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 和谐 保障公民‘四权’的国度里—
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的“禁区”与“敏感词”？！
“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
多少年来，我们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旗，在国民经济领域，确实解放了思想：
“国退民进”，私营经济（《宪法》定义）大行其道——《宪法》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大则“能说不能做”何时成为假“公”济“私”的金色盾牌， 权威神圣的的国法谁能化为儿戏、化为现代“叶公”的浮世绘！？
私有化——早在1997年，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体地位。 “２００４年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计算出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１５.３%”
以后的这些年，国企改革的办法仍然是减少其个数，缩小其经营范围，因此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显然要低得多。这样，怎么能保证实现党的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政策呢？
国门洞开，外资蜂拥而来——结果二十八个开放产业当中二十一个被外资控制，中国付出了产业、市场控制权的巨大代价；“市场换技术”想得很美却是一厢情愿，反而让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上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成为当下连韩国之流都声称要搞“技术扩散”和“技术防范”的对象；“国际技术合作”，伽利略计划上当受骗，核电技术四国五方技术标准，轿车成为万国牌，高速铁路“自主创新”坏了时还得找老外到现场，三G技术三个标准，就是不敢将国产的TD-SCDMA做为唯一应用标准……。乃至领土完整安全都危机频现——“战略伙伴”们在我周边竖起多少剑拔弩张的“军事基地”？南海44个岛屿竟被“列弱”霸占36个，附属海域达几百万平方公里，越南一国抢占28个，弹丸小国文莱也分得一杯羹……“GDP”第二意义何在？！
社科院近日发布了2010年版《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近20年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但经济增长是主要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而不是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中国竞争力排名落后GDP四十年。什么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多少年的“解放思想”，人们似乎只偏爱于在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上大做文章，似乎难见批评、反思、监督、问责等等项目的“思想解放”——
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之由，在思想政治领域时时处心积虑，休言思想解放百家争鸣，许多本来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国情民意语境倒是弄得忌讳多多，几乎都成了“敏感词”。“民众本以为可以保障他们权利、利益的宪法、法律，在很多地方，几乎成为废纸。民众只有走上上访这样一条没有希望的希望之路。”
其实，“稳定”能“压倒”真理吗？“稳定”能“压倒”腐败吗？能“压倒”民生吗？能“压倒”通胀吗？ 能“压倒”外汇缩水吗？……如此“维稳”，怎能不赶超军费？
毛泽东早就阐明：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422页）
1945年，毛主席对民主人士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爱挑毛泽东的刺——说“那时言论不自由”，事实却是——过去工人农民小百姓可以给厂长书记头头脑脑当面锣对面鼓提意见捅短处，甚至可送大字报，如今你对老板、上司试试看？！别说他有错就是他腐败犯法，你去揭发看会是什么结果？！……“网络还是自由的”——可任意地封站删贴黑网友ID，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说网络还有一点“自由”，也不假——那是因为网民先交了一笔不菲的费用购买了网络资源使用权，这个“使用权”不仅是浏览权，也包括表达权！要说真正的“言论自由”——它，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只属于极少数的“主流精英”：他们不仅“自由”，而是到了霸道的地步——他们可以指鹿为马可以颠倒黑白可以自拉自唱可以血口喷人可以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可以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唯有一条不变：始终将纳税人与读者供养的舆论工具垄断为小集团的喉舌，任其信口雌黄。像□□春秋、□□周刊那样，尽管也常听其鼓噪“言论自由”“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可一遇着与他们相左的说辞，即便是有约在先，也要一脚把你踢出去！就这般，他们还能厚着脸皮指责毛泽东时代“压制言论自由”——然而，铁铮铮的历史纪录却是：右派们最耿耿于怀的57年的夏季，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一个多月发表他们的文章，而且“一字不改”！如今——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所把持的媒体，别说“发一个多月”别人的文章，就是能发个一篇半篇、只言片语，也算他们有点人格、气量！谓予不信，哪一家媒体也发一次左派的代表性文章试试！？？
“和谐”，按照汉字的造字规则理解，所谓“谐”，就是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深圳卫视《对话改革》节目邀请前任高官、学者、记者和学生参与，探讨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议题以及对中国的含义。北京教授周孝正发表了尖锐评论： “如果人们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那就谈不上什么‘崛起'。”周孝正教授在一段评论中表示。“即便你真的‘崛起'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用权力“讲理”的时候就没有天理了。
1962年1月30日 毛主席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大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近些年来，“稳定压倒一切”使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 （《孙立平：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求是论坛）
下面，我们不妨就来议议“开放”“解放”中被忌讳的的“禁区”与“敏感词”——
——“计划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直到现在，除了“计划生育”，“计划”一词几乎已经消失，“计划经济”几乎成了某些“专家”口诛笔伐的死敌，而“市场万能论”却被无限神化而大行其道。
陈云同志曾在总结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陈岱孙，指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险恶用心：西方要求这些国家：“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之为市场经济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集中计划经济国家。西方国家的学者都承认，他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如：
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现代经济词典》：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 日本《现代日本经济事典》：日本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三个基本原则：（１）私有财产制度；世界银行这个垄断资产阶级的金融组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报告中，客观的肯定了计划经济的成就：“计划制度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３０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国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
有人却一再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有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陈云曾经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在《资本论》中，有多处对比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指出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这30余年一心依赖外部投资，两眼紧盯招商引资，出卖资源，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赚了产值，却把劳动者创造的实际财富即利润送给了国际资本和本国的资本家，使广大劳动群众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据了解国庆60周年大庆，经过天安门广场检阅的尖端武器，没有一样是后30年内开建的企业所造，全部是前20多年建立的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么实在多么辉煌多么伟大。如果再加上那时已经搞起来的如大型飞机、航空母舰、核潜艇、远程轰炸机等百多个科技军事强国项目，不被走资派在改革开放后统统砍掉的话，成就将更加辉惶伟大。铁的事实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对我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多么重大意义。难怪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来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并将其列入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不能说这不是他看到了表面繁荣后面深藏的危机和问题，对此表现出巨大的担忧。
2010-08-08 著名作家吕永岩在《吉林水库决堤源于私有化》的贴子中指出：“与前方返回的记者通话，得知吉林水库决堤，导致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完全是由于当地政府将水库承包给个人养鱼发电，该提前采取措施不采取，怕养的鱼跑掉。等发现水库水位超限时，闸门由于从不维护，根本打不开。今年的大水并没有1998年的情形严重，但是却死了很多人，原因就是水利设施也搞了私有化。并且据报道，一些城市的自来水也搞了私有化，甚至让外资控制。高科技领域也对外资放开了。这种情形再发展下去，不知还会搞出多少悲剧。
西南本是中国水资源富集地区，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云南境内有大小河流600多条，大小湖泊40多个，著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红河、珠江等六大水系全部流经云南，人均水量6994立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倍。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这样一个水资源充沛的世界植物园，怎么可能会发生旱灾！
但是旱灾就是发生了，并且不是一般旱灾，而是特大旱灾！最后专家揭秘：是种植转基因树（转基因桉速生林）摧毁了生态平衡，造成大旱；私有化摧毁了农田水利设施，把大旱变成了大灾。
……
不管我们的“经济专家”如何丑化计划经济，稍有点阅历的人都无法忘怀那个时代，几乎没有贪污腐败、没有社会丑恶、没有假冒伪劣，干群之间人与人之间讲诚信、讲道德、讲正气，绝无两极分化、绝无见死不救甚至局长雇凶杀书记之事！
所谓的“改革开放经验”——不应该是建立在走私、造假、“遇着红灯绕道走”、破坏社会文明诚信、靠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如广东十年不长农民工工资，而物价上涨三倍）、靠“高工资”的引诱、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靠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基础上的 “歪经邪道”！只有那些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弘扬人格国威、立足国家民族与老百姓利益之上的成就才配得上“举世瞩目” ！
我国眼下许多国家工程如航天、防务、救灾重建等等，还靠计划经济办法行事才最有效最可靠最经济最震国威最得民心——难怪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只适合私有制国家，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度
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购买其他债券至少4000亿美元。连美国媒体都惊呼，中国成了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最大债主。
2008年引进外资924亿美元，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 8千8百多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种荒谬现象是怎么回事?
