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极“左”思潮--论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
何雪飞
一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遭遇全面挑战
二 国家安全问题突出，主要是由于极右派猖獗
三 极右派猖獗，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四 极“左”思潮出现--极右派猖獗的直接后果
五 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
一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遭遇全面挑战
经济安全
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据《经济参考报》》 2005年6月4日 ）
众多国有企业被贱卖，国资流失严重，国企改制严重摧残了中国产业工人。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仅剩的国有垄断企业也变相地引进资本主义管理机制，高管独裁，高管高薪，成为伪公有制企业。
外贸产业，核心问题在于市场化自由化严重，缺乏国家的计划指导。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第一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与技术，主要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第二，没有迅速像日本韩国那样由国家将企业整合起来共同对外，而是为了降低产品价格争取海外市场，相互间恶性竞争压价。由于产品利润与财富白白廉价外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普通劳动者没有真正富裕起来。沿海出口地区由于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过度接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深化后，沿海出口经济一夜间陷入困境。
由于市场化过度泛滥，连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市场化了。形成了民怨纷纷的新三座大山。
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接轨，处于世界前列。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依靠出口、房地产等泡沫拉动，经济危机阴影笼罩。
除了产业领域外资攻城略池外，中国经济心脏--金融领域也出现一个汉奸买办集团。香港爱国报纸《太阳报》报道：“中国金融界丑闻迭爆，早已被国人声讨。远的有几间大商业银行海外上市，低价出让，流失上万亿国有资产，近的有投资美国黑石公司失利、购买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的几千亿美元因次按危机而风雨飘摇。”
政治安全
中国政治体制虽然表面上还是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但实际运行上已经与资本主义全面接轨，突出表现就是腐败严重，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保驾护航甚至雪上加霜。只是当前这种实际运行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合法化。
各级权力部门以改革开放为借口，争相取媚资本家阶层。官员丧失信仰，又缺乏有效的人民民主的监督，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得到共识。许多地方各级权力被资本家所控制，劳动者与官员的矛盾、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尖锐突出。
司法制度与西方接轨后果严重。法官、尤其是律师几乎受西方法治思想洗脑，抛弃了毛时代的群众路线及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司法独立的名义摆脱了群众的监督与党的领导，成为一个腐败的、为资本与权势服务的利益集团，冤案错案层出不穷，每一天都在积累社会危机。
社会性、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控制的敌对势力趁机的发展壮大。除了轮子功邪教、地下基督教、上访群众外，美国中情局吸收苏联东欧转型的经验，重点指导中国极右派知识分子通过介入公共事件、借助为弱势民众维权的方式，积累发动颜色革命的能量。一旦风雨欲来，几只黑手将统一发力，与美国政治军事压力邀相呼应，一举完成殖民化中国的大计划。
文化安全
全党全民沉浸在消费主义的狂欢中，汉奸文化泛滥，精神危机严重。《色戒》《集结号》等影视作品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表现。西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基督教等思想以相互配合地方式大肆入侵，前者制造思想空虚，后者则趁机占领，这些思潮俘虏了很大一部分各级领导干部及人民群众。认同美国文化、认同美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干部、知识分子、学生不计其数，他们绝大部分认识不到美国垄断资本财团是中国人民的长期的最大的敌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汉奸及汉奸势力的帮凶，还认为自己是在追求正义。
文化战线的全面失手，是因为西方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文化转基因工程。这项工程的核心任务就是瓦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项任务的核心战略就是鼓动非毛化思潮。当前，在极右派文人及南方报系的宣传下，共产党与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被妖魔化为一个拥有亿万稿费的富翁、一个私生活放荡的土皇帝、一个为了争夺个人权力不惜发动文革伤害千万人的伪君子。
以反思文革、推进改革开放为借口，非毛化思潮几乎畅行无阻，没有得到官方任何阻击。如果一个共产党官员相信了这些谎言，其意识形态领域必然是土崩瓦解。既然连毛都是如此自私腐败，那么他对于任何其他领导人、其他上级都不会有崇敬感，任何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说教对于他来说都是骗人的，他必然向物质利益投降成为腐败分子，必然向西方投降成为汉奸分子。
可见，文化防线失手，是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源，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才能治标治本。
毫无疑问，不信毛泽东，就不会信邓小平，更不会信马克思。不清理非毛化思潮、不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不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经济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死路一条。这是中国历史的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 国家安全问题突出，主要是由于极右派猖獗
这里说的极右派，指的是全盘西化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派、新自由主义派、市场原教旨主义派、普世价值派，颜色革命派。实际上，张维迎、吴敬琏、高尚全、茅于轼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都是普世价值派，而政法系要求与西方政治制度接轨的贺卫方、黄松有等又无疑迷信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新一代极右派代表如余杰、王怡等除了政治经济上迷信美国外，文化上则干脆信仰了基督教。总之是要求全盘西化。网民们笼统称之为奸买办集团。一句话，他们的主张要点在于要与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接轨。
这一派势力，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在权力核心地带还是在普通民众间，都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
比如，以骗子高尚全为例。作为极右派的元老，高尚全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可谓根深蒂固。他长期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拒绝承认改革开放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出现了一些失误。
他否认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俄罗斯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危害，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呢？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经济全球化。”而对于这四化，他是全面赞同的。（见高尚全《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上》）
06年高尚全召开新西山会议，在会议中贺卫方、张维迎等提出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全盘西化的总纲领。
