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领导”--各种思潮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党的领导”历来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建国以来的诸项重量级文件，从历届宪法到四项基本原则再到三个代表，直至最近的“六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被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加强领导而不是削弱领导，被视为唯一正确的政治方向。　　

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并非一成不变，回顾六十年的理论历程，一条弯曲的轨迹清晰可见。改革开放以前，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党的领导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必然推演。所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中国共产党挟世所罕匹的执政合法性，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做出了工作重心由政治向经济的大转移，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后“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一直靠着“历史的选择”的历史惯性在苟延残喘。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选择的理论能量终有释放干净的时候，不及时修补意识形态的破损必然导致政治思想的混乱，从而打破表面上平静的社会政治秩序。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承前启后，应对九十年代风云色变的国际局势，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建党思想，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安放在党的先进性和最广泛的代表性基础上。2009年，中宣部理论局编写《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在回答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时，没有提到先进性也没有提到广泛的代表性，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两点。一个是这种政党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我国的政党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所谓实践效果很好。总而言之，我国的政党制度就是好啊。更坦白地讲就是，“党的领导”就是好！　　

但是只是自己说好是不行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但是因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作为阶级斗争突出表现形式的政党斗争仍会继续。“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1]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反对派”不仅没有被消灭干净，反而借助中共社会主义改革的东风重新活跃起来，并且还串联进党内，惹得党内的一些人物动起“思凡”之心。质疑“党的领导”的声音正在党内外蔓延开来。　　

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一篇党内老同志的谈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谈话者大唱反调显得颇为刺耳。在这篇题为“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的文章中，以党内老干部的身份质疑共产党六十年来一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批评共产党六十年来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治伦理，声称“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其实，党内人士对“党的领导”的质疑，这也不是第一次。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当年第二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出路》一文，高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呼吁加快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要放在民主宪政上。弦外之音是对“党的领导”的不满。2008年，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一文，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党的领导”是大大的不好。此论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最后胡锦涛总书记出面称“党校要姓党”[２]，此后争论者立马噤声。虽然“党校要姓党”，但是中央党校内部的人都站出来说共产党的坏话，自家后院起火，可见共产党的宣传已经沦落到连自己人也说服不了的地步了。由此可见，以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在“党的领导”好不好的问题上存在争论，而且质疑的声音可以在一些公开出版发行，并且和党有密切关系的刊物——比如《炎黄春秋》——上发表出来。　　

在应该是铁板一块的党内，质疑的声音反而可以依托党内的政治斗争公开地讲出来。与党内日益公开化的讨论不同，党外的“反对派”则显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在网络上发发牢骚。真正要白纸黑字落实出来，他们迫于大陆强大的舆论管制，通常采用“指桑骂槐”等技法闪烁其词。但是，党外也并非都是反党的。有的思想流派天生与马克思主义结亲，在对待“党的领导”的问题上态度比较复杂。下面我们就来揭去党外这几种思潮罩在自己脸上的面纱，顺着他们的逻辑往下走，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立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社会分化还在继续之中，思想界的清晰划分和人物归属也有待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为了避免对各种思潮的分析陷入空谈“主义”的泥潭，我们将所谓的几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抽出来作为样本。　　

新左派　　

 “新左派”这个词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一场思想论争中被创造出来的。最先挑起战端是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和甘阳，两个人著文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路线，批评中国自由主义的保守倾向，主张走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后来国内学者汪晖集其大成，发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等著名文章，依托左翼批判理论，重创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阐扬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一举为自己奠定了思想领袖的位置。这股思想被称之为“新左派”。汪晖认为，“新左派”知识分子著作谱系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对导致不平等、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的整个发展模式的批评”[3]。现在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大多以《天涯》杂志以及网络上的网站等红色网站作为舆论阵地。　　

“左”“右”问题，要想说得清必须要做历史的分析，左/右二元模式也很难说明现在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但是，左右总是相对的。一个人尽管可以否认自己是右派或者左派，但是两个人或者两个派别的思想发生争论，必然是一方偏左一方偏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年的右派言论在今天可以视为左派（如顾准）；当年的左派在今天则直接被人视为怪物（如毛左），可见中国的政治坐标系向右做了大幅的横移。对这一点，汪晖用“去政治化”来解释，他认为一个政权建立后，必然要趋于保守。新左派的任务就是批判这种保守的倾向，批判右翼化的潮流。在汪晖看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4]（《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问题也是因此造成的，而这一切又都是新自由主义作怪的结果。因此，新左派的任务就在于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区分新自由主义和改革实践，并对改革的积极成果予以确认，防止在改革中慢慢坐大的新自由主义新贵阶层窃取国家政权。　　

从新左派的这一立场出发，在政治上，他们要求中国的民主发展要超越西方式的宪政民主，重新重视毛泽东时代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行全面民主。汪晖的政治诉求是通过公共空间的建设，唤醒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用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国家和利益集团的二元结盟，一方面杜绝因单纯的国家监督造成的权力腐败，表现了他对单一权力——“党的领导”——的不信任。但是，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没有理由不借助于政治权力来引导群众的政治参与，虽然共产党的很多做法不合新左派的口味。在2009年清明节网站举办的《清明节感想——漫谈新中国的合法性》座谈会上，的几位干将在会上大力批判时兴的否定新中国合法性——从而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论调，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可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还在喊着，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也有待开发，共产党即使再不肖，也是马恩列斯仅存的中国血脉，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之所在。另一位著名的新左政治学者王绍光的观点则比较亲近“党的领导”，他认为“民有、民享、民治意义上的民主可以在一党制下实现”[５]。　　