29年来(1980-2008)，我们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根据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法计算，我们总共拿价值40万亿美元物质财富，只换来6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
到2009年底，国家储备2.4万亿美元外汇，国内就增发了至少16万亿以上人民币。物质财富没有了，我们能增发人民币，物质财富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能增发人民币，这是什么道理?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据说是依据手里储备的美元增发的，可是美元实际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40年来，按照黄金价格计算，贬值幅度超过30倍。
所谓引进外资，就是外国资本家拿一笔外汇，如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办厂。由于中国不使用从外资手里换来的美元，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而利润都归外国资本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让利润归中国人，非要送给老外?正是我们压制老百姓收入，使企业利润微薄，又优惠引进外资，挤跨内资，使国内企业彻底倒闭。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普通居民，一场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成为贫民。我们到底是赚一堆美元欠条就万事大吉了，还是需要为老百姓分配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任何时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为问题，这个国家还能稳定发展? 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
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道：我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我相信，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发扬其天赋才能外，还将试图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从来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
……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市场经济”既不是凯恩斯的两只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的市场经济，而是连市场规则也不讲的黑市经济。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10倍暴利，而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权钱交易的黑市经济。在黑市理论的指导下，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允许的现象。
而就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年竞选美国总统时都说过：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
加入“WTO”给我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紧跟西方列强鼓噪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得到了什么？与头号霸主一起“反恐”怎么还会出现拉萨骚乱乌市暴乱？……为何俄罗斯至今都不理“WTO”那个碴？“经济全球化”了，为何西人动辄就弄“贸易壁垒”就对我“反倾销”？为何都“战略伙伴”了我周边却竖起那么多剑拔弩张的“军事基地”？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新京报》 2005年8月6日 ）
2010年10月8日 的《新周刊》在《GDP世界第二带来的贫富困惑》一文中更一语捅破：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彼时GDP也远高于日本……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最新访华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在告别了繁华的上海世博场馆被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村参观之后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能确保“真正的发展”。
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殊不知，GDP既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也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更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何况，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
——政治挂帅、斗私批修
先来看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怎么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政治是经济的本质体现。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讲＂以政治为中心″、＂突出政治″决不意味着排斥经济，相反却是为了保证经济的正确方向，更好地发展经济。如不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就不可能领导经济。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性组织，而不是一种经济组织和一般的管理组织，她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以经济为中心，正如过去战争时期也没有＂以军事为中心″一样。＂以经济为中心″完全同党的先进性质相背离。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治理、包括对经济发展的调控，无不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使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找不出有明确声明＂以经济为中心″的。列宁早就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截止2006年，我国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远远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占26.2%的比重，而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改革开放为贫富分化提供的所有制基础。马克思认为：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经济离不开方向道路问题，因此，马克思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关系最通俗、最准确的表述。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唯生产力论”。“不要问姓社姓资”，“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领域里至少三年里不要批判自由化”等等花样翻新的“唯生产力论”……其实都不过是在“唯生产力论”掩盖下，仍然是从生产关系入手，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此刻，劳动人民的生产力却遭到空前的破坏。这也充分暴露“唯生产力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列宁“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1958年2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提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他还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程奎元，在2010年专题研讨会上郑重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优势。要坚持宪法载明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
最高境界的和谐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山无盗贼，路不拾遗，人人礼让，刑罚不用。
近年来，粗暴地掠取自然资源、毁烈士陵园、不敬师长、生产有毒食品、暴力拆迁……各种丑恶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数千年来被世代中国人奉为神圣的天地、神灵、君亲、生命、历史文化、民心民意，在当代社会似乎统统被打倒。所有能糟蹋的英雄烈士、功臣伟人、美德正义、真情善举无一幸免；与国际“接轨”竟成为“接鬼”——好的没学到，黄赌毒黑全进来！除了对钱眼热、对权畏惧，不管白猫黑猫，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2008年9月5日 ，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秋季开学典礼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说，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眼下，还有多少人再谈爱国家、爱集体，再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再强调要有什么信仰、为什么主义奋斗，谁在一味地怂恿人们如何获取利益、如何抢占高枝、如何出人头地、如何留洋镀金？谁在鼓噪、打造现代厚黑学。。。？
曾几何时，整个社会都被“经济”“财富”所笼罩，各级政府都被“GDP”追着屁股跑，所有领域都被金钱牵着鼻子走，“硬道理”代表一切，“物质”决定一切，每个人都成为赤裸裸的“经济动物”，无产阶级政治的阳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志士仁人的天下为公法则被否定“革”掉，黑道私欲百无禁忌……谁又能保证乾坤依然朗朗、社会依然安定、人间照常和谐？
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极为担忧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 那个时候能比的。”
所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毫不隐隐晦对外媒坦承：我们国家，腐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明显出现的。（ 2006/12/14 王歧山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谈腐败和北京交通）而且前赴后继愈演愈烈，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杂等特征。
“‘改革开放’十年间贪官过百万，1992年10月至2002年11月，全国纪委检查机关立案的有166万余件，结案的158万件，给予各种党政纪处分的一159万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23人。”
08年 3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来，最高检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涉嫌犯罪的省部级以上35人。
2008年涉嫌犯罪的省部级4人。（《 2009年3月10日 ）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9年以来第12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加上在这一年里被公开宣判的刘志华、陈同海和孙瑜，共计达15人之众。
即从1992-2009，短短的18年期间，省部级贪官就近180人——与此天壤之别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30年里，省部级却一贪官没有！！！
另据新华社08年7月15日披露：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数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令人发指的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
2006年11月14日 ，中纪委特别选择在深圳召开了“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座谈会”，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主持会议。他在开场白中就说：中央批准在深圳召开以反腐、法规制度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是有着特定意义的。首先，就是要破除思想、概念上框框的束缚，不要让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能因为深圳的发展速度和业绩而掩盖了深圳党政司法的腐败；不能因为深圳的高楼大厦林立，而掩盖了深圳的黑暗腐朽；不能因为深圳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而掩盖了深圳黑势力罪恶活动和恶劣的治安环境；不能因为市场繁荣，而掩盖了假、冒、伪、劣品充斥市场；更不能因为官僚、暴富阶层衣冠楚楚进出高级宾馆、会所，而掩盖了数百万职工忍受着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康有为说：“一个国家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弊。”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这是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总结出的名言。
