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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龙在天按：本篇据说是北大学生与秦晖的对话，颇为中肯，使我对秦的态度有所改观。文章开篇即分说左、右派，指出它与西方大异。这的确是事实。但以西方为参照物，本来就不对。在中国，左、右派的帽子是乱扣一气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部分人故意搅混水之故。所以我主张以立场划线，而不是以左右定性。非如此，不能打破话语封锁。]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专制。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专制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非龙在天：这一段讲得好。在取消了经济的不平等之后，却代之以权力的不平等，这有什么区别？何况权力的不平等最终会转化经济的不平等。不过，教授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官僚集团表面上追求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实则借此集权，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本集团的利益而已。除了少数人天真者之外，大部分官僚的利益诉求是非常清晰的。]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非龙在天：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此语真是诛心之论！极左跟极右确实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瓜。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跃进时刘邓集团表面极左，而文革后转向极右，阶级利益使然。]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对话的双方，一方可以叫做假自由派，一方可以叫做假平等派。之所以空谈自由或者空谈平等，不外乎转移视线，掩护黑手而已。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跟现实隔膜太深。
[非龙在天：“转移视线，掩护黑手”，一针见血]
极右是可以转向极左的。当前的情况，与帝俄时期十分相似。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非龙在天：右派理论家王力雄也曾如是说，大意为警惕头上的毛/泽/东之剑。的确，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是国家民族之福份。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确是超越左右翼或者说左右翼合流的一个目标。20多年来，官僚买办集团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倒行逆施，已经是天怒人怨。大学生已经跟无产者没什么大区别了；老九们总结了十多年来的教训，已经不敢讲告别革命了。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意识到没有强大国家机器的保护即无法保证其发展。因此，整个社会趋向左。朗顾之争，并不是偶然事件。传统左派也被迫作出这一步，凡现实者，皆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私有化的趋势。只要能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至于以后怎么样，左右翼会不会分家，这得看老天的安排。不过，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不适于作为斗争的口号。一来，官僚买办集团都是姓赖的，不真刀实枪干几场，别指望他们做一丁点的让步。二来，不易激发民众的热情。秦教授认为，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我看，老九还是本性难改，太把自己当根葱了。苏联知识界比中国同行有良心，但私有化还是按照官僚买办的方式进行了。知识分子就是毛，如果不想附在官僚买办这张皮上，就要附在民众这张皮上，没有别的出路。我还是相信毛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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