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梅·德尔加多：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加剧世界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加剧世界不平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看来是一回事。但是，只要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是本质上不同的现象：全球化是一种资本主义固有的历史现象，而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由社会的代理人、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有准确身份的政治领导人、资本所有者的社会阶级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的一种政治方案。这两种进程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
    从这一理论的建议出发，下面的一些提法目标是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以区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其二是分析这两种进程汇合后的一些特点，它们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具体模式；其三是为了表明将新自由主义强加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平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概念是指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进程，是从20世纪最后25年起资本主义扩张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按照阿尔瓦特在2000年1月的说法，全球化是确定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解除调控成功以后在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发生的变革的概念，在80年代末社会主义停滞以后得到加强的一种概念。
    当然，全球化是一个不完整的、长期的、综合的历史进程，它在地理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是不平等的，正如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一样，换句话说，全球化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展开的。它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种复杂的和矛盾的因素和力量决定的一个进程的产物。表明全球化特点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张；世界体系的领土和政治组织的新形式成为经常性的进程（国家传统的职能正在被取代）；跨国公司扩张的进程和它在世界生产中有特别的份量；通信的发展和技术革新的速度加快等。
    正如埃里克指出的那样，虽然全球化进程是不可扭转的，在某些方面它不取决于政府所做的事情，另一件事情是在合理化过程中的思想基础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这也被称为“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
    合理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即将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都服从于“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同时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社会生活，通过统治阶级或它的霸权主义的派别领导的政治进程将这种全球化强加于人。
                           世界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全球化的辩护者们最经常以赞赏的方式提到的一个方面，是全球化本身以其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带来的机遇，但是他们又不确认这种说法。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到现在为止，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没有在任何地方带来共享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持和加强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比如它建立在通过资本剥削劳动的生产关系，加深了资本主义本身创造的社会的差别和地区的差别。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阿明曾警告说，“资本主义的扩张绝不意味着发展的结果。例如，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就业，也不意味着利润分配某种程度的平等”。他认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所追求的是公司的最大利润，它根本不会关心与财富分配有关的问题，或者是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法国社会学家托拉内谈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明确地指出，肯定进步是走向富裕、自由和幸福这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目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不断被历史戳穿了的意识形态。资本的统治日益加强，劳动者的经济受到破坏，将西方人的统治扩大到了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阶段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允许能够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水平的进程。
    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在资本主义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和现存的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世纪末，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16.6％）占有世界收入的近80％，而地球上60亿人口的57％生活在63个最穷的国家，他们只占有世界收入的6％。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每天不到2美元。拉丁美洲的穷人在2亿以上，在墨西哥1999年工人的年收入比80年代上半期下降了一半。从1995年到1999年墨西哥一个工人的最低年收入为768美元，比1980年至1984年的年收入1343美元减少了42％。
    现在世界银行承认，在世界上有10亿人在为他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在2004年5月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城举行的拉美和加勒比与欧盟的国家元首们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美洲开发银行的总裁依格莱西亚斯指出，在1981年，在债务危机以后，在按照走向市场的方针进行结构改革开始以后，拉丁美洲有358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2001年这样的穷人增加到了5000万人。
