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魂》编辑部：
最近我在一家报纸的“理论前沿”上读到一篇文章《澄清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几个误识》（《北京日报》2006年6月 12日），判定如今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若干认识都是所谓“误识”，非纠正不可。然而，在我看来，此文所要纠正的“误识”并非误识。例如，我们既讲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又讲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明显，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包含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中的。但是，却断言，这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起来”了，因而是一种“误识”；为了纠正这种“误识”，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截然分开，看作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这难道正确吗？所要纠正的“误识”大抵都是如此。这样的文章，真是不看还清楚，越看越糊涂。为此，我特向你们求教，希望你们能够把我的信转给在这方面有研究的老师，抽空给予解答，不胜感激之至。谢谢！
致 以
崇高的敬礼！
学生 李毓厚
亲爱的李毓厚同学：
你的来信已由《中华魂》编辑部转给了我。你说的那篇文章我也读过，为了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又把它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在我看来，此文所要纠正的“误识”并非误识，倒是真知；而此文据以纠正“误识”的种种说法却并非真知，而是地地道道的误识。黑白之颠倒，逻辑之混乱，宁有逾此！
唯物史观还是庸俗生产力论？
提出要纠正的第一个“误识”是“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你可能也知道，“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说法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典故：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峡谷吃了败仗，被迫要在敌军阵列的长矛交叉下通过，以蒙受羞辱。马克思运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必完全经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部屈辱和苦难而进入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提出这个说法的具体对象是俄国。由于俄国存在农业公社等特殊条件，马克思曾经设想“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5页）当然，这个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这决不是说，某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一定要亦步亦趋地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每一步，才有可能迈向社会主义。
从世界历史来看，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突破口，往往不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充分发展的地方而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欠发达的地方。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最初并不是在奴隶制度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而是在奴隶制度不很典型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最初也不是在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中国，而是在封建制度相对欠发达的西欧。这恐怕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对于这一点，有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注意到了。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就曾经指出：“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的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上册第22页）
诚然，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对此也不能作机械的理解。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这里所讲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主要是指革命政党和革命形势等。再说，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归根到底要有一定的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这种生产力的具体水平。指望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来确定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搞社会主义，那就是迂腐到了极点，那就是把自己固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
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但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汇集得最充分的地方。列宁、斯大林和俄国党没有像迂腐到极点的机会主义者那样，无所作为地坐等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是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地抓住历史机遇，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然后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恢复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及其伟大胜利。
旧中国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更加落后，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受灾难最深，反抗也最烈，是革命形势比较成熟的地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坐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也很难发展），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极严格的科学态度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根据我国私有企业中已有相当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采取一系列的过渡形式，逐步地和平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变革极大，社会震荡极小，生产持续发展。这同样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及其伟大胜利。
此文批判“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打的是唯物史观的旗号。但如上所说，这恰恰是违背了唯物史观。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对此有过警辟的论述：“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23页》这顶“庸俗的生产力论”的帽子戴在此人头上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
声称要澄清的另一个“误识”据说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起来”。这更暴露了逻辑的混乱。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正式在党的文件中出现，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定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但是已经不容置疑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就必然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表明，尽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能充分具备社会主义的所有特征，但是它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企图从这里找出什么“误识’味，实属瞎子点灯白费蜡。
严格说来，社会主义本身还要划分阶段，并非始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出来了。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1961年初，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王学文曾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有“各种经济因素”的说法（《见王学文〈资本论〉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61年第 1期）。但那只是个别学者的看法，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成为共识。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则是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才形成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我们的社会既然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例如，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两个“为主”，那就理所当然地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改变社会主义的某些本质特征，例如，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取消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等。我们不禁要问：此文是否正是此类主张的大力鼓吹者呢？否则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来澄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起来”的“误识”呢？其实，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人把初级阶段应当具备的社会主义的某些本质特征同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全部特征等同起来，恰恰相反，倒是有人企图把初级阶段同社会主义割裂开来，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不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别的什么社会了。我们面前的这位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古时候有个诡辩家公孙龙子，曾提出过“白马非马”的命题，这无疑属于诡辩。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位诡辩家，他不过是把“白马非马”换成“幼马非马”而已。这算什么创造发明！幼马尽管还不成熟，但毕竟是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还不成熟，但毕竟是社会主义。即使有如簧之舌，恐怕也是难以改变这个事实的。
公有制与社会主义
要澄清的又一个“误识”，据说是“把公有制形式和社会主义制度划等号”。其实，这纯属的臆造，谁也没有认为所有的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原始公社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经历的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到阶级社会的私有制，再从阶级社会的私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经济，但决非公有制，决非社会主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得好：“无论是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753页）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却是同公有制相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得出来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于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便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各个企业中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积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破坏。解决这些矛盾，根本的出路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经济乃至国有经济不同的本质特征：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在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在生产过程中团结互助，按照自身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报酬，因而不存在剥削和压迫。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ABC，想不到现在却要向我们面前的这位来重复这个 ABC，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断言：“公有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主要取决于三点：是否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否覆盖到全社会；是否实行联合劳动。”好家伙！照此说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的公有制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尽管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较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说得好：“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册第 102页）难道仅仅因为我国还不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我们就要否定我国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吗？至于提出的其他条件也站不住脚，因为他陷入了“不全则无”的形而上学思维之中。应当看到，现在要求把公有制覆盖到全社会，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与不少大大落后于现代化水平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一部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与较为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加之社会需求的多层次，决定了所有制的多形式。公有制经济不可能覆盖全社会。以此来否定现在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那是形“左”而实右。劳动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才能既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又是劳动联合体中的一员。这样的企业怎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呢？按照的说法，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乃至宪法的有关规定都是“误识”了。我想，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问题的实质——为私有化呼号
要澄清的再一个“误识”据说是“把所有制的性质和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等同起来”。这也令人莫名其妙。我们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不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从人均劳动生产率看，以1950年为100，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为314，增长两倍多，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210%，平均每年递增25.4%，消费资料生产增长83%，平均每年递增12.9%。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分之—强。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但却独具只眼，硬说这也不能说明我们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请问：什么样的公有制才算是社会主义的呢？
毋庸讳言，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转变过快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特别是脱离实际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顺便说一句，强调公有制只有覆盖到全社会，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正是要求重蹈“一大、二公、三纯”的覆辙吗？），加之在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动乱，教训极为深刻。但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知道，这些不能归咎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因此而怀疑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我们可以把所要澄清的所谓“误识”归纳一下了：一是我国没有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社会主义，三是我国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四是我国的公有制即使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也不能说明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总之一句话，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横也不是，竖也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作为它的经济基础的主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罪莫大焉，非彻底清算不可。这难道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奇谈怪论！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社会舆论氛围不利，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企业管理比较混乱，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加之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沉重，又享受不到“国民待遇”，要求它们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不亦难乎？其中特别不能忽略的是私有化思潮对人们思想的腐蚀作用。既然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公有制经济注定效率低下，那就只有私有化之一途，迟化不如早化，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要办好公有制经济，谈何容易！
必须指出，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例如，最近他在一篇题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初级阶段？》的文章（《中国青年报》2006年 6月 4日）中，就大声疾呼：“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的普遍发展，一方面，必须要求有较多的私有制经济、雇佣劳动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又会瓦解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公有制经济。”那么出路何在呢？“靓女先嫁”论，“冰棍效应”论，不是早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了吗，还犹豫什么呢？这就是此文的用意所在。
以上愚见，仅供参考。顺 致
同志的敬礼！
你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吴 旸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9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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