高尚全此人一贯自吹自擂，靠骗术欺骗国家领导人。比如“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就讲了“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9页）后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里也讲了这个问题。 11月6日 章世鸿在《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给企业适当自治权》的文章。这以后，高尚全才在 12月6日 发表了他的那篇《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的文章。改革开放后，高在多次讲话里，包括在对外宾的讲话里，把“扩大企业的自治权”当作自己的发明到处宣扬，结果闹出大笑话。”（见《奚兆永：评应克复“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一文》。）
再比如，宪法与党章及党的各级文件都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由于高尚全无法像海外人士那样直接攻击宪法，于是他发明一词“民本经济”，要求中国社会要以“民本经济”为基础，而“民本经济是相对官本经济而言的，其主要特点就是：社会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可见民本经济就是指私营经济，他的主张就是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由这种骗子常年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结果可想而知。
再比如，脑残分子吴敬琏。此人外号吴市场，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奇怪的是，这种人竟然成为了某些高官的贴心智囊，成为主流媒体的热捧人物。
8月30日 ，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吴敬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问时，表述了他所谓的改革的“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他认为“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毫无疑问，他在替党中央宣布：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欧美模式”。吴敬琏这样说是有缘由的，不错，全盘西化派的确势力强大，很多高官或明或暗地支持、实行这一路线。但这绝对不是全党共识，而吴敬琏他也不能代表党中央。
在吴敬琏的误导下，由于中国经济领域市场化过度，必然影响政治领域。中国社会也出现西方社会如美国比较普遍的权力被资本家收买的现象腐败严重，以及两极分化等恶疾。正当人民呼吁党和国家要完善社会主义，纠正市场过度的弊端时，吴敬琏则大肆跳将出来，高呼腐败与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的错，是市场不够的原因，是全盘西化不到位的原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吴市场仍然表现出对市场经济、对欧美模式如此的迷信，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吴敬琏在 2006年6月26日 《长安论坛》上的发表讲话，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众所周之，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总病根。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结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采取“高税收、高福利”为对策，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累进税，弥补低收入弱势群体的贫困。但是吴敬琏竟然反对向高收入人群课征高额累进税。他开出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药方仅仅是反腐败、反国企垄断，说到底就是全面学习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对西方社会中真正对劳动者有利的社会主义因素进行坚决排斥，坚决不学习！
面对反思两极分化，吴敬琏跳出来呼吁警惕拿富人开刀，反对通过税收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无论改善民生消除两极分化，还是自主创新，党中央每提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吴敬琏都要跳出来要么歪曲误导，要么反对。比如“市场换技术”经过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往往白白让出了自己的市场等核心利益，而核心技术还没换来，几乎没有一家成功的中国企业是靠市场换技术成功的。这些本来应该都是常识，也是党中央提出自主创新的缘由。而吴敬琏却在紧要关头调研广州本田，“再挺市场换技术”，反对质疑市场换技术的声音。他还说“有人说,外方对技术进行封锁,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找找自己的问题”，他呼吁“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排斥外国企业”等等，丝毫不掩饰自己那副为外资服务的买办学者的嘴脸。（ 2008年06月18日 南方日报 吴敬琏再挺“市场换技术” 质疑声音太片面）
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金融领域渗透尤其严重。
2004年2月17日 《参考消息》赫然登载了一篇文章：《里根经济学登陆中国》。文章内容报道的是楼继伟透露的关于我国税制改革的计划。“这一回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先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那里得到了消息”。“主要设计师”楼继伟说：“这很像里根经济理论”，“我们希望给予企业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更甚者，“楼继伟表示，这种彻底放弃毛泽东时代计划和统管模式的经济政策源于罗纳德·里根”。这里楼继伟赤裸裸的宣布中国改革就是全面彻底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模式，学习撒切尔-里根经济学，是用新自由主义指导的。
党中央要提出反思新自由主义后，楼继伟抛出一篇《中国改革总体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确》（载《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4月8日 ）他在文中极力鼓吹，中国改革成功是“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是“‘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中起了作用”。而“现代经济学”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中央明确批判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后，楼继伟仍然阳奉阴违，为华盛顿共识辩护：“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以市场配置资源和宏观稳定就错了。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以中国为例，说明‘华盛顿共识’中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有普遍适用意义的”。
看看楼继伟后来的简历，中国改革开放陷入误区的原因一目了然。
1998.04——2007.03 财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2007.03——2007.10 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
2007.10——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8-7中央汇金公司董事会18日宣布完成改组，楼继伟为董事长
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07年圣诞节前4天，楼继伟就向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派发了50亿美元的“圣诞礼物”。接受中国投资公司这份厚礼的，当时这家著名投资银行刚刚因深陷次贷风险而减计94亿美元的资产，也因之成为继贝尔斯登之后第二家寻求中国帮助的华尔街大投行。
“圣诞老人真来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年前，当所罗门兄弟需要帮助的时候，它们是向巴菲特求助。现在，步所罗门后尘的摩根斯坦利遇到的‘白衣骑士’，却是一只中国基金。”《金融时报》写到，“这只基金拿出了50亿美元，甚至都没索要一个董事会席位作为回报。”旁观者清：英国媒体的撰稿人为中国如此慷慨大方向美国输送利益感到格外意外。
对于中投投资华尔街，投资黑石，国内等众多爱国媒体网站进行了风险预警，呼吁中投不要受新自由主义学者忽悠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结果如何呢？2008年末《商务周刊》发表宁南文章《中投屡战屡败》文章总结道：