    这种数百万计的贫困化和在全世界一些地区的贫困化加剧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计的调整结构的政策强加给依附它们的国家，并使其多数国家的政府支持这种政策，但是已越来越引起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不安，他们开始考虑到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为了社会上的调整而建立必要的机制时，他们的地位可能发生变化，这种调整对多数居民带来损害，他们要求选择另外的政治计划。
                      全球化的另外一种模式是可能的
    虽然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在知识分子、学术界和不同的社会团体中间，面对这一进程可能通过唯一的自由市场的渠道去实现，他们开始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扭转它的结果：缺乏增长、失业、社会的和地区的贫困的增加、排斥、不宽容和消灭文化的差别。
    费尔南德斯指出，全球化不是带来平衡和公正，后果恰恰相反。因此需要面对这一现实，适当地改变这一现实。这类建议公开提出要使全球化的进程走向预定的社会目标，必须深刻分析可能采取哪些替代的渠道来对付它，比如建立一个负责国家来保障集体的和社会的权利，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已经将这些权利取消了。
                       新自由主义让国家退出经济活动
    当国家失去了实现资本积累的目的和效率时，自由市场就成为跨国金融资本在政治上的一种建议，目标是支持和加快全球化的进程，改善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标志着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消失，它与由资本所有者组成的社会统治阶级设计和推动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使国家退出经济活动，其结果是强制建立一种以自由市场为根基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作相应的变革，以适应这种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但是，这种计划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主义实行国家的干预，有的时候是为了市场的运行，有的时候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过于严厉地破坏稳定和安全的需要。有的时候是为了同时实现这两个目的。国家退出经济活动和在经济活动中将市场强加于人，这必然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排斥，提高失业和贫困的水平，
    社会的两极分化，反对将公共企业和自然资源私有化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正确地预见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如卫生、教育、住房、电力、自来水，所有关系到社会保险的领域，当它们不再是由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不再是公民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变成为在私人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纯粹可以交换的商品，按照市场的规律运作，而不考虑其任何社会的效益，更不考虑政府对满足居民需要的责任，去减少社会的和地区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如何强加于人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开始强加于人是从猛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开始的，在事实上取消工人阶级在多年的斗争中争取到的权利，以及使之商业化。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粗暴地攻击“福利国家”，将社会的权利变成为“商品的服务”，它只有在市场上通过供求关系确定的价格才能得到。他们认为国家对生产商品和服务是没有效率的，唯一只有资本的主人才能正确地承认市场发出的信号，有效地对这些信号做出回答。这就不仅可以保证生产要素的充分使用，而且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即消费者所要求的商品和服务。他们的结论是，如果市场完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有效率，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就什么也不用做，经济的发展靠市场，它可以实现经济的平衡，不需要国家的干预。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一方面使国家“撒但化”，另一方面又突出市场的功能和自由行使职能，打破国家与市场的平衡而对市场有利。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甚至认为，为了居民的“福利”他们宁肯牺牲民主，称“人们先要吃饭，然后才是自由”，排除和拒绝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可能。他们还指责国家没有权利和不能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不能为了自己和别人理解市场发出的这类信号。
    另外，新自由主义作为现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也需要文化上的均质化，也就是说，为了让新自由主义取得进展，需要消灭文化的分歧，承认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每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的代表应当消失，以便采取统一的可能的文化，让人们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如果经济是全球的，那文化也应当是全球的。
    新的全球化统一的文化支点是什么呢？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所有成年的公民是平等的，这一观点面对普遍消费者的概念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在亚洲、美洲或非洲、大洋洲、欧洲，他们消费同样的由跨国公司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换句话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类型，即全球消费者的类型，他们的状况决定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开始建立一些地区，在那里国家的认同感被溶解了，那些全球化的鼓吹者认为文化应当是世界性的和全球的，或者说是一种单纯有限的和外省的文化。这样，他们不承认文化及其有效性，认为对现代的有霸气的“全球的”文化，那是落后的和被抛弃的文化。
                      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
    对新自由主义计划提出的原则有怀疑或企图进行讨论，会与在社会上处于霸权地位的阶层的文化和政治利益对立，他们坚信自己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通过他们的教条式的格言向社会的其他阶层进行宣传，认为有关国家的一切都是“坏的和没有效力的”，而市场则集中了一切“好的东西和有效率”。
    与此同时，他们从政权上形成和发展其他的“无可非议的真理”，他们的信仰已形成一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已经深深地扎入民众信仰和常规认识的土壤中，依靠一项强大的工程使其扩大，成为“统一的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提出的偏见和价值观通过媒体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称全球化的“共同意义”是“一贯正确的”，向社会的成员全面灌输，让他们在理性上和道德上遵循，也成为全心全意的思想。
