这个原因。从制度系统设计来说，好比一片湿肉和一片干肉相比，干肉是不容易腐烂，因为在干肉的内部组织环境中不容易滋生细菌。诚然还有很多反对国企改革的人都否定了“经济人”假说，当然更否定了超越“经济人”的行为人属性假说。这是典型的与人不和谐的方案维持者。当他们耿耿于怀地认为行为人的属性是西方的学说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也有行为人的属性”呢？人的行为属性并不是西方人特有，也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我们一般人所具有的属性。为什么我们就这么义无返顾地否定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逃脱静态范式思想的禁锢，他们的主观认识范畴在静态制度范式之内。其实“与时俱进”，“三个代表”已经是一个超越静态制度范式的思想表现了。
虽然还有不少人怀念过去，否定国企改革。但是从趋势分析还是无法阻挡国企改制的动力，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的基础是尊重一般人的行为属性，即：制度设计与人的行为和谐。离开了这个原则去设计制度，维持制度稳定，社会效用产出必定要消耗大量能量。
从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经济领域分析并不是一个超边际过程，而是一个随连续时间内生变化的系统。每个社会行为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这个动态系统（动态制度范式）的效用产出。而每个行为人在信息不对称下自由任放在这个系统中作用并不是一个博弈均衡值，博弈均衡值应该是在一个动态制度范式系统的N（各人）个领域内产生N个子博弈均衡，称为：某个领域内道德规范。但是这种博弈过程最终还是在尊重行为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离开的行为人的自由属性解说去设计制度，我敢说：它起码要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