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与博源基金会保持距离--警惕权力、资本、汉奸学者的邪恶联盟
何雪飞
一、秦晓事件的历史背景
招商局集团兼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刚卸任)因为高调地力挺美式普世价值、力批中国模式，而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招商局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亦被列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一般的央企负责人大多对媒体避之不及，即便是在媒体曝光也常常只是谈论企业经营、经济管理之类的话题。而那些私人资本寡头更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政治话题，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万众瞩目的王石、潘石屹等人，虽然他们出身民运且价值取向属于极端亲美反共的极右势力，但是都不敢在主流媒体上公开谈论政治。哪怕是胆子最大的大嘴任志强也仅仅是止步于鼓吹高房价、鼓动消灭国企等经济话题，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
造成这种局面，归根结底在于，八十年代末动乱之后，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在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引发的社会动乱，究竟有没有经济层面的根源。当时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社会动乱的根源，那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需深入到经济层面去纠正错误的改革。如果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导致出现了大批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阶层，而这些资本家明确选择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并试图影响改革、摆脱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按照邓小平的话，叫做真正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可以说，党内右翼资本主义改革派(资改派)推动改革的典型手段就是张维迎06年在新西山会议上总结的“打左灯，向右拐”。为了配合这种战略，资本家们必须装出一幅大体服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姿态，表明他们拥护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他们本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阶级。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只看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喋喋不休地宣传自由主义、美化美国、妖魔化毛泽东;而党内高层的资改派则采用暗示的方式标示自己信仰自由主义，但公开场合却不得不仍然高举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而那些新生的资本家们更不敢在公共媒体上对敏感的政治话题指手画脚。
从表面上看，在中国的所谓企业家群体中，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秦晓。央企负责人中，大部分是政治糊涂虫，虽然有不少人信仰自由主义，但秦晓却是唯一敢于公开亮相的异数。作为一个央企的负责人，作为一个掌控大量资本资源和权力资源的权贵精英，不仅到处大谈国企彻底私有化，甚至敢于大力鼓动普世价值、批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秦晓的出现，并不是他个人的心血来潮。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可以说，秦晓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说明党内右翼势力已经抛弃了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撕下了伪装;这个信号宣告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正式诞生，并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阶级已经明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他们除了掌控了巨额社会财富、控制了大量主流媒体(南方系)外，甚至可以说拥有了自己的隐形组织;这个信号预示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将把自己的巨额财富投入到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的一场颜色革命中。
二、博源基金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彻底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
秦晓2010年7月在清华的演讲《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一篇老生常谈的陈腐不堪的自由派言论。看看秦晓的发言，如果是说在80年代，似乎还有点新鲜。但是秦晓的演讲及相关论文著作却是发表在2010年，除了网民们早已腻烦的几段自由主义教条外，几乎啥都没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如果在世，肯定拍案而起，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陈词滥调。看看秦晓的言论：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秦晓似乎特别乐于被别人称作学者型企业家。可是，翻遍秦晓的著作，几乎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思想创建，他的文章和发言也大多回避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实质性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外资泛滥经济安全问题突出、国资流失、信仰缺失导致政治腐败等)，仅有的就是8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自由主义那些抽象而空洞的口号，即所谓“个人权利”“自由”“启蒙”等价值理念，以及鼓吹中国应该转型为在这些价值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私有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民族国家——总而言之，就是中国应该全盘西化，走美国式道路。