20100825日前，李源潮在河南调研时指出要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说到激动时，他连续用了“四个想一想”，这“四个想一想”是：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当被组织平调去“最苦、最穷、最难”的地方工作时，能够不讲代价、以苦为荣、迎难而上？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当县委书记一年就走遍兰考１２０多个大队，深入一线掌握真实情况？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以书为伴，亲自动手写讲话、写报告、写通知？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不仅亲自制定廉洁“十不准”规定，而且带头严格遵守，连子女白看一场戏都不允许？
党风决定官风，官风决定民风。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榜样的示范示恶效应永远不可小觑。这些年来，我们不仅“立法大跃进”，各种司法资源更密密麻麻，队伍空前，装备超前，乃至“武装到牙齿”，怎么还弄得“腐败难以遏制”、“刑事案件大量上升”“群体事件有增无减”？无数铁铮铮活生生的客观事实都在嘲笑、否定“法学精英”们所谓“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乱象“根源”——君不见，毛泽东时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寥寥几句话几十个字就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公平正义人心向善夜不闭户。法再多再细再严，若制法执法者不敬法畏法守法，对自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于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只拿法管老百姓，能得人心么？能治天下吗？没有德政，不讲信用，法再“健全”也只能画饼充饥！即使在纯经济领域亦是如此：曾有一家国企连续十二任厂长未能扭转亏损，一名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去担纲兴业却连续多年盈利。——“王义堂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厂长经理的道德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企业的生死兴衰”。自古道 “德能掩才而才不能掩德”，以德兴邦的例子史不绝书。所以连美国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一九八五年推出了《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
所以治国能否凑效，关键不在法的量上，而在执政理念的德之本上。看：
（一）为多数人谋幸福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以身作则以正治官还是以权自霸？其理论政策使国泰民安还是五毒丛生、国威弘扬还是忍气吞声？各项事业文明进步发展为国奠基为民积累还是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寅吃卯粮仔卖爷田？党风官风是公正民主清廉还是官商勾结罔顾民声一言堂？
（二）要看领袖施政的合法性？——毛泽东领导时所号召、发动、处理的任何重大事项，都是经过中央全会或政治局多数或全部成员讨论同意的——这从组织原则上首先体现了“程序正义” ，决非“宫廷政变” “垂帘听政”或者是什么“枪指挥党” ！所以，毛泽东永远是站得住脚的，永远是得人心的，永远是经得起历史、经得起人民、经得起法律的审查——反思——质疑！！毛泽东个人一生都能如此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就因为他执政为民，没有私心，不搞 “家天下” ！正如《历史决议》所言——“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走资派、汉奸、卖国贼、反动学术权威
党内究竟存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
为什么？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谁承认不承认或故弄玄虚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英雄主义也有投降主义；便是在长征的途中，同是共产党人的张国焘不是还另立中央吗？如果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言行与人物，都是一心奔社会主义的，那不等于是说：只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现的被清查、惩办或外逃的贪官（之前可都是当权派！）他们难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会贪赃枉法？!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在《毛泽东：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文中指出： 在新的历史时期，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请问：这其中，这些“冒号”们有哪一点是属于干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
谢觉哉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
查出陈希同案后，朱鎔基极为震怒：“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江泽民则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赵紫阳通过对看望他的亲信发表谈话并传播出去的方式，继续发号施令时说过：“土地永佃制、承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变”(第369页)。某人紧跟说：“****承包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赵不是走资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不应该反对吗？” “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恨中国共产党、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与科学社会主义如此咬牙切齿的“权威”会是爱“社”派！？
安徽省蚌埠市政协原副主席、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在为官六年的时间里，就将五河县几乎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令人瞠目结舌。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不仅受贿数额巨大还是重庆黑社会最大的“保护伞”，涉嫌包庇、纵容6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进行杀人、抢劫、绑架、故意伤害、组织容留卖淫、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可以用1000万元的价格“运作”成功；头号毒贩可以以800万元的价格“买命”；数亿国有资产可以私相授受；重大工程招标可以暗箱操作。权贵网中的大官们动辄以百万为单位敛财，小官员们也极尽“吃拿卡要”之能事。——在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辞典里，有哪一条允许当权者如此无法无天？！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以在十五大之前“吹风”的架式公开提出“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如此，不问方向道路被说成是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当作改革也叫“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性，人民政府的合法性……还怎么体现？
“李锐骂毛主席没完没了”，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老红军李尔重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我看原因只有两条，官做得不够大，没有像他希望得那么大。二是文革期间受了点委屈。他到郑州，被郑州的老同志质问得下不来台。他的话其实都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一生坐过五次牢，三次坐国民党的牢，二次坐共产党的牢。要说委屈，我也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点错误都不犯。要推翻三座大山，受点个人委屈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方法可能有问题。反修防修有什么错？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马克思还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见，对金钱走火入魔、对资本顶礼膜拜、为资本“保驾护航”的主，天生就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2010年5月23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2010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讲到“严惩铁矿石采购过程中出现的'汉奸’。”不久，力拓间谍案及中国铁矿石谈判中的汉奸和内鬼浮出水面。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据媒体报道，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一路狂飙，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如果不是因为国内潜伏的内鬼、汉奸，仅靠胡士泰等几个间谍，是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的。但是这么大的损失却还被业界称为冰山一角。
再看商务部郭京毅的案子。郭京毅作为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在立法和解释环节便故意给外资以漏洞，以便外资并购中国企业而从中大肆索贿受贿。前几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就暴露：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著的书。
奥巴马打破惯例，在出访前不接受出访国媒体采访，来华后又拒绝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访问申请，却单方面发出邀请要南方周末的人到国际俱乐部酒店专访他本人，并留下手书对南方周末表示鼓励肯定赞赏。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他《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一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竟然胡编乱造说“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结果不论人们如何叫板，他就是不敢公开那份所谓的“当时的资料”！有点常识的人不加思考都能发现他的鬼话漏洞——请问：在一个城市沦陷后一月竟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是本地人特感“荣幸”急着超生，还是外地人都情愿一窝蜂去找死？！
当我们看到网络上关于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军事汉奸等等类似文章明火执仗篡改历史祸国殃民时，做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能泰然处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西方法治、自由、民主的推崇者，国内知名律师，此人曾在博客上发表一文《给不可能的孩子的信》，竟然厚颜无耻地宣称“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这样的教授、学者、官员究竟有多少？！
一个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皮的“精英”，被《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社长霍尔尼克称为“具有善于妥协的外交天才。”“他敢于给予美国真正需要的东西。”
一些所谓的“主流精英”们长期来肆无忌惮地否定中国的一切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不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还是建立新中国，不管是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不管是“两弹一星”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一律冷嘲热讽，统统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英雄们也个个在劫难逃——“岳飞倒下去，秦桧站起来”、“客观公正评价李鸿章、袁世凯和汪精卫”、“孔子不如章子怡”、 “中医是伪科学”、“专家建议重构中国形象标志，称龙在西方形象不好”… “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列车临停一分钟助日本旅客赶飞机并用警车护送”日方称：‘这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外籍女子手链掉入电梯缝白云机场拆电梯寻找……这种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国的一切的宣传教育加奴性几乎不绝于耳不空于目！
新华社《参考消息》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菅直人达成共识，今后美日将主要在黄海、东海及南海进行合作；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告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钓鱼岛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第五章，美日将联合保卫钓鱼岛；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更是直接宣布，如果中日在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将履行保卫日本义务，所谓履行保卫日本义务，就是立刻参战，对中国发起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军事打击。
