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让生殖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知原
笔者于去年（2005年）七月份写的一篇拙作《搅乱中国的幕后黑手——变相世袭制》，可能是由于深刻地揭露了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此文于2006年1月19日被凤凰网刊登于首页（文章标题被改成了《中国的变相世袭制》；最近，我偶然搜索发现，联合早报等知名网站也转载了此文，但文章却变成了“南京 哑然”，并且只攫取了文章的前半部分，强烈鄙视！），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激烈争论，其中有两个评论很不文雅，但却极有趣的讽刺了这种现象：
“政治世袭，就是生殖器决定制”
“政治世袭，实际就是凭你老子的那泡精子”
确实如此，“政治世袭，就是生殖器决定制”，“政治世袭，实际就是凭你老子的那泡精子”。但是这种“生殖器决定制”、“老子的那泡精子”有遗传学依据吗？
据我所知，人的身高和体力确实是有遗传学依据的，因为就我看到的科学资料，人的身高遗传因素要占70％以上。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得知，人的身高、身体强壮、体力确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遗传因素，父母长得高的其子女往往也很高，父母长得强壮的其子女往往也长得强壮。这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多数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说对于动物的生存来说，体力是其最重要的“能力”的话，那么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却不是体力而是“智力”。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拥有较高的“智力”，而动物却只有十分低级的智力。猫、狗、猴无论你怎样教它、启迪它，一辈子都弄不明白镜子里面就是自己；黑猩猩虽然能从镜子中认识自己，但却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打结”。而“照镜子”是人类几个月大的婴儿都会的事，“打结”也是几岁的幼儿能会的事。这说明人类的智力与动物的智力是有天壤之别的，只有人类才形成了“记忆系统”与“思维系统”的双向度的分离，并且是以“思维系统”为主导的；在黑猩猩等灵长目动物那里，“思维系统”只是相对于“记忆系统”而言的单向度的独立，并且是以“记忆系统”为主导的；而在狗、猴、猫等动物那里，并未有独立的“思维系统”，“思维系统”是内含于“记忆系统”中的。
简单的说，狗、猴、猫等动物只具有“模仿”的“智力”，黑猩猩等动物则具有“再思”的“智力”，只有人类才上升到了“反思”这种高层次的“智力”阶段。
如果是比“体力”的话，很多动物都会强于人类。但是如果比“智力”的话，几个月大的婴儿可能就会强于除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因此对于人类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智力”在多大程度是取决于遗传因素？因为这个问题将决定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将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将应由“生殖器”来决定。
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经验，我们很容易发现人的“智力”是很少取决于遗传因素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伟人的后代很少具有他们父辈的智力，伟人的后代的平均智商并不一定比平民百姓的后代的平均智商高。爱因斯坦的后代就不是爱因斯坦，孙中山的后人并不比平民大众的后人强多少，尽管他们可以借助于其父辈的声望而更容易出人头地。另外，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子女智商也并非完全一样，有的甚至差异很大。
为什么大自然在人类的最重要的特征——“智力”上并没有采用遗传的方式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和高级生物都是采用的有性生殖，而没有采用无性生殖是一个道理。无性生殖可以完整的保存生物的基因，但却只有低级生物采用这种方式，高级生物都是采用的有性生殖这种便于破坏原有基因的完整性的方式。
这个问题如果弄懂了其实并不奇怪，无性生殖虽然可以保存基因的完整性，但却不便于生物的进化；有性生殖虽然破坏了原有基因的完整性，但却便于综合两种异质基因，从而有助于两种异质基因在重组后经过自然选择而进化。
同样的，人类的“智力”这种最重要的特征，如果采用遗传的方式，虽然这样可以保存父母的“智力”，但却无助于人类“智力”的进化。相反，人类的“智力”如果采用基因重组这种方式，虽然这样不能保存父母的“智力”（其表现就是，智商高的人的子女的智商并不一定高，智商低的人的子女的智商不一定就低），却有助于人类的基因在重组后经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种基因重组的重要性不是对单个人而言的，而是对人类整体而言的）。
