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Ｍ．科茨：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

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
［美］大卫·M·科茨著  刘祥琪  摘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0期http://www.cctb.net/wjkw/gwlldt/gwlldtml/）
编者按：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已有1／4个多世纪了，它也给美国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繁荣。那么，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将给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带来长期稳定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吗？下面两篇文章结合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认为：新自由主义放弃"二战"后的调节措施，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回归所带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将造成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卫·M 科茨指出，资本主义远没有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理性文明的实体。只有在新自由主义再持续相当长时间，在它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从而引起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世界战争爆发以后，资本主义才会进入调节主义阶段。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夏季号刊登了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M科兹题为《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的文章。该文指出,SSA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长期资本积累会交替出现长期加速与长期放缓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的长波危机已持续1／4个多世纪了，其间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仍然很强大，并没有出现自动向新的调节主义的积累结构转化的迹象。因此SSA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已可以自我调节的假设是错误的，这种调节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产生之前，新自由主义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
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解释了在单个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交替出现的资本积累长期加速与放缓现象。根据这一理论，一系列相互协调的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即SSA），将启动一段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直至这一社会积累结构解体；而后资本主义经济将进入较长时间的相对停滞。根据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的论述，到目前为止，美国曾出现过三个社会积累结构，它们分别存在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以及20世纪40年代到70 年代。
美国第三个社会积累结构的解体已近30年，但分析家们对是否已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仍未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美国人正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的新社会积累结构的创建过程中。在过去的20年，不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已在进行。由此产生了一套新的、配套的对资本积累造成冲击的制度。社会积累结构被认为可以加速资本积累，然而，根据历史标准，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与世界经济的增长绩效并不乐观（见表1）。
本文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形成并持续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已使说明资本积累的长期波动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陷入困境：在长期停滞后出现的新制度并没有带来长期增长。关于长期资本积累的历史图式，最好用相继产生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缩写为"IS"）概念加以说明。这些制度结构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也可能无益于资本积累。本文分析了这两类制度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并为理解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做出某些提示。

自由主义的与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即一系列相互协调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或意识形态制度，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指资本循环（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生产过程，最终商品的销售）以及与资本循环相伴而来的辅助经济活动（如金融领域）。制度结构支撑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又推动了资本循环。剩余价值具有许多用途，其中之一就是资本积累。资本之间的竞争迫使各个资本家进行积累，然而整体积累率却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各个时期有重大差别。尽管每个制度结构都会推动资本循环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有效占有，但却不要求制度结构在经济长期运转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提高积累率。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制度结构的概念与社会积累结构的不同，后者通常界定为：可以加速资本积累的一系列制度。
制度结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两类形式。一类是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另一类是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这两类制度结构在以下四方面显示出差别：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下，国家在经济活动的调节方面只发挥有限作用；资本在与劳动的关系中处于进攻的地位，不容忍妥协；资本间的竞争你死我活；自由市场被奉为主导思想。相反，在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下，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劳资关系带有明显合作与妥协成分；资本之间的竞争较为缓和；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警惕无调节市场行为的危险，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不应夸大国家干预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与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都将无法进行。所有权毕竟是作为国家的附属物而存在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参与经济过程，仍有很大的变动空间。