瓦文萨点燃了东欧剧变的导火索，瓦文萨首获诺奖；最早出来以不同政见者身份策应颜色革命的萨哈罗夫劳苦功高，萨哈罗夫即获诺奖；戈尔巴乔夫内部爆破弄垮了苏联，戈尔巴乔夫终获诺奖；达赖喇嘛分裂中国不遗余力，达赖喇嘛也获诺奖；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用文学语言精巧地妖魔化中国，高行健获诺奖；富一代热比娅新疆策动分裂闹事，热比娅获诺奖提名……还有像恶毒造谣中伤毛泽东的李锐袁腾飞、大放厥词的茅于轼张维迎、唯恐人民不倒霉的炎黄春秋、无冕的贪污分子南平、党校私有化专家、杀出血路攻坚派、购买垃圾债券救美国的冤大头等等“精英”，都可能在未来的哪年哪月哪一天大喜临门获此殊荣。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叛国分子刘晓波，称其“注定要给赤色中国带来麻烦的中国人。你在20年前就发出了自由世界的最强音，‘中国应该搞300年殖民地’，你毫不犹豫地出让出生国的利益，持之以恒地以独创性的素材抨击中共政权，不管中国取得多么大的进步，你总是能成功地冒着法律危险，找到或自动生成羞辱他们的材料。你是一个优秀的十字军战士，亦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践行者。今天中国已经获得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您的工作对于促使中国人民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著名军事评论员、解放军空军上校戴旭，接连出版了《盛世狼烟：一个空军上校的国防沉思录》、《海图腾—中国航母》、《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等书，年初，戴旭应邀赴深圳大学演讲称：美国欠中国8000亿美元国债不会还了—— 有一次，美国经济学家门蒂斯和我同时演讲，当时台下的人问他，门蒂斯先生，刚才戴先生说了，这８０００亿美元，你们肯定不会还我们了，你认为你们美国会怎么还？门蒂斯说：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债，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后来我们又欠荷兰人的债，我们也把他打跑了。我们当时欠的不过是８０００万美元，这８０００万和你们的８０００亿就是数字不同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门蒂斯回答的。去年９月，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为期３年的惩罚性关税以后，有５５个国家在几天之内对我们进行反倾销起诉。一个美国人说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拉帮结派，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对中国发起暴徒般的反击。
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政协副主席池奎元称“中国改革发展付出了很高的成本”（2010.08.10.《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是不是如此？人们只要逆向思维一番，就能得出结果：被我们念念不忘反复强调的GDP如扣除了原先的高积累、提取治理被污染环境的高成本、补偿对老一代创业者的欠帐、偿还巨额的内债外债、扣除超前消费或卖掉的不可再生资源价值、支付为恢复公务员之外原先曾享受的免费就医入学住房养老人群等等福利后再除去外资在华资本，还能剩下多少真金白银？！至于那 “带血的GDP”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语）——国人更是痛心疾首……
“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利用外资逐渐演变成被外资利用——连股神巴菲特在提到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时都说：“他们（中国人）每日辛勤劳作生产产品给美国人用，而我们给他们一些纸片。当他们想用这些纸片，例如几年前来买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时候，却发现这纸片不能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指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时，因遭美国方面阻挠而失败）。”美国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休提引进“外资”！……
某些学者在学术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变得如同软体动物一般，只要人家给钱就会去做花瓶。已无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可言。中国的有些学者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没有良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当年，假文凭“海归”现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到处做“讲学”——“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他在给一群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报告的时候就说：“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自己承认他与他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每年都接受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美国国际民营企业中心以及Atlas基金会等的大量赞助，其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则大放厥词：“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有这样的“理论”撑着，腐败有了“理论武装”，从“见不得人”顿时变成了“理直气壮”，岂有不泛滥之理？
——他们用“经济人”、“理性人”等“理论”，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等行为“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既为党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制造“理论根据”，帮他们扫除“心理障碍”，又为让全社会容忍腐败现象制造“舆论环境”。
——他们把社会价值观金钱化，煽起了金钱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一文中宣布：“钱是社会的‘奖章’。”结果是社会上“笑贫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捞才是好猫”成为“时髦”，奉公守法反成了“异类”；腐败才“正常”，不腐败反而被孤立。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在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营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里茨指出：《华盛顿共识》强加给拉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策建议，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产权神话是种危险的神话，它已经误导了许多处于过渡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私有化上。
……
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被郎咸平称为“中国经济学界唯一值得敬重的”的邹恒甫曾对南方人物周刊愤怒指出“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喜歡當資本家和暴發戶的走狗，記住一句英國諺語——每筆財富后面都隱藏著罪惡。”
电影《建国大业》导演韩三平——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没有的楞是无中生有，明明存在的硬给一笔勾销。
比如韩三平说：“蒋经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是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他是职业军人，跟那种大少爷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许多应该是很优秀的东西，《建国大业》可以说是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东西”。
实际呢？蒋经国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回国，而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1937年就回国的蒋经国根本就没有于1941年6月22日后又去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并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仗。苏联卫国战争时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中国人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据记载，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并担任某坦克连指导员。毛岸英的光荣历史，韩三平们硬给一笔勾销；蒋经国根本没干的事，韩三平们硬是无中生有地给人家安上——把毛岸英的事迹硬说成蒋经国的，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
……
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早就说过：没有道德的人，学问与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
《2009年06月15日 青年周末 》在一篇采访记中提到：英国的传统观念看不起那些谈钱谈地位的人，不少人连“贵族”这个词都要回避，反对追求名牌、造星追星。
在韩国，很多富人都非常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韩国人本身的特点就是，首先重视国家，然后再重视个人。 在美国，富人大都很低调，他们比较重视向社会“感恩”。在澳大利亚，没有以财产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比阔心理，不管你有多么巨大的资产，或者你是工薪阶层，在人们心理没有太多不一样，最多可能是一句话的区别：“哦，他是一个有钱人”。日本资深记者福岛香织则言：温州商人买私人飞机、超级别墅，这方面都超过日本了。日本的超级富人不多，与较高的遗产税有关。日本遗产税曾经是70%，现在是50%。中国富人多是“红色富人”。许多富人都会通过拉关系、钻政策空子而致富。在日本，至少70%的日本人的思想是，钱不是唯一的，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富人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样对社会贡献。 （《四位老外谈中国富人》）
“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民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卢梭：《新爱洛伊丝》第1卷，第62封信）
看看我们这些年，官场洋场名利场风声水起，赢家通吃，法外施恩，金钱至上，潜规则横行，前腐后继…创造财富的普通劳动者以及人性良知真理道德却被无情地丑化弱化边缘化……
“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
——阶级斗争
根据我们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页）
《共产党宣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贯串的一条红线，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逐步消灭私有制。“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别的什么主义的根本界限所在。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这个“纲”，还有什么《共产党宣言》，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
“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9页）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和灵魂，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譬如用“某某原则”这样的所谓“理论”否定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而抽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法性、正义性，而大搞特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毛主席在世时，不是有人提出过“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一眼看透，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隐蔽表现，改革30年不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不过是帮助某些人对人民实施“温柔暴力”的阶级斗争而已，这是全国人民的切实感受。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统治阶级的护身符，是他们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遮丑布，是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麻醉剂！
毛主席根据马恩列的基本论断，总结了斯大林的教训，从1956年的“一论”、“再论”开始，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作全面深入的探索，这个成果就是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又根据整风、反右派的实践，指出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必须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无法巩固的。又根据大跃进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指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形成马列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是决定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里说：“这个过渡时期（即指社会主义社会——引者）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环卫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而有些人却在当年公然宣称：“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现在读来是笑话