在当今的中国，任何一个自由派学者说这番话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因为这些东西随便哪个自由主义地痞流氓阿猫阿狗喵喵汪汪几句，都能比秦晓的发言更有学术水平。然而秦晓则不同，就像寓言《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一样，秦晓必然引起万众的瞩目。一则，一个没穿衣服的人(发言水平低下，空洞无物)，却如此自恋，张牙舞爪，倒也十分滑稽可笑。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必定是皇帝。
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论战多年，几乎一直停留在知识分子、学术刊物、大众媒体等民间范围。而秦晓此次发言之所以万众瞩目，不在于秦晓的发言多么精彩，而在于秦晓背后站着中国最强大的两支力量，一曰掠夺性资本，一曰腐败性权力。秦晓近期的一系列表态，尽管是毫无新意，但却旗帜鲜明地扛起了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大旗。人们关注秦晓的发言，并不是去关注秦晓说了什么，而是把秦晓的表态当做一个事件。尽管人们都知道南方系自由派文人已经彻底垄断了中国的平面媒体和互联网门户网站，尽管人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几乎都一边倒的有利于国内外的大小资本家权贵去剥削中国的工农大众，但是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国的宪法党章中却仍然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符号当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左右派的人们都已经从个别高层权贵某些模棱两可的发言中认定他们是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的信徒，可这也从未得到确认。而秦晓的横空出世则是一标志性的事件——自由主义终于和中国最腐败最邪恶的权力和资本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相互勾结起来了。几乎已将工农大众掠夺干净的权力和资本，终于开始公开抛弃特色社会主义的伪装，直接扛起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大旗。陈永苗等激进的自由派草根文人之所以当初对秦晓的发言欢欣鼓舞，并兴冲冲地去参加人家的盛宴(滑稽的是这些自由派草根被自由派权贵轰出门外)，原因就在于这些自由派草根敏锐地发现了秦晓事件的深层含义。
博源基金会，这个秦晓最近全力以赴推出的经济、政治、学术组织，可以看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和中国最邪恶的资本和权力相勾结的具体实践和典型标志。博源基金会网站公开的自我介绍给人们想象它的真正内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博源基金会倡导多学科交流，通过疏理问题、建立框架和寻求共识来促进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间的对话。
博源基金会理事会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 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汇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
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除了上述正式成员外，像马立诚、张维迎、吴敬琏、李锐等臭名昭著的汉奸学者都是积极参加博源基金会学术活动的骨干。这个基金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以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为后台，对中国高层政治、中国舆论有着强大影响力的隐形政治组织。可以说，博源基金会一出世，便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们网络旗下。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早已彻底堕落，今天他们集体跪在腐败权力及罪恶的资本面前，甘当为之涂脂抹粉的乏走狗。
张宏良对此评价说：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基金会，虽然这个基金会表面上叫基金会，其实完全是一个金融精英为主体的政党雏形，囊括了中国金融领域几乎所有顶级高官，其中有两个中央银行副行长，一个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两个前证监会主席，两个前证监会副主席，许多个中国国家级金融公司的董事长，许多个世界金融财团的董事长、主席，甚至连美国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原欧盟副主席等都包括在内。这些基本掌控了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官僚大佬，还仅仅是一些公开露面的前台人物，其后台人物是何等惊天动地，就更是可想而知。】
三、秦晓模式的本质1：掠夺全民的财产
当然，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人不一定是人民的敌人。正如毛泽东们也曾掌握国家权力，而恩格斯本人当年也是有名的资本家。
自由主义倾向的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历史业已证明这句话只有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才是真正恰如其分的。因为人类有文明以来的历史中，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传统宗教的信仰者曾掌握权力和资本，但不曾腐败。而社会主义社会中更有无数共产主义信仰者曾掌握权力但也未腐败。相反，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自由主义信仰者一旦掌握权力和资本，我们还找不到不腐败的案例。因为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共产主义价值观，其核心都是强调人应追求精神价值—人应该无私、集体主义、利他，尽管前者是愚昧的而后者是科学的。只有自由主义价值观才将物质享受当做价值核心：所谓自由主义的核心不过是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私有理、金钱崇拜等理念。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哲学，就是教人腐败、自私、自利的哲学，同时也当然是为这种腐败和自私、自利辩护的哲学。
我们断定秦晓和他的博源基金会背后站着邪恶的权力和资本，当然是依据秦晓等人的所作所为。
2008年底，秦晓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谈《我的改革开放30年》：
【《21世纪》：从李鸿章开始，招商局传承的过程中，关键时期的掌舵人都有一种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者说为中国的现代性努力的情怀?