新自由主义　　

和新左派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争论中成就自己的。从左的这边看过去，自然觉得什么都是右的，中国社会在新左眼里已经是个“资本社会”；反之，从右的这边看过去，也自然觉得什么都是左的，中国社会在新自由主义者眼里仍与1949年建立以迄今日的社会和制度一脉相承，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有质变[6]。　　

新自由主义承认中国当前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问题并不是像新左派说的那样是市场经济引起的，而是市场经济在中国难以彻底贯彻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像西方的市场经济，它更多受着权力机制牵制，经常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谴责社会不公、资本与权力合谋，更多应该归咎那只蛮横的“脚”而非肮脏的“手”[７]。总而言之，社会的进步是新自由主义的功劳，而社会的弊病则是蛮横的“脚”，即专制的国家权力，即垄断在共产党手里的巨大权力。　　

新自由主义旗帜鲜明的说“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那接下来，他们的政治诉求必然是“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８]，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动作主要有200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会议既要》以及2008年网络上公布的《零八宪章》。在这两份先是流传于网络后又被强制删除的文件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它就曾经和自由派产生过论战。新权威主义批判自由派的激进路线，因为在他们眼里，激进的路线必将引起保守顽固派的反动或引发严重的政治失范或社会整合危机，人们进而产生一种绝望的“文化地狱心态”形成以建构抽象的理论蓝图为目标的乌托邦主义，并以此来重建秩序，这样便形成激进主义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　　

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于2008年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的变革》，其中明确主张“在开明的大家长的主持下，经由权威政治所实现的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从而为民主政治奠定真实的基础。尽管新权威主义也批判自由派，但实际上批判的只是自由派的激进路线，两者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有的只是方法上的不同。相反，新权威主义要经常从自由主义话语中获得思想资源，来维持它对这个“开明大家长”的警觉。因此，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互纠缠就在于，两者根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新自由主义急着要冲锋，而新权威主义规劝它慢一点为好。如果冲太快了，反而会激起左派的反抗，乌托邦思想借机沉渣泛起，反而于民主政治大大不利。　　

和新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明显的对“党的领导”的态度不同，新权威主义态度比较暧昧。因为它一方面要借助“党的领导”来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其中慢慢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时，必然力争摆脱受共产党的控制，“不再单纯地将市场扩张的动力寄托在国家身上，转而认为可以利用跨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力量重构中国的社会和市场”[１０]。　　

民族主义　　

2009年，《中国不高兴》火了一把，也让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越烧越旺。王小东，这个早就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就崭露头角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2009年正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教父”。　　

在意识形态的光谱里，民族主义是偏右的。汪晖有言民族主义“是由在世界市场运行中举足轻重的若干国家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性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们支持的民族主义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平行结构，而不是全球化的对立物。这正是我们应该批判的”[１１]。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左派意欲歼灭的思想流派在当下中国社会却和新左派打得火热。在的学者网站上，王小东的名字赫然在目；《中国不高兴》的之一黄纪苏就是当年轰动京城的左派话剧《切·格瓦拉》的主创人员之一；王小东的论敌大都集中在和新左派势不两立的新自由主义阵营。这确实是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中国民众走上街头对美国的霸权表达他们的愤怒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将群众示威视为新一轮的“义和团暴动”，指责其是“非理性盲动”。这种对社会运动的不信任，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同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手。这同当年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感慨青年不在自己这一边，颇可以做番比较。关于这一点，王小东说的明白，“我确实认为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的这个大目标（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以美国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必须卖国，这我就不能同意了”[12]。同时，他还指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越来越滑向中国和外国的权贵豪富阶层的帮闲的方向”[１２]。就这样，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偏右的思想流派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被新自由主义者逼进了新左派的怀抱中。　　

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在为确认改革的积极成果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民族主义直接利用了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发展壮大了自己。饮水思源，民族主义者自然不会忘记共产党的功劳。从这一点上来说，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站到了一起。　　

但是，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蜜月期”终有一天要终结。因为，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它必定不能长久地待在“党的领导”的阴影之中。如王小东所说，“如果历史选择了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我是支持的。或者说，历史显现出中国实行其他民主形式的可能性不大，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的可能性最大，我也是支持的。我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民主制度都会比排除了内不良性竞争的非民主制度要好”[１３]（王小东《中国不高兴》p146）。就在《中国不高兴》大火的2009年，著名的左派学者旷新年在的一次讲座中抨击民族主义，声称“民族主义是靠不住的”。民族主义最终会走向何方，与哪一种意识形态结合还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与新左派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民族主义也就正式转入了“反动派”的行列。　　

关于“党的领导”好不好，继续下去要不要的问题，党内党外的各种思潮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只不过有的直白、有的隐晦、有的激进、有的持重，答案不尽相同。这种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在表明言论空间日益放开的同时，也凸显了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的复杂性。随着社会的变迁，历史终归会给出自己的答案，到底哪一家之言能够料中天机呢？我们试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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