是“中国特色”彻底“消灭”了矛盾，“结束”了真理；还是“不争论”、“不动摇”、“一百年不变”的精神枷锁，掩盖了矛盾，限制了真理的发展？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要消灭阶级斗争，就得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
1912年9月20日 袁世凯下令全国尊孔—— 1912年9月20日 ，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然而，袁氏政令并不能恢复孔教一统思想界的传统。相反，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批孔》）http://bbs.cnhan.com/thread-89 4111-1-1 .html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了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的功勋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地位已正确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排斥毛泽东思想，应该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所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殷鉴在耳，警钟长鸣！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向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2010年11月5日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在“首届财新峰会” 演讲中称：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我们以民为本，讲了很多，什么时候以民为本了？实际上是以官为本。政府到各地去，盖得最漂亮的是政府大楼，公费旅游、出国、招待，还有公费汽车，政府奢侈得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里曾经毫不含糊的指出，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主体，共产党如果脱离人民、改变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都必将失去领导的合法性；少数人领导国家，精英治国，永远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的干部领导国家也无法改变这个规律！共产党的干部不等于共产党，共产党决不应把自己看作执政党，而只能把自己看做“领导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执政的党”，这样才能和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切权力归人民”一致起来。人民如何管理国家？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共产党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动员人民监政、参政、直接管理国家。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的人民观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基础，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定因素，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志。毛泽东同志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科学发展应该突破怕搞群众运动的襟固，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姿态，勇敢回答这一问题。共产党靠群众运动起家，“永远不搞群众运动”，可否用腐败的愈演愈烈的实践来“检验检验”？ 中国目前的社会进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人民代表不代表人民，人民也无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政府不按人民的意见做事，人民只能按政府的命令做事，当人民在官员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力的时候，官员想不腐败都难。
其实，共产党的最大危险不是腐败，而是脱离人民群众，把《宪法》赋予给人民的权力原原本本地还给人民，让人民决定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
仅2004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在07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两次怒斥浪费行为： “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 “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 （《2007年04月03日法制日报：中国如何终结行政机关奢侈浪费》）
在阜阳官场，“那里很难见到什么平等的人，平日里看到的都是唯上或者欺下的奴才脸，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骂，依据只有一个：职务高低。这里，没有同志，只有奴才”。阜阳原市长笃信林彪的话：“说不得假话，做不得大事”。
今年 4月13日 ，大批群众在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当日，下跪群众到庄河市政府门口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到拒绝。但群众下跪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辽宁庄河市长因村民集体下跪事件不得不提出辞职，并获批准。
4月22日 ，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村数十个村民在市府门口下跪，要求释放因耕地纠纷被抓的村民。
4月23日 溧阳市绸缪“精细化工园”附近的村民因不堪忍受“化工园区”内排放的有害废气、废水，村民们跪在路边请求当地政府解决。据报道当地群众已经为严重的化学污染情况向当地政府反应了十几年了，都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富士康的劳动者更惨，被13连跳了！而深圳的高官们却高调说：“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为被跳楼而自豪！
薄熙来：老百姓的幸福不是用GDP能计算出来的。
“一些地方政府的驻京机构、安元鼎、北京当地的一些公安单位，形成了某种利益共谋，以违法、暴力的手段劫访达到所谓的维稳的目的。” （2010年09月26日钱江晚报）
广东廉江市财政较困难，但2009年仍投入3100多万元用于综治信访维稳，是过去5年投入的总和，并创建包含340名成员的维稳"飞虎队"，在每一条街道都安放“哨子兵”……
维稳不是压制，而是化解，属于政治范畴，政治的本意就是不同观点相互之间的妥协，最终达到一个利益共同化的过程，维稳不是除了被窝到处都安上摄像头，不是阻止上访，更不是安置些像“东厂”一样的“哨子兵”。它是一个将冲突转化为秩序的过程。维稳需要钱，但绝非是钱可以买来的。维稳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理解，而不该是政绩的追求，不是追求单纯追求没有人上访、没有人打架等等社会表面化的问题，而是一种形成自觉秩序的过程。政府应该鼓励民间组成各种社团，将社会问题提升到价值问题层次，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这才是维稳的根本。另外，永远把大众看成刁民的政府，永远不会形成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而只能回出现这些花钱买维稳的管理思维。
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不稳定源于分配不公，源于腐败分子违法乱纪，源于冤案不能及时纠正，源于社会欠缺合情合理方便有效的诉求调解机制。
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于建嵘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给领导干部们讲课，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时说道：“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2010年10月18日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训研修班上又说：“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网民）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毛泽东实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众，给“主人”充分监督“公仆”的权利，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精英保护富豪，害怕与防范群众。
毛泽东为政，始终坚持一条，为群众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干部的施政。
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
后来的改革，精英们爱讲“制度建设”和“法制”，可“建设”了30年，却“建设”出世所罕见的吏治腐败来，以致郎咸平说出“中国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群体”的激愤之言。
“国家机关的改革，根本的一条，那就是联系群众。”
1975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克松女儿时谈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
1975年宪法把“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纳入重要条款，也是发扬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的、在世界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至今没有哪个国家的宪政能做到这一点。一九七五年宪法增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规定，这又是毛泽东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优于和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例证。
从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这些年来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但是伴随GDP飞速增长的中国人，幸福感反而排到了倒数30名。“被增长”“被小康”“被和谐”“被幸福”……在这系列“被”的背后，贫困少女偷面包遭斥自尽、孝子劫人质筹款救母、老叟为解“吃穿”之危持刀抢劫如愿进了看守所、农家少女难筹学费含泪将大学录取通知书烧毁、父母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走上绝路、夫妇看不起病捆绑在一起投江自杀、甚至为筹措救命钱当街打起“卖儿”“卖器官”广告……如今，“改开先锋”的广东正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专栏的“穷广东调查”，粤北山区那触目惊心的“解放前”镜头引出该省冒号石破天惊的谓叹——“全国最穷的地方在广东”！相比对未来的希望，社会的公平，保障的到位与精神的充实，富裕不过是通往幸福之路上必须迈过的那道最低的门槛——而这道最低的门槛却根本就不是被国人特别是广大底层人民所跨过。故有学者指出：“改G开F”使五种人得利——外商买办族（不含台港澳资本），有权有势族（含黑社会、黑势力），无法无天族（诚信之士、清廉之官例外），投机钻营族（‘学者’、‘专家’），体制圈内族（‘双轨制’、垄断‘国企’）。
“改革发展到今天，赞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继续坚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变少，而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正在由少变多；改革正在让绝大多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却让权力、地位等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世袭之物；改革正在让‘公平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去，改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情绪。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 （《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社出版，2002.1.》，《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李昌平《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
“用奶粉灭掉00后，考试灭掉90后，房价灭掉80后，失业灭掉70后，城管灭掉60后，下岗灭掉50后，拆迁灭掉40后，医改灭掉30后，转基因灭到没有后。”这是民谣；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在2005至2009年间，对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让他们将自己的 生活满意程度评分。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位列125，倒数第30名。”这却是数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中国目前就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8，居世界第二位。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6/04/10 》）