1900年以来制度结构的交替
自19世纪后30年美国大企业产生以来，曾出现过两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阶段和两次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阶段。第一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阶段是1900年到1916年，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进步时代。在这段时间，产生了许多新的国家经济职能，包括监管某些行业（如食品加工，药品制造，电力），出台反垄断政策，以及监管金融部门等。一些大资本曾寻求与美国工会建立合作关系，并设立了一项对受工伤者进行赔付的劳动者补偿计划。金融家JP摩根已成功地在其控制的许多行业与竞争对手建立相互关照关系。同时，也兴起了一种新的调节主义思潮。当美国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一时期结束了。
经过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的几年转型，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在20年代初开始出现。国家放弃对经济的调节，资本力图夺回组织起来的劳工在"一战"期间得到的收益，由摩根控制的相互关照体系大规模地解体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潮开始成为主导。1929年，大萧条取代了20年代的喧嚣；1933年，罗斯福开始任总统，标志着向一次新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转型的启动。但是，经过了15年的实验和"二战"的结束，直到40年代后期，这种新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才真正发挥作用。
"二战"后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所包含的许多制度是人所共知的，包括大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形式；明显的劳动与资本的合作；高度的监管；主要寡头行业内部的相互关照行为；居主导地位的调节主义思潮（但公众却把它与"自由主义"相混同）。"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是于1973年左右崩溃的，接下来便是一直持续到1979至1981年的转型期。1979年，在卡特执政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言论，包括放松企业监管，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紧缩货币政策等。1981年，里根执政，开始打击有组织工人（解雇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这标志着完整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出现。直到目前，后继执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继续推行着当前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正如在"二战"后两党轮流执政都奉行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一样。
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理论思考还是历史经验，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都比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更有利于资本积累。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何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无法加速资本积累。第一，因为它具有降低实际工资与公众消费的倾向，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将产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第二，其通过一系列措施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这些措施包括放弃反周期的支出和税收政策、缩减社会福利补助、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社会监管，这些都将使整个经济体系更易于遭受重大的金融危机及萧条的打击。第三，这种制度结构具有加剧阶级冲突的倾向，这将潜在地降低资本家的投资欲望。第四，这种制度结构下令人窒息的竞争使得公司经理更倾向于注重短期策略，这与长期投资的实现背道而驰，而只有后者才能够迅速提高资本积累率。
表1美国四种制度结构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
时期划分增长率/
时期进步时代的调节
主义的制度结构"一战"后的自由
主义的制度结构"二战"后的调节
主义的制度结构当前的新自由主
义的制度结构根据制
度划分增长率时期370
1900-16031
1920-32398
1947-73305
1980-2001波峰到
波峰增长率
时期364
1899-1916184
1919-37396
1948-73303
1979-2000波谷到
波谷增长率
时期332
1900-17032
1921-33365
1947-75305
1980-2001最佳的10年
（波峰到波峰）增长率
时期346
1903-13348
1919-29441
1959-69320
1990-2000资料来源：麦迪逊（1995）；美国经济分析局（2002）；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2002）。

表1列举了四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四种不同估计值。由于经济周期的作用，起止年份的选择将对这些估计值产生重要影响。第一行给出了两个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和两个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起止年份选择在这些制度结构交替的最恰当时间。第二行和第三行是根据经济周期的特点，对起止年限进行调整后的时期。第二行计量的是波峰到波峰的增长率，第三行是由波谷到波谷的增长率，这里尽量地使每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与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的时期紧密连接起来。由于大萧条对第一行到第三行的相对数据产生重大的影响，第四行显示了这四个时期中最佳的10年期由波峰到波峰的增长率。
从前两行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时期相对于两次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时期有着优越的增长绩效。从第三行由波谷到波谷的计量，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只是进步时代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相对于当前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其增长优势并不明显。第四行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将大萧条排除在外，明显地提高了"一战"后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的增长绩效。以这种方式计量，"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成为一个异常强劲的增长期而格外引人注目，而另外三个时期的增长绩效则非常接近。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时期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同时，具有较高的增长率。"一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导致了大萧条，这是自大企业出现以来的一次最严重衰退或萧条。经济收缩持续了43个月，直到1933年才结束，并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结构也出现过周期性衰退，但为时较短，最长的一次只持续了11个月。目前的这次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是以1980-1982年间密切相连的两场衰退开始的，该衰退持续了34个月。它重演了金融机构与大型非金融公司的破产高潮，而这些在"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进步时代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的最长衰退期持续了24个月。
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的背景下，工资被压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增加。相比之下，在"二战"后调节的制度结构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稳步上升；从各个角度看，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减弱。然而，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在推动长期资本积累与实现经济稳定方面却显出不足。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生产力，看来在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条件下会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可以更好地保证资本主义的长期生存，则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会周期性地出现呢？