“很多人把中投斥为中国足球屡投屡败的一大翻版，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最多让人生气，而楼继伟和他的同事们不禁让国人生气，更让国人破财。
这场灾难甚至从中投正式挂牌4个月前就开始了，2007年5月，中投以每股29.605美元的高价购买了美国第二大私募基金黑石10％无投票权的IPO股票。但黑石上市后没几天，股价就一路暴跌，到 2008年12月5日 ，黑石报收于每股5.73美元。从29.605美元到5.73美元，中投30亿美元的投资缩水80％，账面损失24亿多美元。
黑石带来的噩梦并没有让中投中止自以为是地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步伐。2007年12月，中投再一次大手笔斥资50亿美元入股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约9.9％的股权。按照双方公布的合约内容，中投每年收取摩根士丹利9％的利息，31个月之后强制转股，转股价格区间为每股48.07美元至57.684美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自中投购入股票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便接连重挫，从中投入股日起，呈45度角下切到 2008年12月5日 的15美元左右，中投账面已经折损2/3。这又是33亿多美元。
坏消息仍然没有出尽。今年9月，尽管中投一再掩饰，还是被媒体爆出其在美国老牌货币市场基金Primary Fund投资超过50亿美元，而该基金因持有雷曼兄弟巨额债券宣布暂停赎回。这一役中投到底有无损失，损失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至少这50亿美元惨遭冻结至今。”
宁南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遗憾的是，然而进入09年后，《商务周刊》便不见了宁南的踪影。
从中投屡屡失误到购买美国国债再到两房债券产生的巨额损失，人民要求警惕金融界新自由主义分子、清算金融界汉奸买办集团的声音日渐高涨。
毫无疑问，吴敬琏、高尚全之类新自由主义学者及其背后支持他们的官员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现问题的病根。他们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大体结束，下一步要进行政治攻坚，改革中积累的问题，要通过政治攻坚来解决。如果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都对经济改革满意，可见经济改革的确市场化、资本主义化过度，已经比西方更加资本主义了。这些人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由他们主导中国改革开放，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推进全盘西化那一套，党中央一系列新的措施必然被变相扭曲，无法落实到实处。
实际上，那些整天高呼“改革”高呼“开放”，给不同观点扣上“极左”“反改革”帽子的全盘西化派，并非真正支持改革开放，而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其中。他们是借改革谋私利，举着邓小平的旗帜反邓。这里略举几例。
邱晓华。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是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正部级学者型高官。2009年初因腐败问题被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
而此学者型高官正是全盘西化派在经济领域的中间力量。
2000年11月6日 ，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发表该局副局长邱晓华为课题组组长的文章《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文章的中心内容便是大肆鼓吹“国退民进”，该文把我国工业分为196个行业，公然主张国有企业从146个行业中退出。宣称：“退出146个行业，将39231家国有工业企业重组或改制，让1376.3万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把7507.9亿元净资产出卖、转让。”同日，为了配合课题组的文章，该报发表头版头条新闻《国有经济当退则退，146个行业不宜久留》，还发表了题为《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空间》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说：“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般经济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能是、也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它只能在特殊领域里存在和发展，并发挥特殊作用。因此，国有经济必须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里逐步、有序地退出来。”“可以这么说，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主要还是民营经济。”“因此，我国下世纪初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或者说发展非国有企业，来培育和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邱晓华之类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急先锋，亦是国企非法地大批私有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是张荣坤等非法暴富阶层的走狗，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死敌。
郭京毅。2008年9月份，商务部条法司官员郭京毅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香港有媒体评论道：“如果消息属实，那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沦陷的一个重要标志。”从郭京毅开始，涉外经济领域随后有五六位汉奸官员被查。
那么郭京毅在案发前是怎样一幅嘴脸呢？
2006年，高盛集团并购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引起争议。关键时刻郭京毅发言：
郭京毅对“外资并购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是每个行业都涉及经济安全，一家火腿肠生产企业的并购，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不大。
因凯雷收购徐工案引发对外资收购国内龙头企业的争议，使得多家类似公司的股权转让审批工作遭遇反复论证，于是有部分业内人士猜测有关部门在立法导向上意在“对外资设限”。对此，郭京毅强调，商务部新出台的相关规定，是为了完善相关法规，使得并购行为更加规范，不会以“对外资设限”为首要目的，吸收外资的积极性并没有降低。（上海证券报 2006-12-01 ）
郭京毅在温州举行的“２００６民营企业对话世界５００强论坛”上说，对于凯雷并购徐工、国美并购永乐、法国赛博（ＳＥＢ）并购苏泊尔等近期广受关注的并购案件，商务部正在按有关条例和规定审查上述案件，及时完成审查。
今年８月，商务部等六部委制定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郭京毅说，虽然有舆论针对这部规定而怀疑中国要关闭引资大门，但是制定规定的出发点是允许鼓励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制定方都认为将继续扩展利用外资的渠道。（新华社温州2006年１１月１０日电 ）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郭京毅在 11月10日 举行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表示，关于外商并购国内企业所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这既是一个风险又或是一个安全阀门，拧多了，自己就会坏，所以政府也不会轻易动它。
今年8月份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在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对此，郭京毅表示，“允许鼓励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郭京毅说，中国不是要对外资关起大门，而是要通过这个规定继续扩展利用外资的渠道，允许外国投资者用股权出资的先决条件，允许国内企业和国外的企业进行换股交易。（中新网 2006年 11月13日 电）
2007年1月26日 ，北京——北京大学今天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戴尔与中国经济增长》，阐述了跨国计算机制造商落户中国所带来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经济效益。
这份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项目研究小组经过6个月的研究而完成，海 闻 教授担任项目研究小组的领导。