蓦然回首，我们曾经的“平反**案” 曾经的“**改制”曾经的“**产业化”曾经的“**大包干”，曾经的“**拆迁”曾经的……可有一趟问过“苍生”？“一风吹”不问有罪无罪是是非非统统皆大欢喜是“咸鱼”也能翻身奴隶主也“代表”“议政”；“国营”“公有”“集体”个个罪大恶极不弄到“天下为私”不罢休——最可怜那几千万几十年埋头为国奉献的“领导阶级”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公有制罪在何处就莫名其妙地被砸了饭碗；最心酸那几亿“打工仔”一年到头拿不到盘缠去“讨薪”……“永远不搞□□运动”眨眼之间成就“运动群众”，短短的十余年，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将“领导阶级”化为“弱势群体”将“同盟军”化为“三农”之殇“基尼”飞过“GDP”令“举世瞩目”……自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去尊孔依靠群众倒为依赖“精英”劳动光荣让位资本独大……
特别是涉及几亿企业职工及其家属“退休双轨制”，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年）》所确定的目标“缩小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机关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水平的差距”何时实现？然而最近媒体又曝出“公务员养老保险办法”不在“社保法”之内，而由有关机构“另定”—— 国法竟然“法”不了公务员的国家公职人员，公务员可以置身“法外”，难道“公仆”不在“社会”之内、真的成了“特殊公民”？中央早已提出“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的目标，温家宝总理早在2007年8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强调“缓解收入差距的矛盾”，妥善解决为“国家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的问题。事实却是：这些年来，二者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如期缩小，还越来越大——如此这般，这种“一国两制”式的“退休双轨制”的畸型制度在运行整整20年之久后还可能“我行我素”，这种明显的脱离群众的特权制度、明显的有失“公平公正”违背民心民意的制度为何就不能“改革”一下呢？！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1319页）
“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十七大报告》）
——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历史地、客观地、科学的分析，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彻底否定”，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何况她涉及整个国家思想价值体系与政党使命，涉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一切有理性的人士，都应从当时的历史出发，要看到当时有近70%的人是积极投入文革的，即使没有参加组织，也是有观点的。文革中对立的群众组织都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不超过10%。所以对这场众说纷纭的群众运动要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进行研究，不应该把自己置于历史的对立面和人民的对立面。
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它是怎样的历史。我们都无法否定和回避。今天的时代，都是历史的延续——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是未来的历史。对历史，不能仅凭个人感情或阅历去一概而论，应当跳出个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站在历史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角度去评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
应该说，腐败的发展是导致文革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正是特别清醒、深刻看到腐败对国家前途的危害，看到夺取政权后面临的这一新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上的差距，总结历代王朝从兴旺→没落→被推翻的过程, 认为在和平条件下,缺少外部压力, 光靠执政组织内部力量无法阻止内部腐败的增长,急切想在有生之年为新中国找出一条不致“人亡政息”的新路, 最后想出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法子,他不惜冲击与他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和一大批干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依组织原则决议发起的运动，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整整十年的历史，我们应从反腐败的大局、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和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条件来认识，正视我国反腐败探索新路的需要和实行人民直接民主的正确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能否继续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服务宗旨的思想圣经。
邓小平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反修防修的一次大演习，也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大彩排。更是一次全面性的自下而上的大整党。在文革中，全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空前绝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人民的监督与审查，受到思想上的洗礼，有些平时对群众不尊重的干部受到群众的冲击也就理所当然。
怕出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复辟，怕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句话，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这从一次他对身边护士的谈话可以佐证：“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他想到了普列汉诺夫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他更亲眼看到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义。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努力，文革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历史决议》）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反动精英们所讲的一场“动乱”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领导的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而“动乱”的含义是什么？按辞书解释是“社会骚动变乱”，即是民间的、非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偶发事件。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执政党及其一把手自己对自己发生“动乱” ！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反动精英们所讲的一场“浩劫”呢？答案更是否定的！
——什么叫“浩劫”？书中解释是“大灾难” ，对国家而言即意味着天翻地覆政权垮台，对百姓而言即意味着民不聊生暗无天日。而文革中不仅国家政权稳如泰山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更加强大，老百姓更无生存之虞——病可医，学可上，工人不失业，农民不失地，社会是非分明，人间正气弘扬，更没有拖欠工资、两极分化、假冒伪劣、通货膨胀、剥削克扣、买官卖官，没有黑社会，没有见死不救……就是“破四旧”，也没人看到资本家家里成捆的钞票和金砖金条时想到占为已有；“大串联”时也没有现在这样治安案件不断（尽管现在的警力比那时强上十倍）；即使在派性顶峰时的“武斗”，也不同于今天贪官与黑道勾结的阴狠…… 更有资料揭示广为诟病的“文革毁灭文物”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 2009年11月29日 ）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在（文革）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 2010年06月28日 《 瞭望》）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2001年获得国家“医德风范终身奖”的医学泰斗裘法祖教授，他对文革中挨批斗并不怎么介意，反而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检讨自己“曾很傲气，底下人做错事我就骂人”(那意思颇有点被别人整一整是应该的)。他还说：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善待病人不够，自己很内疚。他并感谢“文革”中有人宽容了他，甚至在他挨斗时拿凳子让他坐下……；上海青年报在纪念巴金101岁生日时报道说：很多学者对文革经历的遭遇始终耿耿于怀，但巴金却勇于从自身找问题，从自我思想开始解剖。
党内究竟存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
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了贫富差别的扩大，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主人翁转变为弱势群体，没有那些走资派搞的复辟，当家作主的工农群众会沦为社会最低层吗？这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谁承认不承认或故弄玄虚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英雄主义也有投降主义；便是在长征的途中，同是共产党人的张国焘不是还另立中央吗？如果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言行，都是一心奔社会主义的，那不等于是说：只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现的被清查、惩办或外逃的贪官（之前可都是当权派！）他们难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会贪赃枉法？! 所以毛泽东1976年春还说了下面这段话: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位美籍华人青年说得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有我的判断法：文革是整走资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坏了，就说明文革对了。”人民判断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惟其简单才最为可靠。
尽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尽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尽管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总结、尽管文革中几乎没有腐败，没有失业，没有黑社会，没有拖欠工资、没有假、冒、伪、劣，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没有五毒之害，没有走私、倒卖文物、贩卖妇女儿童，没有卖官买官，没有污染造成的癌症村、艾滋村、没有“黑砖窑”“黑心矿主”“血汗工厂”....的根本史实
文革是香还是臭，正如一位老部长在一卷书中所分析：文革是香还是臭，“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异”，“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就没有说臭”。应该指出：“有人（主要是文革时被整、被批判、被斗争、被惩处过的同志），当他被群众批斗的时候，‘被迫’认错，许多人作了正确的检讨。后来认为‘一律打倒’是错误的。而邓小平如同‘一律打倒’那样，给‘一风吹’了，不分正确与错误。”
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
有人还会说，文革中冲击了一批“精英” （即“反动学术权威” ）、出现了武斗、停课、搞群众运动……所以要“彻底否定” 。那么请问，不讲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国性的运动，你就看看一个小小的单位乃至你自己要干一件什么事，能至始至终一点问题没有？！难道有了问题（有的还是局部的暂时的问题）就要全盘否定？！那“改革”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更要“彻底否定”？再说文革中受冲击的“精英”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与在“改革”中被砸了“饭碗”的几千万老工人、失地农民相比，哪个更严重？与如今每年死于黑心矿主、毒品、毒药、血汗工厂、“三座大山”、腐败报复下的人命哪个更触目惊心？当年毛主席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抓革命促生产” 、“复课闹革命” 、“解放干部” 、“老九不能走”等一系列指示，很快纠正了运动中的偏激做法，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真实！然而——广大工人农民在“改革”中的“牺牲”得到了什么补偿？更不用说文革中从没有过的买官卖官、见死不救等等恶性案件、事件！如果以不搞“群众运动”就是好方法，那么“精英”的“运动群众”与封建时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有何区别?——共产党人能脱离群众吗？谁又害怕群众运动呢？