秦晓：肯定会有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产生的，是东西方文明的遭遇，是没有准备的，遭遇之后触发了很多的变革。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会产生一系列变化。
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也是一个进入全球化，中国崛起的过程，肯定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你如何把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东西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
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背离了很多基本的理念以及企业面临的环境，或者背离了被时间证明了的一些核心的东西，而单纯地去把爱国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这个企业也会偏离的，我认为摆在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秦晓的意思很明确，作为一个央企的负责人，招商局集团的董事长，他不会把“民族爱国主义”旗帜举得太高，而是“把一个国家的利益，一个民族爱国主义的东西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试想，一个国有企业负责人如果公开地宣传自己不把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放在很高的位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央企的所有者是全民，秦晓作为与招商局的董事长的职责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秦晓那里，竟然连国家利益、爱国主义都能弃之不顾，何谈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
正如秦晓在清华的演讲《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中所宣誓的，秦晓选择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反对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毫无疑问，他更加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思想取向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秦晓们，这些新生的资本家们，之所谓选择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作为他们的旗帜，不过是因为这种主义能更好地服务他们自身的利益。秦晓在他的清华演讲中还谈到：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并且，秦晓几乎是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其主张。2010年10月，秦晓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在《秦晓访谈录 国企资产应分散给民众》一文中，秦晓继续鼓吹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主张。有意思的是，秦晓跟记者谈到：“有的人提醒我注意场合，不要那么尖锐，我还特意把特别敏感尖锐的事藏起来不讲了。”可以想象，秦晓的真实想法将是如何地惊天动地。
秦晓在清华演讲中说：“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他难道不知道，即便是所谓资本社会化、股权分散化的美国，其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和基尼系数仍然和当今中国不相上下?所谓美国资本社会化，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今天美国的经济资源仍然控制在少数资本寡头手中。美国社会之所以比中国稳定并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不过是因为美国能够通过金融交易、贸易、投资等方式剥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这使美国资本寡头有相当多的社会财富来缓和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兴起后，美国资本寡头为了防止本国国内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兴起，不得不向本国民众部分让利。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受挫，苏联解体、中国大搞私有化，美国垄断资本也抓紧了对民众的重新掠夺，两极分化、阶级矛盾重新激化。美国资本社会化的本质，如果说在50年代至80年代属于垄断资本寡头向民众让利外，那么90年代以来资本社会化的本质则是资本寡头重新掠夺民众。
而作为中国国企的老总，秦晓否认国企能够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其目的就是要将国企消灭，将国企私有化，“分散到民众手中”。自由派总是像阿Q讳谈自己头上的癞疮那样讳谈资本家、阶级等字眼。他们将私人资本称作民营企业，难道这些企业就真正属于人民由人民经营并为人民服务吗?
我们看看，秦晓的主张所谓将国企“分散到民众手中”的本质是什么，秦晓将国企分散到了谁的手中?
尽管人们尚无法了解秦晓的真正黑幕，但闲言和张宏良的揭露已经足够给秦晓们定性了：
闲言在《这样的“婊子”也敢出来立“牌坊”》《秦晓们的恐惧》《秦晓的蹊跷》等文章披露：
【2003年，就在平安保险于香港上市的前夕，秦晓将招商局持有的平安保险股份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转让给“由自然人控制的两家投资公司——宝华投资和源信行投资”。而在此之前，汇丰是以6•3倍的溢价受让平安股权的。秦晓前一天才以十几亿的价格转让国有股份，后一天平安上市即价值4百亿。一进一出之间，差价3百多亿。
由于在交易之前，平安上市及其股价的飙升都已经是确定的，所以，秦晓实际上是将价值4百亿的国有资产作价十几亿卖给了某几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行为，秦晓竟然没有被惩以极刑，甚至没有被追究，可见其背后靠山之硬，也可见这么一大块馅饼，并不是他个人一口吞下的，参与者的背景深不可测;更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的悲哀，所谓反腐倡廉、取信于民之苍白无力——既然背景深厚者可以明目张胆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而不受追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廉洁奉公?】
【这样明目张胆、毫不掩饰地鲸吞巨额国有资产，当然不可能是秦晓个人完成，当时的主管部门和国资委难辞其咎;能够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状和调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测。由于背后有人，鲸吞顺利完成，秦晓个人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稳固。但是，没有追究、没有刑责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不能改变秦晓们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事实。这是他们的“原罪”，这一刻，忐忑、恐惧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终不能磨灭。
不在恐惧中爆发，就在恐惧中灭亡。所以秦晓要爆发，要找到一个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远免于恐惧的出路。于是他组建了博源基金会，提出了所谓“现代性”——这个圈子绕得有点大，中国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因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被他的漂亮词藻绕进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帮闲以及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地问一句：秦晓折腾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难道他想把已经揣到兜里的400亿元拿出来，还给大家吗?