该报告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北京大学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在京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高层对话活动上正式发布。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亚军、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本、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戴尔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罗林斯、以及来自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大型跨国公司、部分外国驻华使领馆、商协会等机构的高层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央视国际 2007年01月26日 ）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郭京毅等一干汉奸买办，以拥护改革开放为幌子，大肆活动，毫无顾忌。汉奸买办势力如此猖獗，中国经济安全怎能不危如累卵？
不仅经济领域，政法界全盘西化派也十分猖狂，腐败也同样肆无忌惮。
以黄松有为例。 08年12月08日 《华西都市报》报道：《前最高法副院长黄松有被查处后获法学研究奖》。据了解， 10月15日 ，黄松有被中纪委带走问话，随后即对其进行了“双规”。 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据报道，黄松有主要涉及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他是建国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钱端升奖是我国法学界首个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全国性奖项，已被国家认定为与霍英东奖、孙冶方奖和吴玉章奖等齐名的“部级奖”。相关负责人事后证实，在异议期内没有人对黄松有获奖提出质疑。
在黄松有被中纪委“双规”后，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精英竟然猖獗到以向黄松有颁发重要奖项的方式力挺之，向党和人民示威。人民无不惊叹于他们的猖狂与无耻。
实际上，同处于西南政法大学的黄松有与贺卫方等都是中国司法界的自由派、西化派主力。贺卫方认为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地裁判案件”。( 7月13日 《经济观察报》)。在贺卫方、黄松有之流推动地司法改革中，以司法独立地名义，“法官们形成了法官阶层紧紧抱成一团，同时与实权阶层和经济寡头们等社会精英联盟的局面”。中国司法体系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好的经验，要求法官走群众路线、听群众意见、受群众监督等，这些好的经验被贺卫方黄松有们全面破除掉，开启了中国司法西方化、腐败化的、黑幕化的大门。
有意思的是，同属于汉奸买办集团，同属于极右派、全盘西化派，黄松有钻入我党内部，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腐蚀、夺取我党重要权力，而贺卫方则潜伏在民间，以反腐败、反政府的名义充当异议知识分子，组织新西山会议、签署《零八宪章》，策划颜色革命。
他们一边渗透、掌握了我党重要领导权力，通过经济政治改革的名义败坏我党，激化我党与群众矛盾，另一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名，鼓动群众反党反政府。极右势力何其强大，何其狡诈、何其危险！
三 极右派猖獗，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会常年存在一个极右的汉奸买办集团，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仇视宪法、党章、妖魔化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歪曲邓小平理论，他们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瓦解国家、瓦解党、非法暴富、损害人民利益，为帝国主义势力服务？
“风波”过后，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吸取不久前“风波”的教训，反“和平演变”，抵制资本主义，（按照陈云的思路）经济改革坚持以计划为主导市场为补充等等声音逐渐成为全党的主流，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等级别的刊物上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经济层面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先进东西的借鉴与引进还远远不到位。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两极分化并不严重，国有经济也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还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进一步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从此反“和平演变”，把重点放在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及发扬人民民主？两种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那就只好用实践来检验。
1992年邓小平南巡。
当时，极右派的领袖已经被软禁，在风波中冲锋陷阵的极右派第一梯队在美国庇护下逃到国外，成为依靠美国、日本、台独势力豢养的一群民运走狗。而极右派的绝大部分中坚力量则继续潜伏在国内。
当邓小平决定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继续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经济时，他发现，那些热心于“反和平演变”的干部、知识分子由于“风波”已经对于资本主义害怕的要命。而那些热心于改革开放，热心于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士中，有两类人，第一种是真正认同邓小平理论，本质上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想法是先大胆闯、大胆试，错了再改过来，第二种是暂时隐瞒了自己观点的全盘西化派——他们的策略是先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条件成熟后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美国接轨。
所以，邓小平南巡后，那些不“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知识分子进入权力核心领域，这些人中，既有坚持马列毛邓理论的，更有潜伏的顽固的全盘西化派，从那时起，就注定了中国将来必有一场政治危机。
应该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这个不断探索过程中，不断修正错误，才能认识真理。九十年代初，新左派的标志性人物汪晖同志恐怕还处在思想迷茫的探索期，随着九十年代经济市场化的狂飙突进，原来一些认同全盘西化的民间知识分子中逐渐分化出一个反思资本主义的新左派。
而九十年代初高喊反和平演变口号的左倾分子中，也有部分投机分子眼看复兴社会主义无望，因此逐渐加入了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的大合唱。比如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在人民日报：1991.05.29 第5版发表《中国改革决不能走私有化市场化道路》，文中预言说“私有化市场化改革道路将导致两极分化”，“中国决不能走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的理由以外，还有特殊的原因。”“如果中国走私有化的道路，那么，一旦土地私有化，不出１０年，我国６亿农业人口至少将有２亿人丧失土地，即丧失基本的谋生手段。在城市，如果公有制经济通过私有化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逐最大利润，资本家的座右铭是“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样，原来在城镇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工作的１．３亿职工，至少将有３０００万人被推入失业者的队伍。农村和城市这２．３亿失业大军，将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背负着这样庞大的失业大军，什么样的经济都将无从谈起。”正是这位对后来的改革开放看得如此清楚，作出如此预言的教授，在邓小平南巡后，很快也调转自己的风向。
为了道德为了理想的最终走向左，为了金钱为了欲望的最终走向右，这是几百年来人类的政治轨迹……
在八十年代，甚至是在九十年代，部分认同全盘西化理念的人士中有可能出发点还是善良的，而主要是认识糊涂。然而到2009年的今天，在与资本主义接轨的恶果已经充分显现情况下，仍然顽固坚持自己全盘西化观点的，只能用其用心不良、其个人已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收买来解释。因此，马列毛邓派，即社改派是要进一步坚持完善社会主义，进而消除九十年代开始盲目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导致的恶果，即按照邓小平所说，大胆闯了，试了，现在要到了纠正错误阶段了。而全盘西化派，即资改派则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市场化过度的恶果，他们希望要在政治领域也全面与西方接轨，将腐败合法化、将为资本家服务合法化。为了破除阻力，他们只能通过自己在权力体系及在民间积累的力量，发动颜色革命的总攻。一场恶战，恐怕不可避免。