如果有的人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就对文革搞“彻底否定” ，如果有人就是为了自己遭遇的所谓不公就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的人仅是为了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得的非法利益、以权谋私获得的既得利益而对文革搞“彻底否定” ，如果有的人打着拥护某某某的旗号而对文革搞“彻底否定”……笔者以为都经不起历史与人民的考问和质疑——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决定，她的每一步骤都是依法和依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决策的，毛泽东没有搞“宫廷政变” ，也没有搞“垂帘听政”；同时，文革又是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不可否认在其中确有遭受冤枉的人，但毕竟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后期的平反甄别是应该的），难道全国人民都是“群氓”？何况——在文革中的国家经济、科技成就、外交的辉煌等等各项硬指标在《历史决议》中早有定论（可搜索不出“全盘否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字眼）！何况——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任何弊端！何况——文革对世界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对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影响，对公民思想健康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搞“彻底否定”究竟是科学态度还是别有企图？！
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直到08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还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正因为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忽视了应该站在国家、民族与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看待文化大革命——才会在后来的“改革” ……“开放”中出现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又久治不愈的恶症？？？才会“发展”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却从生老病死有依靠跌到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悲惨境地？才会“改制”了廖廖数年公有制经济基础就失去了大半壁江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企卖光、耗尽？才会“基尼系数”迅速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才会不该富的富得流油不该穷的穷得精光？才会有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所称的“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也才会有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英明决策！
所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应该成为国人的雷区、禁区，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连外国的专家都能介入其中，我们作为“自己人”为何置之度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思想解放” 这么多年——难道连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都没造就？！
薄一波在《70年奋斗与思考》这本书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一个思路，即毛主席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仅仅靠一批国家公务员、仅仅靠一批媒体来实行管理和监督，这是不行的，而主要应该靠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这就是马克思所谓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一位学者读了薄的书，非常感动而受启发，联系到台湾的情况，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面对着现代民主管理的困境，尝试着使现代政治由“党派政治”转向“群众自治”。尽管这种尝试失败了，但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起码对于今天在台湾思考现代民主问题的人来说是有用的。从湖南的新民学会到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从长征路上的三大纪律官兵一致，到抗战时代的人民战争、人民自卫，从解放以后农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到工厂也要办夜大学，从1955年鼓励学生自己编教材（如北大1955级自编了《中国文学史》教材），到1957年把“四大自由”写进宪法，毛泽东不仅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不脱离群众且对群众的自治很有自信——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体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主席还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修正主义
按照国际共运史的经典定义，修正主义是指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它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要加以“修正”，故名。修正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背叛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只图眼前利益。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二战以后出现的修正主义，称为现代修正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路线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其共性则是对外投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对内扶持新生的资产阶级；其世界观则是美国版的实用主义。正如无产阶级著名作家魏巍所概括的当代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子，走的是资本主义路子；二是在国际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实行无原则的和平共处；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再提或漠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进攻；四是在建党思想上搞全民党，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五是在建设路线上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和私有制驱动论；六是天天说依靠人民，实际上天天都在改变其主人翁地位，收回人民已到手的福利；七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党内的特权阶层。
斯大林时期，长期陷入“无冲突论”的泥潭。到了晚年，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承认社会主义还有矛盾；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我党八大XXX、XXX背着毛主席搞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是利用斯大林这个公式里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资改派后来重提八大路线也是重复这个“需要”。其实，这个“需要”是人类社会的共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特性。
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哪个社会不发展生产力？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奴隶社会强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强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强于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强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同时，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生产和产品占有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它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理论总概括。而只有消灭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对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就必须让位于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专政”一词深刻地反映了国家统治的本质问题。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须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第32页））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记者问到是否仍然耽心共产主义威胁时说：“恰恰相反，我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在自我否定”。
“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206页）
1989年8月21日 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讲道：“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 ”
毛主席预言，修正主义上台，对内镇压百姓，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老百姓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少数人先富”——这在真正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之前所有私有制社会里共有的财富分布状态，是剥削制度的产物，犹如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指出的那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加速了财富向极少数富人流动的趋势，以至于科学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普通美国人获益，美国由此也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贫富差别最为悬殊的国家。 共产党人革命造反、执政治国的合法性，不就是因为她的旗帜上写着——推翻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建立让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吗？
原化工部部长 秦仲达在《深切缅怀毛主席 恢复毛主席革命路线》文中痛心疾首：
毛主席逝世以来，已经过去了34年，中国发生了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变化。走资派用人民一下子摸不清头脑的一些诱人的论点，如“反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级阶段补课论”、“砸碎铁饭碗铁交椅”、“可以下海经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康社会”、 “发展民营经济”、“有水快流”、“两头在外;加速发展”、“不问‘姓资’‘姓社’”、“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不争论”等等骗人的辞藻，温水煮青蛙式地让人们跟在后面走。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百病众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如今,“改革”已经把一个本来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国搞得乱七八糟,百病丛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可终日；“开放”已经把大门完全打开,洋人进来横冲直撞,欺我太甚,穷以应对,侵我主权,逼我就范。恕我直言,不是悲观,而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深刻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现状是否可作如下表述:我国已经成为,一、世界上GDP（包括其所含水分）年增长率最高的大国；二、富豪、富翁最多的世界大国之一；三、腐败透顶、高官赏罚不明的世界大国；四、对外债权最多的世界大国；五、弱势外交受人欺负的世界大国；六、幻想和谐世界最多的世界大国；七、国内贫困线以下人口最多的世界大国之一；八、大搞特搞房地产炒作到处乱拆乱迁的世界大国；九、随意浪费、破坏资源、乱砍乱伐的世界大国；十、地震地质灾害连续不断、矿难最多、事故频发、应救不及的世界大国；十一、空气污染、水流江河污染、垃圾污染十分严重,环境保护失控的世界大国；十二、跑官卖官、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的世界大国;等等。
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评论说：“ 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们也在经历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越来越不像个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 …… 商业共产主义 可能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腐化和贪欲的幽灵正在困挠着中国。”。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共和国能够走到今天，而没有解体，主要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打下了物质、文化和体制的基础。人民群众承受着改革的所有后果，当大多数的人逐渐丧失利益和权利时，他们的心中还保留着对毛泽东时代的眷念和感激，仍然寄希望于共产党，而“不愿意打烂了重来”。否则，一切剥削者以及所有官僚、“精英”、奸商们是不会有这么长的好日子的。