事实上，我觉得人类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世袭制”十分像生物的无性生殖，而“民主选举制”和“科举选拔制”则非常像生物的有性生殖。“世袭制”虽然能够比较好的保存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却无助于新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民主选举制”和“科举选拔制”虽然常常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却有助于在“重组”中构建新的更好的政治经济秩序。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世袭制”是不具有生物学依据的（如果“世袭制”具有生物学依据，我会认为中国西周时期的那种血缘关系与政治经济关系合一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此这种制度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十分有害的，我想人类社会之所以从“世袭制”转向“民主选举制”或“科举选拔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政治制度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王政→贵族→民主。王政阶段就有很强的世袭性，贵族阶段已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到了民主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那种政治领域中的世袭制。同样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削弱或废除世袭制的发展过程：夏商周时期的世袭制→秦王朝的军功爵制→汉晋时期的察举制→隋至清时期的科举制。
到了现今，政治领域的“世袭制”已经基本消灭，但我们不能因此太乐观，因为现实告诉我们，“世袭制”虽然已经消灭了，但是“变相的世袭制”却依然可以泛滥，并会严重地危害我们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曾有网友指责我的《搅乱中国的幕后黑手——变相世袭制》一文中不应该在“世袭制”前面加“变相”二字，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加“变相”二字主要是为了用词准确，我们不能为了揭露一些社会问题而不顾词语的准确。
“世袭制”和“变相世袭制”虽然有很多共性，但两者还是有实质区别的，它们的区别是：“世袭制”是有法理依据和民心依据的，即被国家法律认可和民心认可的，是通过“明规则”运行的；而“变相世袭制”则是没有法理依据和民心依据的，是通过“潜规则”运行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民心认可“世袭制”不能理解，人民怎么会认可“世袭制”这样的制度？要理解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我们只要想一下，现今有多少人会不认可父母应该将财产世袭给其子女这种“财产世袭制”？我敢说现今90％以上的人会认可这种“财产世袭制”。人们现今普遍不认可的只是“权力世袭制”，是诸如局长、科长、主任这样的职位也可以世袭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或西方的中世纪，我们中的90％以上的人也同样的会认可“权力世袭制”的。
我的《搅乱中国的幕后黑手——变相世袭制》一文主要是讨论当前的“权力世袭制”问题的，所以我特意加了“变相”二字，是在强调当前的“权力世袭制”是没有法理依据和民心依据的，只是在通过“潜规则”运行。但如果是讨论当前的“财产世袭制”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加“变相”二字的，因为在现今，“财产世袭制”是有法理依据和民心依据的，是在通过“明规则”运行，并不存在所谓的“变相”。
正因为在现今，只有“权力世袭制”是没有法理依据和民心依据，而“财产世袭制”是有法理依据和民心依据的，所以现今的社会还没能完全摆脱“世袭制”、“生殖器决定制”的影响，还是一个“半世袭制”、“半生殖器决定制”社会。
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政治领域的“生殖器决定制”，同样的也应该反对经济领域的“生殖器决定制”。一个人的命运不应该由他的父母的“生殖器”（世袭制）来决定，而应该由他个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努力来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应该保障这种公平竞争，而不是阻碍这种公平竞争。
最后，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下：
1、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什么生殖器问题，而是世袭制是否具有合理性依据的问题。生殖器决定制只不过是借用网友的评论语讽刺一下世袭制而已，因此请大家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殖器”上。我的观念是由于人的最重要的能力——“智力”主要取决于基因组合和变异（这一点很明显，即使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智力也并不完全一样），而不是取决于遗传，所以世袭制不具有合理性依据。因此，世袭制应当废除。
2、本文虽然认为人类应该继基本废除了权力世袭制之后，进一步的废除财产世袭制，但并不是说笔者就主张马上应该完全彻底的废除财产世袭制。财产世袭制毕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根基，如果贸然废除而又不能立即找到一个好的替代方式的话，肯定是会引发很多问题的。但我们目前可以做一些减轻财产世袭制的危害，以及为人类未来废除财产世袭制奠定基础的事情。比如，从理论上驳斥这种制度，打破人们的成见，即让人们认识到财产世袭制的危害，以及废除财产世袭制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事；实行免费教育、公平教育，让每个人不会因为家庭的贫富而造成巨大的差异；建立公平的社会竞争体制，让穷人不会因为先天的贫穷而难以参与竞争、难以流向社会上层；增收高额遗传税，以减轻由于财产世袭而带来的巨大不平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穷人可以免去由于家庭的贫穷而带来的后顾之忧；等等。事实上，这些事情是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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