对两种制度结构交替出现的解释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19世纪末出现的信用与国有企业，反映了通过选择某些制度构件来克服资本主义矛盾而进行的努力，而正是这些制度构件折射出社会主义的特征。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通行观点是，资本主义要经历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关于美国社会积累结构的文献中，前三个社会积累结构都显露出朝着更加有调节的制度结构演进的含义。
另外一些分析家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多调节和少调节的体制之间进行交替的；随着每一时期制度结构的过度扩张与矛盾激化，使得这一制度结构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认为这两种制度结构自然相互转化的观点是与美国的历史经验相一致的。然而，在本文看来，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对这两种制度结构产生原因的解释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竞争特征推动各资本家之间不断进行相互斗争。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同时它又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提高剥削率提供了便利。虽然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对资本积累及制度稳定有着长期优势，但对于资产阶级，或对于它的最有权势的部分来说，很难充分合作以创建并维持这种制度结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要求他们抑制自己的欲望，即抑制从对方及从工人阶级那里掠夺的本能倾向。历史记录显示，只有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才具备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可能性。
过去曾有四种历史性变化导致了调节主义制度结构的出现。一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晚，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被当作一种手段，通过利用国家力量来加快资本主义发展，以达到有可能同已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竞争的程度。这一点，可以通过19世纪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的土耳其和韩国的经验得以证明。
第二种促使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历史性因素是出现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政治威胁。美国进步时代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部分原因是那一阶段不断发展的反垄断和社会主义运动。"二战"后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一个更严重的政治威胁，即来自"二战"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抗衡，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由此主要大资本会得出结论：无论怎样，有调节的资本主义也会比可能根本没有资本主义要强。
第三个促使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历史因素是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的生存产生了致命的威胁，它迫使资产阶级愿意接受高度的国家调控以实现经济稳定。
第四个促使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历史因素是在某一历史时段，由于政治或经济变化，竞争大幅锐减。美国1898到1903年的大兼并浪潮，同时出现的银行对大型非金融公司的控制，突然形成了一个通过控制代理人以实现合作的寡头市场结构。由此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新兴阶层（新的金融资本家和那些已打入非金融公司的盟友），他们只是面临有限竞争，并且认识到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对资本积累与经济稳定的长期意义。"二战"后，美国部分行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寡头结构，并由此产生了大资本阶层，这都受益于这种制度结构的长期运转。
尽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资本积累与经济稳定，但事实证明，它只有在强有力的历史因素推动下才会形成。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少的能有效促使这种制度结构形成的范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中的某些集团或阶级要考虑的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抵制中央调节的强大竞争性力量。这一角色是由部分往昔的封建统治阶级（日本）、军官（土耳其和韩国）来承当的。
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被许多阶级和集团所共同建造和领导。比较典型的，如美国新政的联合，就是部分大资本与部分工人阶级的联盟。单独的资本家阶级似乎是不胜任领导这样的联合的。在美国，两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时期都有一位罗斯福家族成员出任关键的政治角色（第一位是西奥多，第二位是福兰克林）。
事实证明，一旦促使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产生的特定历史因素停止发挥作用，将会出现向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时期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强，削弱了美国工业以前的寡头垄断结构，大萧条逐渐成为历史，工人运动的力量迅速衰减，以及80年代末以来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的消失，使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再次出现了。

总结性评论
如果本文的分析正确，那么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将会继续存在一段时期。尽管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结构不利于资本积累，但还没有理由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自动回到一个新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或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如果新自由主义体制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预料，积累将会继续缓慢、不稳定地进行，不平等以及剥削将会继续增加。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渡过了严酷的早期并发展成为一种文明形式的观点将不攻自破。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预见，不久就会提上政治议程。■（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0期）

［刘祥琪：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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