——继续革命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1991年12月25日 ，当西方世界欢度圣诞节之际，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锤子镰刀的旗帜冉冉落下，苏联共产党党首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一个拥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顷刻瓦解，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留下了一个所谓的“世纪之谜”。1991年至今，多少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这个世纪之谜的谜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最能揭示谜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研讨。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全军“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以及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苏共二十大以后，毛主席锐敏感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在苏共内部已见端倪，为此中共与苏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点！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遗憾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被他的战友否认，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残酷的事实面前摆在我们面前时，毛主席的战友才醒悟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不承认党内有“走资派”到“问题要出在共产党内部”是不是我党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识的一次飞跃？
1962年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有了和苏修叛徒集团的十年论战，有了规模宏大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这些实践，毛主席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等等经典式的结论。
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个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科学论断，曾经搞懵了天下人：共产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如今，一幢幢天文数字的贪污外逃大案、腐败窝案帮助人们明白过来：如今走资派不仅在走，简直在跑？
党和国家的现实危险提示人们：毛泽东同志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非空穴来风，决非为了打倒哪一个人，而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窥见，是关系国家前途、人民江山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崭新革命，是修正主义者的克星，是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最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它遭到党内激进派和走资派“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挑动群众武斗”、“转移斗争方向”、“事后嫁祸于人”等等不择手段的严重破坏，但它的强大历史推动力，不会因为创造者的逝去和他的不完善而消失，它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心中的一盏明灯，“文化革命”的伟大创造将光耀千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果看着“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穷朋友不管不顾甚至落井下石，最终除了被富国列强牵着鼻子走、玩弄于股掌之上做奴才附庸又众叛亲离之外，能有国格可言？！ 1970年5月20日 ，天安门广场50万群众集会声讨美军入侵柬埔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发表5.20声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何等气势磅礴声震寰宇！
毛主席逝世的1976年和我们建交的国家达112个。毛派革命团体和武装组织遍布全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也不能例外，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一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如希腊的总理、加拿大总督、委内瑞拉总统、尼泊尔最大在野党主席，印尼反政府武装、斯里兰卡猛虎组织、以及印度毛派游击队，据说毛派游击队已实际控制了印度三分之一的领土。
1967年11月6日 ，“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观点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其基本要点是：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点对于今日的整党建国执政，与什么现实意义？是否值得处在腐败“难以遏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深思？！ 联系国际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相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内部修正主义和外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颜色革命下又纷纷转向倒退到剥削制度社会里去的沉痛教训，就足以雄辩证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无比正确性。它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谛的普遍升华，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反修防修、破解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无价法宝！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胜利建国的前夕，他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毛主席认为，如果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谁战胜谁的谁胜谁负问题，我们就不能说已经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已经到手的一切也可能会丧失。这就是胡锦涛同志现在强调的，我们现在有了的，不等于永远有！出路在哪里？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完成了复兴大业，才能说是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就永远有了一切，人民的一切。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同对手互相合作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我们历史上的最高峰，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前所未有。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要革谁的命？要革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毛泽东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灵魂---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文革中毛主席明确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2006年11月14日 ，中纪委特别选择在深圳召开了“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座谈会”，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主持会议。他在开场白中就说：中央批准在深圳召开以反腐、法规制度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是有着特定意义的。首先，就是要破除思想、概念上框框的束缚，不要让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能因为深圳的发展速度和业绩而掩盖了深圳党政司法的腐败；不能因为深圳的高楼大厦林立，而掩盖了深圳的黑暗腐朽；不能因为深圳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而掩盖了深圳黑势力罪恶活动和恶劣的治安环境；不能因为市场繁荣，而掩盖了假、冒、伪、劣品充斥市场；更不能因为官僚、暴富阶层衣冠楚楚进出高级宾馆、会所，而掩盖了数百万职工忍受着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继续革命”——就是要求我们共产党人不为名不为利，以天下为公，以人民至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国家为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竭尽全力为中华崛起。一个人有了斗私批修的勇气，才有继续革命的勇气。
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就指出由于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充满罪恶和灾难的“是非颠倒的社会”；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欧文则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他们的这些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马克思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尖锐对立绝不会同流合污，他们对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具有天然的始终不渝的否定排斥法则，他们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建设者守护神！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就揭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旧一代资产者被消灭，新一代资产者还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反抗外来的侵略，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是改造小生产者，也不仅是战胜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更艰巨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余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1962年起就经常提醒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放松阶级斗争，……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开宗明义——“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并在“总纲”中强调“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宪法》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党章》“总纲”——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请问，要维护宪法与执政党党章的绝对权威，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要保障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要巩固革命先烈前辈打下的江山不变颜色，要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和平演变，要使共产党人永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要恢复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与党的优良传统，要建设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要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要在全世界树立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匡扶正义捍卫人间正道的东方巨人形象……，不讲继续革命，不搞继续革命，不遵循毛泽东指引的继续革命道路，行么？——还有别的什么“捷径”吗？？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
我们应当牢记毛泽东同志六十年前之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继续革命，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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