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 岳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这个词解释了200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古今中外，光具有具体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就有25种，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正说明社会主义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世界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本土化的社会主义，都认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理论或分析方法，都力图创建一套高效平等与民主和谐的社会制度，都致力于建设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政权结构，都力争建设一个长期合法执政的政党。他们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实践，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多。但社会主义向来不是一种封闭自守的运动，完全可以不断借鉴各种理论成果来完善自身。谁对谁错不能急于做出判断。任何论点的形成都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我们最需要的是如何充分融合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点，不失时机地进行历史性转型。
苏东剧变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帝国梦想的破灭。但远不像西方自由主义宣扬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不战而胜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那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试验的结束。社会主义无论作为一种制度还是理念，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告别教条主义的契机，社会主义反而得到了创新的空间。中国等国家选择了以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也因为西方生态运动而再次得到发展的舞台。中国不仅是上世纪末社会主义制度危机中的幸存者，也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推动者。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成败。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这需要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作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例如对生态危机的回应。传统社会主义虽然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是他们的发展模式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因而难以从价值观与实践上回应生态危机。谁能对资本主义做出实质性的超越，谁就会为全球社会主义取得基本共识创造新的平台。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重要启发。他们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9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变成左翼政治流派中的主力。苏东解体后，许多老共产党员都加入了绿色组织。西方一些主要政党也纷纷通过绿化或与绿党联合以增加执政砝码。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
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了如下观点：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控制危机的能力估计不足。今天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这正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最佳途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是靠经济技术上的优势；二是靠不断制造公众消费的新需求来达到自我维持。制造并操纵消费，实际上就是在“转移目标”，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
第三，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第四，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五，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生态经济的根本保证。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正在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一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六，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如今西方工人阶级不仅在规模上比其它阶级缩小得快，而且因日益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变得十分保守。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首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会。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第一，对时代矛盾的解释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更多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更多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何提高民主化的问题。而生态社会主义要解释的是所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对的人与自然矛盾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目标，而生态社会主义目标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实现。
第二，追求的制度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更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尽可能改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要构建一种超越各种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
第三，所依靠的政治力量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是靠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与战斗力的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良靠固定选民的支持。而生态社会主义把绿色组织、新政治运动、传统工人运动、各政党合作都作为社会变革动力，即依赖一种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多元文化价值原则下的对话。
生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并不能解决经济如何增长、政治制度如何构建、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民族国家利益如何保证等问题。有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西方国家富裕之后出现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道德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是一种“富人哲学”。但也有人说，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更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基础上的逻辑。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这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科学发展观可挖掘的社会主义深刻内涵远未穷尽，科学发展观可补充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远未完成。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就要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因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恰恰是违反这种内在本质的结果。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不太容易。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的作用条件，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性服从于生态性，也不是生态性服从于人性。用今天的话说，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生态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一是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二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三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西方失去机会，就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
三、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生态伦理，反映了它一种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盘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问题在于，思想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的，接受东方智慧并不难，但传统中华文明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实践作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我们的发展原则。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时，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生态理性具有人性化、自然化、整体化的特征。它是西方哲学面对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哲学观点，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长期以来，正是在科学理性绝对化的视角下，很多人都将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智慧视为前现代的产物，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
也正是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东方智慧已参与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对于我们而言，中国文化精神被世界逐渐重视，只是一个更深层文化问题的开始。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的作用。但科学理性必须与生态理性结合，如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一样。我们要用人文精神来校正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也要用道德原则来审视实用主义。我们虽然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但主导我们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所以，用中华文明来校正我们的现代化方向，理顺我们的文化结构，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必要。
仅有生态文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即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四、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封建枷锁和宗教禁锢的同时，却带来新的剥削和压迫，这使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种选择。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要研究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丰富活力，都要思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的诸多利弊。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例如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具体结合起来。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单薄，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此，中国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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