当然不是。纵然从最善意的角度揣测，他也无非是想来个天下大乱，建立新朝后，前朝的罪过可免于追究，秦晓们也就可以免于恐惧了。如果再现实一点分析，他们这是想利用已经到手的金钱和影响力，乱中取权呢。
秦晓的这些说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是一个“原罪共同体”。他们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各有不同，但性质一般无二，都是借助权力，将公产纳入私囊。他们需要一个出头者，一个代言人，于是刚刚退休、又不甘寂静的秦晓就俨然成了旗手——谁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调下面，隐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惧。】
【为什么退休后的秦晓比在位时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两点：一，秦晓的身份不简单，并不仅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长”，背景深不可测;二，秦晓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许是为了奖励秦晓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一个是以超低价卖出，一个是以超高价买进，都是堪上教科书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马后的辛劳，或许是秦晓在上述两案中不惧“千夫所指”的表现为主子所看重，认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还为他打造了另一个舞台，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冲锋陷阵、保驾护航。】
张宏良在《“博源模式”的巨大灾难》一文对秦晓的揭露更加深入和彻底：
【或许一般人们并不知道闲言和司马南挑战秦晓及其背后“带头大哥”的巨大风险，更不知道“博源阵营”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经济劫难。由于此前我们多次指出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改制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劫难，所以我们深知触及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黑幕的巨大风险。中国金融改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远远超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对外赔款的总和，这种天文数字的惊人损失，主要是通过一种特殊抢劫机制形成的，无论我们把它称作是“秦晓模式”、“博源模式”或是“平安模式”，其对中国人的损害和侮辱，相信再过数百年，中国人提起来仍然会愤恨难平。仅就秦晓他们联手外资操作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改制这一个案例，就造成了中国成千上万亿资产的损失。虽然平安保险公司名字上还叫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但实际上早已成为英国汇丰银行控股的公司，到目前仍然挂着中国的名字，不过是为掩人耳目，继续更大规模抢劫中国财富而已。
这家1988年成立的金融公司，是中国同时拥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和海外融资等全部金融牌照的唯一公司，在获取了全部金融牌照以后，便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惊人低价卖给了英国汇丰银行和几个匿名中国人。几个匿名中国人中便有此前我们多次提到的那个北京出租司机的女儿刘芳，当时只有24岁，拥有3.8亿股中国平安的股份，最高市值超过500亿人民币。后来感觉到让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作为第五(实际是第四)大股东的替身太刺眼，便让刘芳注册了一个叫源信行的投资公司，股东名称便由原先的刘芳变成了现在的源信行。至于这个替身刘芳背后是谁，传说就是闲言和司马南文中提到的那个“带头大哥”。平安保险的惊人之处，倒不是在于它是享有全部金融牌照的中国唯一公司和拥有数百亿元的替身股东，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惊人财富流失。平安保险以几十亿人民币卖掉后，随即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先后上市，一上市就募集资金超过了500亿元，三年后最高市值超过1万1千多亿人民币，是英国汇丰银行最初50亿人民币投资的220多倍。
中国老百姓流血流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留向了极少数买办和洋人的腰包，这就是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根本原因。
只是财富抢劫的游戏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更加精彩的还在后面。在通过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使中国损失掉成千上万亿财富后，又以平安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平台，通过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领域，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地从中国不断榨取更多财富，特别是又通过重组、兼并、换股、控股等手段，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分文不花地攫取了包括中国三家银行在内的上百家大型企业，资产规模不亚于许多中小国家，深圳发展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秦晓所谓的向现代性转型，将国企私有化，将国家资产全民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是重要的关键的一步。而其具体内涵和本质就是指通过暗箱操作，由他们几个少数资本家和官僚瓜分这些资产，并用这些瓜分来的财产，成立博源基金会、收买自由派知识分子，为这种瓜分进行学术辩护。而最终目标则是搞颜色革命，瓦解共和国，使中国转型成为秦晓们能够彻底掌控的所谓“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即和平演变为一个能够充分保障秦晓们的个人财产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性国家。