    “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被说成的一些“基本的公理”：“对我好的事情对所有的人也是好的”，因此他们的最后意见总是“正确的”和“明智的”，因为它来自“普遍的和永衡的价值”，也就是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价值。这种“共同的意义”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模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或毫不重要，那也要由资本或帝国的军队去拯救。
    这种观念排斥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一切观念，以及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和不合乎他们的逻辑的观念。比如，新自由主义模式认为，最合理的是指导市场使所有的人的行动都达到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因此不追求这一目的的观念便是不合理的。拒绝这一原则和这种社会行为的观念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就是置身于合理的制度之外，或是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因为疯子不能创造历史。
    在“新自由主义共同意义”背后的原则是相信“绝对的真理”，特别是“大一统思想”的有效性。这两种形式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点，被说成是“正确的和无可非议的”。这种共同的意义接受现实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说法：经济问题应当控制政治问题，经济是决定性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经济的道理就代替了社会的道理，“美好的”利润变成了社会的标志，绝对不能反对它。
                     新自由主义”统一思想”的“真理”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的进展除了造成社会的顺从之外，还表现在它精心制作的社会经济理论上。现在由于“统一思想”的影响，排斥了所有不支持市场价值、竞争、利润和资本的理论。它没有任何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辩论，现在由赞颂和突出资本主义的“人文面孔”所取代，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这一建立在剥削劳动和以获取个人的和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最大利润为最高目标的制度。
    新自由主义大力传播和强加于社会的一个“真理”是，它设计的政治战略在于传播和使人相信社会永远是资本主义的，实行“自由的民主”。这项创意最初的发起人是法库亚马。他强调说，“在我们的祖父的时代，很多有理智的人可能有一个光辉的社会主义前途，在那里消灭私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政治。现在相反，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好的世界，或者说一个不是民主的和资本主义的前途”。
    为了建设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他们动用大量资金操纵大众媒体在公众中进行“洗脑”的工作，以便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人，不允许存在反对派，推行他们鼓励商品价值的政策，有利于资本的霸权。
    新自由主义的“统一思想”的另一个“真理”正如斯特法尼亚所说的，“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民主。必须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把它强加给全世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已属于过去，其辩护者是意识形态的恐龙”。
    新自由主义的教义的另外一些提法是，市场以尽可能好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腐败总是存在的，也将继续存在。但是新自由主义是新奇的，在结构的中央集权之中……社会的不平等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而是人的本性之一，因此不可能消灭它。民族主义和经济主权是倒退的表现，为了提高效率它应当消失，加入全球化。首先要使人相信财富，然后分配财富。私有化是国家经济的万应灵药。等等。还有一点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推销的“真理”，就是要求把自然资源交给外国资本，认为这是可能克服新兴国家落后的唯一办法。
    如果绝对地接受这些提法，不作任何思考，不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调查和讨论，那是愚蠢的和毫无用处的。而如果不考虑到这些矛盾范围如此之大以至意味着彻底变革的可能性，这将是更糟糕的事情。同样，新自由主义禁止人们怀疑他们提出的市场的经济价值文明化的建议，在市场上社会的问题将是一种“令人忧伤的怪癖，是造成后退和危机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文化的“胜利”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胜利”，它的理论能够渗透到国际组织，开始说服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也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士，随后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似乎是除了资本主义特别是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选择。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唯一的道路变成了独家之言，阻止对其他的可能性的思考。
    一个传播很广最近被大众媒体大肆宣扬的一个论点是，相信美国的军事实力是冰山的尖端，在所有的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领域延长美国的优势。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说明服从美国对世界的霸权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对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抵抗都是没有用处的。这种“共同的意义”建议迅速接受美国的霸权，这样就可以得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好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目的是强迫人们屈从和依赖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意义”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共识已将它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强加给很多国家。“自由的代议制民主”是最坏的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将赢利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强加于人。此外，新自由主义在用词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改革”这个词，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以前它的含义是指通过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旨在实现一个平等的和民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动以人文为中心，包括经济活动。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将这个词变成为指具有明显的商业特征社会变革进程，在很多情况下是反民主的。