四 极“左”思潮出现--极右派猖獗的直接后果
由于全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文化安全、文化建设问题不太重视，长期存在邓小平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弊端。因此，消解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全盘西化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改革开放时期趁机发展壮大并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出现了极左思潮与极右思潮相互攻击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局面。
客观上看，文化大革命所伤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黄克诚、彭真、王震等在改革开放时期都坚定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受了点冲击，则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产生刻骨的仇恨，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总结评价历史，而是将个人利害得失看作高于一切。用李慎之的话说，叫做“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因为由于革命中的失误导致他们利益受损，这些人便要仇恨革命、仇恨毛主席。这批人以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杜导正等人为代表，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能够在全社会泛滥，其根源便是这些党内的高级干部。当然，极右阵营中也有一些骨干并不是不是因为文革失误的刺激才从毛主席共产党的拥护者变为极右，而是一直坚持极右立场。如当前右翼代表茅于轼公开声称57年反右运动中他“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等极右思潮给改革开放带来极大的破坏。文化安全问题极其重要。可以说中国文化安全防线一旦失手，势必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苏联在解体前，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安全程度远远高于当今中国，但是由于苏共内部文化安全防线被攻破，苏共高层意识形态出现紊乱，进而导致苏联的亡党亡国的悲剧，随后就是苏联地区人民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方面受到史无前例的损害。可见，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从文化防线进攻，进而瓦解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已经成了一个普遍规律。
苏联的文化防线被攻破进而亡党亡国开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国的文化防线被攻破则开始于毛泽东的被妖魔化。也许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总结中国亡党亡国的根源，那一定是中国文化防线被攻破，而敌人的核心任务就是“妖魔化毛泽东”。
毛泽东先是将西方垄断资本的在华代理人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随后又在朝鲜越南两个战场让美帝脸面丧尽，阻止了美帝继续扩张的步伐。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国际共运陷入混乱后，又是毛泽东扛起了反抗美帝的革命大旗。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有史以来的最大敌人。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打败这个东方巨人，那么毛泽东死后，如何在中国及世界消除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消除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大隐患，就一定会成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重要目标。
被曝光的美国中情局“十戒”（形成于1950年代）中第一、二、五、九条分别是：
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第五条：“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台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九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中情局“十诫”已经在中国大面积实践——大大小小的诋毁毛主席形象的造假书籍、文章不断在海外及国内的报纸、刊物、网络上广泛流传。近年以来，在美国敌对势力的运作下，“妖魔化毛泽东”的文化转基因工程得以实施，逐渐形成了海外民运刊物、网站为造假中心，以国内报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及汉奸文人（如高华、徐友渔、秦晖、沈志华、李锐、李慎之、杨继绳等）为深人加工、深入开发中心，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凤凰网、凯迪网（猫眼看人论坛）、天益网、新浪、网易、腾讯等网络媒体为传播主平台，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资料为辅助手段的一整套攻破中国文化安全防线的机构。而我们所观察到的，也仅仅是一个庞大链条的小小分支而已。
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推倒挡在他们面前的巨人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
多年以来，他们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导致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反AB团与富田事变），毛泽东的夺权阴谋导致西路军的失败、皖南新四军失败，毛泽东不会打仗、红军全靠朱德，毛泽东打胜仗全靠情报准确，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使用阴谋导致杨开慧被害，《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大跃进期间有三千万人被饿死，毛泽东鼓动了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女友众多生活淫乱，毛泽东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毛泽东使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迫害要为此负责，毛泽东挑起了文革期间的武斗，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亿元，毛泽东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谣言，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全面颠覆。毛泽东在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下，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毛泽东时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毛泽东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生活腐化，荒淫无耻，屠杀了几千万无辜百姓，迫害了几亿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
笔者就毛泽东形象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做过广泛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凡是对政治、历史话题感兴趣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已经被上述“妖魔化毛泽东”的文化转基因工程所洗脑，许多人直接阅读过相关非毛化的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道听途说，但是却比较相信这些传言。可见纵容“妖魔化毛泽东”已经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奠基者。可以说一旦将毛泽东妖魔化，就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而作为其对立面极右普世价值思潮便开始趁机扩张泛滥。
当前，西方垄断资本所极力传播的极右思潮泛滥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危害，同时也给西方垄断资本带来史无前例的战略利益。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堕落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要防止官员腐败，需要两套机制。一是官员自身的免疫力，官员自身要有一定的修养、道德、信仰。二是监督制约机制，来自下层人民群众的监督及来自上层的监督。如果官员们完全没有良知，他们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线、一门心思追求个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监督制约机制都不会起到作用。