四、秦晓模式的本质2：败坏国企，败坏社会主义经济
秦晓们及其博源基金会可以说中国当前最邪恶的权力、资本及汉奸知识分子的联盟。除了上述鲸吞国有资产外，秦晓们另一大罪状则是将他们无法鲸吞的国有资产败坏，通过高管高薪、高管独裁的方式进行隐性掠夺。
2010年9月自由派文人叶檀在《南方人物周刊》发文《普世价值的推动者秦晓》。文章对秦晓评价说：“与其说秦晓是国企掌门人，不如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最不像国企掌门人的掌门人，他致力于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普世的现代性。”“在公司内部，秦晓一言九鼎。”
叶檀大力称赞秦晓“致力于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指的就是秦晓力图使国有企业摆脱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国家利益等基本性质，使国有企业的资产财富最终落到纯粹的资本家手中。叶檀说秦晓“个性非常强硬” “在公司内部，秦晓一言九鼎。”秦晓是如何做到在国企内部一言九鼎?其做法原来是给高级管理人员以巨额高薪，大搞高管独裁。
2009年3月初金羊网-新快报报道《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称行长年薪900万物有所值》：
【新快报讯 (特派记者张潇 陈志龙 陈红艳 尹辉 陈琦钿 陈红艳)从平安马明哲的6600万元年薪，到国泰君安曝出的“天价薪水”，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是本届两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日前，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驻地北京铁道大厦，招商局董事长兼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一露面，就被几十位媒体记者紧紧挤在了酒店大堂的柱子旁边动弹不得，记者们的矛头就直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的薪酬问题。据2007年年报显示，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当年税前年薪达到963.1万元，也位于国内金融业的高薪行长前列。
“马蔚华的薪水是董事会的决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物有所值的。”秦晓回应称，招商银行高管的薪水是与其盈利情况相适应的，如果盈利降低了，肯定薪酬也会降低。“当然，如果整个行业都调低了，我们董事会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我觉得过分炒作金融机构领导人的薪酬问题，是会有很多副作用的。有些声音是可以听的，但不要太过于道德化、政治化，应该回归到理性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多年以来，中国百姓对国企高管高薪问题十分痛恨。二马，平安保险的马明哲和招商银行的马蔚华，这两位分别是中国高管年薪排行榜上的状元和探花，一个年薪6000万，一个年薪900多万。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的利益可以说都是由秦晓所输送的。前文已经讲过，秦晓和平安保险的黑幕。而探花马蔚华的巨额年薪，秦晓干脆承认“是董事会的决定”，换而言之，就是由他这个在招商局内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董事长所直接决定的。在广泛的民怨面前，秦晓力挺马蔚华，看看秦晓所说的：“我觉得过分炒作金融机构领导人的薪酬问题，是会有很多副作用的。有些声音是可以听的，但不要太过于道德化、政治化，应该回归到理性上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秦晓自己拿多少年薪?恐怕不会低于马蔚华吧?秦晓在勾结资本家鲸吞国有资产中又获得多少暗箱利益?这恐怕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人们无法确切得知这个让人恐惧的数字。这个巨额数字背后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摧毁共和国的资本力量。显而易见，假如秦晓们的颜色革命式现代性转型大功告成，人们更加无法得知甚至去追问这个数字。
从鼓动、操作并捍卫国企高管的高薪，到勾私人资本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秦晓们可以说无恶不作。秦晓们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彻底对立的。秦晓们掌握了中国改革的权力，掌握了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最大悲哀。只要秦晓们还盘踞在国企内，这些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个人主义的信仰者必然要排挤打击诸如雷锋、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马凤山、倪光南、王宏斌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仰者。试想，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等拿着微薄的工资，在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搞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石油工业、电子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装备工业，搞出了大寨大庆，搞出了自己的两弹一星、大飞机，曙光号(载人航天)。