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群众应当革掉 毛主席的闹事观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 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 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写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

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

世界充满著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于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
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役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谈闹事问题（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1-35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