共产党干部要拒腐防变，靠的是干部对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信仰，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产党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泽东”文化战工程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干部看来，原来共产党所谓神圣伟大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谎言。假如连共产党及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是一个生活腐化、堕落无耻、追逐个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让这些干部去坚守那些骗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这种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状态下，腐败、堕落，就是干部们的唯一选择。如果一个基督教信徒，突然发现原来所谓耶稣是个骗局是个邪恶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乱。有人研究过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戴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这些腐败官员几乎都是中情局“妖魔化毛泽东”文化战工程的受害者。
历史上中国人传统道德信仰的导师是孔夫子。毛泽东则是孔夫子的否定之否定，升华版。建国后，中国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导师就是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经人人必读、人人会背、人人实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是无数人真心坚守的信条。毛泽东本身光辉、伟大的革命实践，更是干部及人民学习的榜样，毛主席的这些教导真正地记在了他们的心上。在那个时代，由于毛泽东是伟大而神圣的，毛泽东、共产党所代表的道德与信仰也是伟大而神圣的，共产党的信仰曾经吸引与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人。
当最伟大的毛泽东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几代领导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产党奠基者毛泽东的伟大与神圣都是谎言与骗局，那么后续的种种“特色”理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处，也只能是个骗局。传统文化早已衰落，而毛泽东业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产党这个符号就不再与任何高尚、神圣、伟大的东西相关联。妖魔化了毛泽东，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垄断资本家们，才是金钱的主人。
第二、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是完全对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环境。毛泽东时代的国企之所以效率高，关键原因是企业内从工人到干部，有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改革年代，国有企业最终纷纷垮台，极右势力有意扼杀是宏观因素。从企业内部看，干部腐化、工人丧失积极性是微观因素。当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整个社会上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受重创，拜金主义抬头，人人追逐物欲。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文化环境已经不适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国企的瓦解、国际垄断资本的长驱直入，所以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地化才看起来势不可挡。
今天的国企问题多多，这与改革开放后，许多国有企业废除毛时代国企的鞍钢宪法（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有关。
毛时代国企的鞍钢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国企管理领域的体现。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三套系统约束干部精英知识精英的堕落腐败，实现国家政治清明、经济高速发展：
1，总结儒家道家佛家传统。通过一系列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文化感召激发干部的公心善念，使干部们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
2、借鉴西方近代的制度成果。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工人参加管理”、“工农代表直接掌握各级政府、企业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信”、“检举信”等方式，从制度上约束干部的腐败，使干部腐败、特权行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将法家那套严刑峻法用在干部身上。对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腐败堕落行为惩罚十分严厉。典型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人。
因此，在整个毛时代，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十分迅速。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劳动人民。
改革开放后，毛时代的三套防止干部腐败的制度文化逐渐被极右势力废除。92年后，一大批毫无政治觉悟、自私自利的人成为各级国企的领导。而毛时代的工人享有的民主权力又被剥夺，厂长负责制使国企领导将国企变成个人的独立亡国，98年后则发展到国企干部蓄意搞垮国企，进而MBO侵吞国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国企逐渐腐败、进而效率低下，而此时国家对外资、私企则进行大量政策优惠（如减免税收、放纵逃税等等），国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毛时代的制度与文化则根源于红军、八路军的传统。如果在基本坚持与发展毛时代的文化与制度，国企不可能搞不好。搞好国有企业，难道真的比两弹一星还难？真的比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美帝还难？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八路军、红军的是世界上战斗力最高的政治军事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搞公有制，也必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经济组织，毛时代工业化的辉煌成就已经做了最好说明。普世价值派要想在历史上颠覆这个结论，需要彻底消灭整个人类的近现代史的真实记录。
第三、促动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混乱与分化：瓦解了执政党的政治基础
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萌芽，进入新世纪后逐渐泛滥。此种思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梳理的。
在对政治、社会一无所知的人看来，极“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毛泽东的强烈肯定以及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冒进的失误。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这不仅是执政党的决议，而且这些结论通过一系列的书籍、杂志、影视等意识形态产品，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不料“极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时间重新开始张牙舞爪、焕发活力。
其实，极左思潮的出现与扩张，乃是西化极右势力误导改革开放，大搞市场化私有化外资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