    在拉丁美洲，80年代实施的指导市场的结构改革的结果是增加了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使民主的机构和政府失去所有的政治内容，变成为一个纯粹的“企业家们集体的生意管理者”。另一方面，对资本的主人和新自由主义的律师们来说，国家就是简单的市场，公民就是消费者，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实现现代化唯一可行的道路，它有助于取消民族之间阻止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这样，“外国投资”已不存在，而是只有“生产性投资”。同样，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如今人们只是说市场。
                            新自由主义使国家受到破坏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文明潮流”中，民族的思想在实际上已经消亡，强加给人们的是“指导走向市场”的政治，国家的作用被削弱。经济活动的范围超越了国界，使民族的观念开始淡忘，只缩小为市场的观念。
    这样，一些国家特别是位于资本主义外围的国家已经意识到被严重削弱，它们被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破坏无遗，有助于大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占据统治地位。那些为克服市场的机制障碍采取行动，实现经济稳定尤其是在危机时期的稳定，现在似乎已不存在了。将政治与经济分离使国家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不再承担责任，过去被认为是公共的部门如医疗、就业、住房、饮用水、电力等，现在都私有化了，为私人资本的利润服务。
    减少贫困，克服边缘化，面对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保护个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等，在某些时候这曾经是福利国家的基本支柱，现在已被最低限度的国家本身取代，公共服务作为商品由私人生产和出售，有能力的人才能在市场上购买，这就必然在满足社会要求方面带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
    现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对于教育、医疗、有尊严的住房、食品、有合理报酬的就业、尊重差别、没有就业但有一定收入、保障劳动者和他的家庭的基本需要等方面作为社会的权利的责任已经消失，或倾向于消失。同时，国家在对生产者风险的普遍保护、没有歧视和排斥、设计和实施收入分配的政策或建设避免市场独裁、加强公共的基本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公共活动的民主的经济体系方面的责任也被免除了。
    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国家的效用，它不再是一个有自主权的机构，私人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建立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它们的利益。
                             国家与巨大的跨国公司
    现在流行的一种思想是，各国的政府想有某种机会生存下去，只有它们能够为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扩大生产创造条件，为吸引私人投资创造必要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政府的正确作用是催化剂和鼓动者，鼓励企业有更大的欲望和提高竞争的水平”。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国家服从于资本的利益，使跨国公司的行为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它们是全世界生产性资本的主要投资者，同时也是金融和贸易的主要投资者。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占世界企业500强的多数，美国公司的产值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地区产值的总和。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值达到74450亿美元，而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只有51410亿美元。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占世界上跨国公司总产值的48％，欧洲地区占28％。实力最大的世界前5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占60％，在前20家跨国公司里美国占70％，在前10家跨国公司里美国占80％。
    面对这样强大的经济实力，“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鼓吹各个依赖美国的政府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不要企图控制大型跨国公司的活动，而要允许这些跨国公司绝对地占有自然资源，作为交换是创造就业，虽然报酬不高，没有任何保险。这就破坏和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大型跨国公司的活动的意愿，将地盘没有任何条件地交给了跨国公司。
    坚持这种“共同意义”压得我们这些国家喘不过气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大公司行使有效的控制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些“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新自由主义的实用者对前面的说法并不怀疑，比如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美国通用公司一家的年销售额就是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6倍，政府有什么手段去和它谈判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怎么能控制这些大公司呢？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共同意义”来说，其回答和结论是简单明显了的：除了投降和以个别服从的方式与这些霸权国家结合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正如大的跨国公司需要的那样。如果需要出让主权或部分主权，只要实现服从于巨额资本的经济一体化的最后目的，那并不重要。他们认为，在大国经济和大型跨国公司之外，为自由行使主权和独立而去寻求国家的一体化将是无用的工作。总之，对新自由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没有可代替的道路，更没有什么改革的建。
    对于很多“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认为在那些依附国的经济与宗主国的经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不是威胁，而是挑战，只要这些外围的国家将它们的经济自然财富交给跨国资本，接受依附的地位，利用与全球化结合为一体的机遇，问题就可以解决。特别是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们了解美国单边决定进行“预防性战争”之后，那些新兴的国家只能容忍帝国的权力，根据宗主国金融中心规定的准则去进行调整，顺从大资本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国家不和平地服从，或是它们的政府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就可能被列入“邪恶轴心”的黑名单，就会被摆在被军事入侵的地位，以便在那里建立由占领军扶持的自由的“民主”。
