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严肃地对待邓小平理论

科学地严肃地对待邓小平理论

来源：《中华魂》2010年第11期

文/徐久刚

　　邓小平理论是上了宪法、党章的中国的指导思想。它成功地指导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有千条理由万种必要珍惜它、坚守它，科学地、严肃地对待它。令人深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有人对它肆意曲解，乱贴标签，甚至引用邓小平的只言片语宣传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本是邓小平多次明明白白地反对的。对此，我们实在难以保持沉默。现举数例，予以辨正。

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的一句原话，也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对待错误倾向的一句饱含真理的名言。自从邓小平讲过这句话之后，就一直为人们所重复——真理本来就不怕重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为一些人津津乐道。当人们发现这些津津乐道者怀着强烈的义愤一个劲儿反“左”反“左”，而对右一字不提，好像这些年来甚至新时期以来我国从未有过右似的时候，就有悖于邓小平这句话的原意了。
　　新时期，执政的共产党在思想倾向上“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非洲朋友的时候说：“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①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欧洲朋友时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②稍后，他又说：“‘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③
　　综观上述以及邓小平在其他地方论及“左”时的内容，可知邓小平强调“主要是防止‘左’”，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从党的历史看，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是犯“左”的错误时间长，危害严重；从心理看，革命者易犯急性病，有些人已经养成了“左”的习惯；从认识看，“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从实践看，新时期最大的思想阻力，是“两个凡是”及其衍生态，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左”的束缚。由此观之，邓小平提出“主要是防止‘左’”，并非偶尔之言。这句话对于我们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确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坚持正确的立场要反“左”防“左”，而坚持右的立场者其反“左”的调门往往比站在正确立场的人更高，态度可能显示得更为坚定，因此，善于“按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在讲到反“左”防“左”的时候，总是不忘提示人们也要注意防右反右，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在讲“主要是防止‘左’”之前，先讲了一句“中国要警惕右”一样。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固然主要是反“左”防“左”，但对右的错误也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不能忽视右的干扰”④。在新时期的某些时候，他还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⑤，“加强注意右的干扰”⑥。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反倾向斗争的指导思想，是给后人留下的极其可贵的精神财富。至于在实践中落实这一指导思想，理所当然地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⑦邓小平还举出了解放思想的例子。他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⑧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如何认识和对待“左”和右的问题，有完整的一段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⑨改革开放同时面临着右和“左”的干扰，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在这段话中是如此鲜明、如此突出，我们是决不能漠然视之的。
　　邓小平讲的是“主要是防止‘左’”。“主要”不是“只要”。抓住“主要”，也顾及“次要”，这才是全面看问题。不忘记“主要”和“次要”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才是辩证看问题。落实“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历史性指示，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只有“全面”的、“辩证”的、从实际出发的“头脑”才是“清醒”的。
　　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声浪不断，这是必要的，可喜的。解放思想当然主要是破除“左”的思想的束缚，但正如邓小平提出的，也有一个防右的问题。然而，回顾近一二十年来，有几位理论家在阐述解放思想时说到“要警惕右”的问题呢？
　　于此可见，“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包含防“左”反“左”、防右反右两个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当这些丰富的内涵被阉割得只剩下“反‘左’”二字，“要警惕右”成为徒托空言的虚词时，显然就远离邓小平的真实了。

关于“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这一问题的提出，和一则史料相关。2007年2月，那篇著名的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同年6月，在同一杂志上有篇文章提出了一则史料：“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则史料所内含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对于读过几遍《邓小平文选》、对邓小平理论略有所知的人来说，初见这则史料就大惑不解，因为其中的思想，和《邓小平文选》中所表达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深情，相距实在是太大了。
　　凡是读过《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人，不能不感受到、不能不认识到，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党员、干部要树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照中，反复强调我国要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提出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便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他最后政治交待的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社会主义”一词出现了31次，其中还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如此长期坚守社会主义，怎么能设想他会说出“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呢？
　　查证《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可以判定，邓小平的一番话是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所说。原话是：“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在此又一次展示了邓小平的务实作风。这和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几十年的中国，是八竿子打不着。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⑩要准确地完整地把握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说的话“这样做”，当然也是“不行”的。
　　在共产党人看来，“主义”问题始终是严肃的问题。毛泽东早年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主义”就是方向，“主义”就是形象。我们绝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离开它确切的含义，抓住邓小平的某一句话，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否则，不免于守着清醒犯糊涂。