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今天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如汪晖、孔庆东、王绍光、甘阳等恐怕还沉浸在右翼阵营中高喊“全盘西化”的口号，而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反倒成了他们的第一启蒙者。而陈云、王震、李先念、邓力群、魏巍、马宾、李成瑞等老干部虽然不像李锐、李慎之等人彻底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但由于他们在文革中间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迫害所以对文革的负面性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后自然也对毛心存非议，他们认同《决议》，热心拥护改革开放。虽然都反对文革的“极左”做法，但陈云、王震等老左派与李锐、李慎之等伤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们反文革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个人恩怨个人仇恨，他们与毛没有私仇，也不会彻底背叛共产党。而在李锐、李慎之们看来，文革则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实际上就是说革命伤害了他们这些小资知识分子，他们反文革主要是在为个人复仇、发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彻底反毛、彻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虽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还没有“左”到重新认识毛泽东与文革、反对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现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西化派集团，这个集团全面认同资本主义理念，甚至意图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西化派的双轨制、市场化、物价闯关等一系列激进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货膨胀，而非毛化导致高级干部信仰丧失，以“官倒”为特征的大规模腐败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西化派意图利用这种民众的怨气彻底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彻底接轨的目标。这便是在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环境下发生的那次著名的“动乱”。应该说，赵紫阳西化集团的出现与恶行，激化了老干部的进一步左转。据说，当时在很多革命元老级别的老干部（如陈云、李先念等）中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赵紫阳就是毛泽东当年要极力防止出现的“走资派”。应该说，在这些革命元老看来，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西化派集团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据说王震晚年的遗言是：毛泽东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极右的“西化派”的影响在92南巡后更加甚嚣尘上，邓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张更是在经济领域大肆铺开，而许多政治运行规则实际上也已经与美国接轨：资本逐渐开始控制权力，官员成为资本家的走狗。这种在左派看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场景直接刺激了“极左”的毛泽东主义的复兴。比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因为认定由于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当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党中央却毫无作为，事实上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近几年愈发激进，成为“极左”代表。魏巍、马宾、李尔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异。这一“极左”派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资本家与官僚掠夺工农大众的制度，因此必须反对。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复辟，那么毛泽东当前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举动就是伟大的，他当年告诫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义将来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几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们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关系：极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极右势力影响中国改革时间越久，中国与美国全球化接轨的后果代价越严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严重，毛泽东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越大。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在全盘西化派即极右西化派主导下，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成为强势阶级，而劳动者工农群众成弱势群体、领导阶级地位名存实亡。而魏巍、马宾们这个阶段的思想立场此时亦更加激进，尽管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谁都多，但他们却出现了彻底反对改革、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倾向。邓力群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对文革的认识在晚年竟然也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更多地肯定毛泽东。
进入新世纪，那些尚且健在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们，如果没有彻底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毛泽东对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经与《决议》里所蕴含的彻底否定的情感姿态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实践上没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随着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大肆推进、战略龙头产业被外资并购、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西化派搞垮侵吞、两极分化与美国匹敌，工人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第八阶层与第九阶层（最后一阶层是流浪汉之类），“极左”思潮的泛滥已经不可阻挡。而到了这个年代，假如当年的元老们如陈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恐怕也会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极左”思潮。
眼下，一场恶斗已经不可避免。如果社改派战胜资改派，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那么极左思潮自然烟消云散，那么历史将属于毛泽东也属于邓小平。如果资改派最终战胜社改派，极右派进一步掌控军权，中国会迅速全盘西化，沦为美国真正的殖民地。被斗败的社改派残余将与极“左”思潮合流，极“左”思潮将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而历史将更多地属于毛泽东。
极左思潮出现，与极右派常年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帜歪曲邓小平理论有关系。极右派的战略阴谋是将邓小平歪曲包装成一个真正的走资派，只是他讲究策略，讲究时机，慢慢来，逐步地将中国全盘西化而已。他们制造了种种谣言，用这种谣言绑架全党实现他们的全盘西化的图谋。
第四 中国极右派以妖魔化毛泽东的方式反毛，而以歪曲邓小平理论的方式反邓。
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被这种阴谋所误导。而这种谣言无疑将更加刺激极“左”思潮的兴起。
比如前几年，香港出版沙士著的《遗嘱》，其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般人难以分辨真假，极容易相信为真。该书主旨是说邓的遗嘱是中国最终要与美国接轨，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并且将这个遗嘱交托给了第四代。该书极其核心部分内容长期在互联网上流传，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封堵（中国互联网整体上掌控在极右派手里），也不见任何辟谣。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出现的结局使那些本来就极度失望的左派人士更加向极“左”思潮靠拢。