如果钱学森们的精神被发扬光大，秦晓们必然无地自容。只要秦晓们还盘踞在国企内，他们必然全力阻止国企走向正途。试想假如秦晓退离招商局集团之后，类似钱学森王进喜倪光南王宏斌之类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成为招商局集团等央企的高管，他们必然真正将全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中国国企成为西方垄断资本望而生畏的强大对手。那么，与之对比，秦晓们毫无功绩，罪行累累，却拿天价高薪的合法性何在?秦晓们为了防止自己被清算，他们只能安排自己的手下马仔继续控制国企，继续搞高管高薪、搞高管独裁，直到将国企彻底败坏，再最终彻底将其鲸吞。
五、请与博源基金会（权力、资本、汉奸学者的邪恶联盟）保持距离
秦晓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后，秦晓在招商局网站上如此鼓吹自己的政绩：
从2000 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增幅441.2%，年复合增长率20.64%;母公司净资产由107亿元增长到720亿元，增幅574.61%，年复合增长率23.63%;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元增长到178.52亿元，增幅1282.61%，年复合增长率33.89%;母公司净利润由4.68亿元增长到97.99亿元，增幅1994.19%，年复合增长率40.21%。
其实，只要看看从2000到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中国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上涨了几倍，石油、煤炭等基本资源的价格上涨了几倍，秦晓贱卖平安股份后平安股份暴涨了多少倍，人们很容易看清楚秦晓在招商局集团折腾10年交出的成绩单的确是差的可以。一心只想鲸吞国有资产、拿高管高薪的国企高管，怎会真正将一个国企搞好?更何况，2003末年秦晓在央视《对话》中，当着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的面公开承认：
【我这两天在北京开会，我公司的那些领导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年利润是做成17亿还是18亿呢，还是20亿呢?我说你等我回去看看国资委的考核条例我再给你定。】
显而易见，秦晓毫无廉耻的自吹自擂--即所谓在他十年任内，再造了招商局，拯救了招商局，使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云云，不过是按照这种方式“做成”的。
而据说连顾雏军对此愤愤不平。顾雏军说秦晓能够在央视公开谈当年的利润是做17亿还是做21亿。顾雏军说道：“他比我还露骨嚣张，但是他没事，我出了事。这就是中国法律。”
如果不是有高层权贵的全力庇护，比顾雏军更加作恶多端的秦晓早已经锒铛入狱了。
令人可笑的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则集体匍匐在秦晓们金钱和权力的脚下。这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悲哀。当前，秦晓的博源基金会已经将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笼络，显而易见，大部分自由派的确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选择与邪恶的权力和资本结盟。
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的幸运。我们来简单分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过程。在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的自由派们高喊自由主义的口号，他们迅速将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欺骗。等苏联、东欧自由派们开始大肆侵吞国家资产、掠夺民众时，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彻底瓦解了，这些自由派们已经彻底掌控了国家的政权、媒体及军队。等人民发现，那些主张国企私有化、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自由主义官员和知识精英，如“叶利钦”、“雅科夫列夫”“ 盖达尔”之流，原来是一群贼时，为时已晚，百姓的怒火已经无法彻底清算这些已经彻底掌握俄罗斯局势的自由派官员和学者。中国的情况则相反，由于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的巨大遗产，由于中国爱国左派力量的强力制约，中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学者始终被四项基本原则及党章宪法等紧箍咒所限制，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瓦解共和国，而这些自由派官员和学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在瓦解共和国前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鲸吞全民财产，大搞国企私有化，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这就使他们的本质提前暴露，这就使他们不能再像苏联东欧自由派那样欺骗人民，这就决定中国自由派必然最终彻底失去民心。秦晓及博源基金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自由派势力已经高度恐慌，他们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必然更加被动，因此不得以让秦晓这个恶行累累的人去冲锋陷阵，因为放眼中国，那些著名的自由派文人和官员们，都已经彻底腐烂，已经找不到一个干净点的“哈维尔”来蒙骗人民了。