关于经济领域里姓“资”姓“社”问题

　　一位曾经肩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领导之责的知名人士说：“邓小平已经说得很彻底了，经济领域里面姓‘资’姓‘社’的问题已经不需要争论了”。言下之意，经济领域里面没有姓‘资’姓‘社’问题。如果有过这种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不需要再争论了，对此，“邓小平已经说得很彻底”。非常遗憾的是，笔者从《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这些极具权威性的邓小平思想的载体中，没有见到这位人士所言的内容，相反的，见到的是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领域的姓“资”姓“社”问题。
　　1984年6月，邓小平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12}请问，这算不算经济领域里面的姓“资”姓“社”问题？
　　为了推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在向中央顾问委员会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时说：老同志不用担心改革开放我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13}请问，这算不算经济领域里面的姓“资”姓“社”问题？
　　1985年8月，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时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4}此类话，说过很多，请问，这算不算经济领域里面的姓“资”姓“社”问题？
　　邓小平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中有姓“资”姓“社”问题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继续阐明了这一思想。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15}
　　在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上，邓小平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派。1989年5月，他在讲到两种改革观时说：“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6}显示了在姓“资”姓“社”问题上决不妥协的原则精神。邓小平确实讲过“不争论”，那是指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举措上。改革的具体方法、举措是否可用，适当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只有实践检验才能回答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好：“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7}
　　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批评一些人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特别指出：“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18}邓小平在此强调的，不就是经济领域里面姓“资”姓“社”问题吗？
　　把不是邓小平的而且是与他正相反对的思想加诸邓小平，这是极不科学、极不严肃的。
　　这位人士在说了这句话之后，紧跟着还有一句：“还有什么可束缚的呢？”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经济体制改革至今，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多次指明的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铁定原则都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可束缚”的了，下一步就应该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博爱”上进行“无束缚”的改革了。他可以这样想，这样写，这是他的自由，但不能打着邓小平的旗号。

邓小平理论是民主社会主义吗？

　　说邓小平理论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三年前问世的那篇著名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整体定性。
　　该文说：“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段曲解加胡扯的论述，根本没有为邓小平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做出什么论证，只不过是简单地直接地给邓小平思想贴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标签。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农村的改革举措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和民主社会主义不沾边。“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邓小平没有“废止”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也不是邓小平的语言。邓小平只是变“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为“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确有此话，但他还强调指出，这只是一个“大政策”，“大原则”和“大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坚决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政策”、“原则”何轻何重，属于常识。凭什么说“这一系列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呢？信口雌黄说它“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它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吗？
　　企图把邓小平打扮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定然是徒劳的。他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是走在两条不同路上的人。这里只要指出两条根本区别就够了。
　　——民主社会主义拒绝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而邓小平则是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更远的不谈，就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吧。
　　1986年4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19}——干着社会主义，想到共产主义，邓小平始终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1986年9月，邓小平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20}——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分割，甚至就是同一个东西。此语定会使那些口头上说要马克思主义却不要共产主义的人大失所望。
　　1986年11月，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21}——邓小平在此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当前具体实践的行动纲领统一起来，这二者的统一是人民群众“万众一心”的思想基础，它能产生变革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1987年4月，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22}——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辩证发展的视角，阐述了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他的心底。
　　1988年9月，邓小平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23}——邓小平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1989年9月，邓小平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24}——邓小平在请辞中央领导职务的文献中的这句话，再次表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生未变。
　　1992年初，邓小平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5}邓小平在此告诉人们他的共产主义知识的来源，提示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必须要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92年7月，邓小平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26}这是笔者从文献资料中见到的，在邓小平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谈及共产主义。这里既展示了他忠贞不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时从富有情意的词语中也展示了他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这既是他的政治遗产，也是他对后人的嘱托和期待。
　　——民主社会主义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定的维护者。邓小平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四个坚持”，称之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晚年还特别强调：“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压轴之作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谆谆嘱咐：“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7}
　　自有民主社会主义以来，有过像邓小平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吗？

 科学地严肃地对待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要求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真实认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有中国特色的。主题是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应该建设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用“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唯物主义认识邓小平理论。有人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眼镜看它，说它是民主社会主义；有人用资本主义的眼镜看它，说它是搞资本主义。这些有色眼镜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真实，因而是不科学的。
　　——按照辩证统一的思想把握邓小平理论。无论是整个邓小平理论，还是邓小平理论中某一方面的思想，都是由诸多观点紧密联系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诸多因素构成的辩证统一体。阉割这种内在的联系，肢解辩证统一体，只见一点，不计其余，这是形而上学。
　　——邓小平理论要坚持，也要发展。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8}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典范。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是不是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不能自我标榜，也不是某个人或一些人说了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由实践说了算，人民说了算。
　　——对曲解邓小平理论的现象保持一分警惕。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仅仅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就可能被曲解。对于这种情况好办，借助于“学习”一途，问题就解决了。但还有另外一种曲解，即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浑。当前我国社会中除了主流的“主义”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主义”时不时的出现于传媒。这些“主义”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为了迷惑群众，它们很可能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伪装。因此，我们对邓小平理论被曲解，不能掉以轻心。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⑨{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7}{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229、249、248-249、47、199、375、64、91、139、372、297、374、204、157、173、190、228、271、323、382、379、146页。
　　⑦⑧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379、38页。
　　{11}转引自《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26}《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