再比如，极右派核心人物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利用其掌控的《炎黄春秋》常年制造歪曲邓小平理论的谣言。比如09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中宣称：“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看，给人造成唯一的印象就是邓小平其实归根结蒂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
但是据学者奚兆永考证：
“去年，《凤凰周刊》曾刊登过一篇夏榆专访杜导正的文章。其中也谈了这个所谓的邓小平三句话。当时杜的说法有所不同，那里说得比较具体，说是‘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杜导正并说他看的是‘官方的记录’。而在这之前的2007年，杜润生也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里说，‘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去年和前年，我对两位都姓杜并且都是《炎黄春秋》的‘核心’所讲的有关所谓的邓小平的话，都写了文章提出质疑。现在 杜导正 先生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澄清我的质疑，反而露出了更多的破绽，实有进一步提出质疑的必要。
去年 杜 先生说‘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我曾根据新闻三要素，指出 杜 先生提供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很不明确，并且根据我查阅《邓小平年谱》和《人民日报》所载邓小平在‘1987年秋’的全部活动的情况，指出根本就没有什么邓小平会见‘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这回事。文章还分析，会见不公开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如果真的很保密的话，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 杜 先生也是不可能看到这份‘官方的记录’的。现在， 杜 先生又把时间由1987年秋改为‘80年代’，时间不是更具体，反而变得更模糊了；人物也由‘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改为”‘非洲领导人’，也不是更具体，反而更模糊不清了；而地点，则和过去一样，仍是没有。至于所谓记录，也由‘官方的记录’改成是没有‘官方的’三字的‘记录’了。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所谓‘记录’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件笨事，查阅了整个80年代的《邓小平年谱》，仍然没有查到 杜导正 先生所说的那个谈话。还有使人怀疑的，邓小平与一个非洲领导人（是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领导人？还是某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谈话记录竟然没有对方的提问，只有邓小平的回答，而且所说只有三句话，完全像是发布指示或命令，这也让人匪夷所思。总之，我怀疑这个所谓的谈话是捏造出来的。再说，发布邓小平的文献应该是中央档案和文献部门的事，杜润生 和杜导正 先生有什么资格发表邓小平的未公开发布的文献？”
奚兆永的结论是：“所谓邓小平的三句话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制造的一个谣言。”
另外，极右势力常年累月歪曲邓小平理论的言论可以说汗牛充栋。这里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某些部分为例：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歪曲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就模糊了生产力、综合国力的性质，为他们大搞资本主义铺平道路。同时，也把提高生活水平的主体模糊化，极右派搞的改革实际上是扩大两极分化，提高了极右派自己生活水平，而降低工人农民生活水平。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邓小平说过不讲姓“社”姓“资”，但他主要是指一个具体的机器，一项技术，充其量是对一个局部来讲，从来没说过在全党全国的路线、道路上不讲姓“社”姓“资”，否则就是违背宪法党章。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不讲姓“社”不姓“资”歪曲为在国家发展道路，在改革路线上不讲姓资姓社。极右派指责马列毛邓派反改革，后者自称为社会主义改革派，而极右派则从来不强调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尽量不用这几个字，像避瘟神一样躲避这几个字。
中央党校的王长江、周为民之类，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等脑残刊物，吴敬琏高尚全之流多用此招数。
在南巡讲话中，对于特区，邓是要明确要问姓“社”姓“资”的。而且判断特区姓“社”的原因在于“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当时特区这个全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地方都是如此，所以邓小平觉得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现实基础的。那么今天呢？莫说特区，就全国范围而言，公有制还是主体吗？外资还只占四分之一吗？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他们搞的改革开放永远正确，问题都是毛泽东的遗毒。谁要是“看”，谁就是反改革。谁要是纠正改革中的错误，谁就是反改革。今天谁要是提出来“证券、股市问题这么多，是否考虑关闭？”极右派肯定给你带上极“左”，四人帮分子的帽子，中国的极右派是一伙赤裸裸的反邓分子。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这段话的意思歪曲成“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将这句话改成“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引号的“左”指的都是极“左”。而不带引号的左则包括马列毛邓等理论，而共产党本来就是左派。极右派通过歪曲，达到了他们反党反毛反邓的目的。
“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与邓的指示全面对着干。因为要与美国接轨，所以他们鼓吹嫖娼合法化、腐败合法化。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邓小平警告：由极右势力主导，“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这段很难歪曲，所以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由于这段很难歪曲，所以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极右势力歪曲的策略是：同上，根本不宣传，从来不提。
五 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改革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战略上不能再犯一点错误。
毫无疑问，当前极右派（即全盘西化派、新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派）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敌人。
持极左观点的，主要是那些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层工农大众，这种思潮的出现由于极右势力对改革开放的严重破坏、非毛化西化严重泛滥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些人本来是共产党的铁血核心，但是在极右派极力通过一系列误导与阴谋，离间这两者的关系，妄图使这两者火拼以坐收渔翁之利。
综上所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以社改派为核心，团结包括极“左”思潮在内的泛左翼健康力量，要重点清除极右派对于改革开放的误导力与破坏力，着重提防极右势力上下勾结密切配合发动颜色革命。粉碎他们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搞全盘西化，以邓小平的旗号反党反宪法反邓，通过造谣、歪曲邓小平理论来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的阴谋。
只要防右目标完成，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那些持极“左”观点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层工农大众必然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铁血核心，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社会将真正进入稳定发展的崛起盛世。
这是改革开放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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