    今天的现实是，我们这些国家比过去更有依赖性了，由于外债负担沉重并不断增加，国际金融社会企图把主权变成为来自社会政治落后和民族主义任性的垃圾的一部分。正当依附的国家在20世纪末被强迫新自由主义的调整，政府职能缩小和被削弱的时候，大跨国公司的交易量和价值以特有的速度增加，没有任何限制，其代价是依附的国家社会的和地区的贫困不断增加。
    现在更进一步，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宣布只有接受实施由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经济政策的国家，才能接近第一世界。而这些经济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世界更严重的两极分化，更加依赖美国的经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建议依附的国家加强市场导向的结构改革，而这种改革至少已经给我们这些国家带来三个严重的问题：1，经济的不稳定，伴随着低速增长；2，社会的和地区的贫困增加；3，依附性增加，国家主权日益丧失。此外，还应加上智力上包括科学和技术的依附也加重了。
    因此，现在需要重新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最新表现。
                                       结论
    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组，全球化本身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和领导的，将其变成为我们时代一种“共同的意义”，不允许有另外的思想方式的空间。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的进展说得很多，它在世界上的渗透和扩散是不一样的，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大部分政治领导人和企业家的领导人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实施并不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快速和明显。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的多数地区比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原则更慢一些。
    如同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样，当更加残暴和专制的统治者们强调民主的价值，坚持认为他们的政府是真正的民主那样，近年来，事情发生变化。“自由世界”的统治者们进入激烈的竞争，看谁更有力地实施自由市场的原则与价值，将其变成不可动摇的基石，让人接受，被宣称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不论其发展水平如何。
    不论过去和现在，这些说法都与现实不符，特别是在市场的自由运行方面，它的具体存在远未达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的要求。自由市场比他们宣布的要少得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看来并不担心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说教与现实的明显差距，虽然他们使依附的国家茫然，要求它们采用自由市场，但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里并没有那样做，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补贴、控制和保护。换句话说，虽然发达国家宣布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建议，但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有一个大政府，有干涉者、调节者和保护者，他们组织市场的运行，发放巨额补贴给生产者，这是保护主义的方式，它们与巨额财政赤字相处，因为这是支持资本的再生产必然引起更多的赤字，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需要更多的支出。
    总之，这些依附的国家原来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上，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失去份量，社会和地区的贫困在增加，采取一整套放弃经济调控的政策，认为自由市场能够降低物价，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它们要求依附的国家开放经济，对外国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入不进行任何限制，将公有企业和国家的资源私有化，理由是这样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压力，教条地寻求减少财政赤字，在社会领域减少公共开支，对劳工关系采取灵活性，将所有的公共的商品和服务私有化。
    那些进行“改革”的国家，如墨西哥遵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准则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它的周期性的危机和社会的日益两极分化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扩张造成障碍，虽然没有影响它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传播和强加于人，特别是在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间。
    不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实施都是以牺牲穷人和被剥削阶级为代价；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繁荣没有实现，事实意味着通过发展推动经济的增长的整个政策都作废了，而只对资本有利。具体地说，最近20年新自由主义建设的社会比过去的社会更糟糕，更加分裂，更加两极分化，更不公正。世界的男人和妇女今天生活在新的战争威胁下，生活在经济的、劳工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威胁下。事实上，人类现在生存在一个充满恐怖、忧虑和绝望的世界上。
    最后，通过将新自由主义作为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的多数地区的历史变化，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毫无疑问，希望变革和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社会的力量和运动是存在的，并且在增加，这是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共识的觉醒与对抗。但是，从它的能力来说，这只是提出替代的建议，是远离中心的或者是无可奈何的，在现今的社会没有地位。但是，将变革作为一种选择，就意味着不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机构作为不可改变的和永恒的东西。历史已经表明，在90年代看似乎是一种疯狂，如创造数百万的失业者，收入的重新集中，社会计划的解体，石油、水、电力、教育、医疗、甚至监狱的私有化，都成了可能的事情，甚至这样做的政府只付出很少的代价。一但新自由主义实现它对社会和其他政治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选择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它就可能成为现实。因此，应当可靠的是面对21世纪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计划是可能的：可以预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能够和谐地将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
   （摘译自2004年9月11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