当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非都是汉奸。个别的、有良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并不清楚秦晓的本质，他们有可能仅仅是看到秦晓高喊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便被其欺骗，引以为同类。他们想不到，秦晓们选择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仅仅是因为这种理念在当今中国(与其他任何理念相比)能更好地为他们掩盖恶行，更重要是能够继续为之牟利。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思想理念，自由主义自然有其正面意义和正面价值，在对权力本身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点上，左右派是一致的。最后再向那些尚有一丝良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提醒一声：如果不想彻底败坏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声誉，请与马立诚等那群汉奸学者们保持距离，请与高谈自由主义的腐败的权贵官员们保持距离，请与掠夺中国民众的国内外资本家们保持距离，总而言之，请与秦晓们和博源基金会保持距离。
秦晓为何让魏京生欢欣鼓舞兴奋不已?
何雪飞
一、秦晓—体制内的“中国新右翼”代表?
2010年1月12日，法国国际广播网站有这样一则报道《中国新右翼——体制内的"普世派"》，为纽约特约记者倪安，文章开头写道：
【新年伊始纽约民运人士举行新年联欢。近年来很少现身此类活动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从华盛顿开车数小时赶来与会。他兴致勃勃地发表了即席演讲，告诉大家一则新闻，去年在中共体制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叫“中国新右翼”， “他们的纲领是中国必须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知道共产党那一套玩不下去了。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也已经知道，这个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魏京生告诉民运人士，“机会快要来了。”“我们应该加把劲。在纽约我们重新聚在一起，重新把气氛搞起来。”】
魏京生为何如此兴奋不已?他所说的“中国新右翼”(体制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纲领是中国必须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究竟指的是谁?
让魏京生引以同类欢欣鼓舞并兴奋不已的正是秦晓。
法国国际广播的记者是这样报道的：
【(魏京生的)消息可能出自《多维月刊》去年8月的一篇报道。报道说，2009年7月1日下午，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与博源基金会在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主办了题为《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的研讨会。与会200多位嘉宾大部分为商人，发表主旨演说的是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会主席秦晓。他对会议主题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变革的方向就是个人权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体等。
报道说，中国新右翼正积极寻求思想共识，正有力兴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报道指出，他们主要是中国商人的公共组织，如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等。
巧的是，新年元月7日，我们有机会在纽约听到秦晓的发言。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大经济研究所在纽约证券交所举行“2010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与林毅夫同台演讲。全部用英文发言的研讨会在国营中文媒体的视野里最后只剩了林毅夫关于美中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的热门话题的标准简单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则是秦晓发言。
他挑战官方的“中国模式”，说，“有人认为经济危机过去20年，显示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有个真正的中国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改革只有一种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产。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产品的提供。”
他调侃中国特色——“我们总是在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中国的颜色。我认为那一定存在着某种基本色，如果没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特色’?如果没有基本色，中国特色又有什么意义?”
秦晓挑明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并推崇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他说：“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中国政府将其合法性依附于经济表现，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经济表现好就没有动力进行改革;那改革出现麻烦呢?所以我们应该将合法性依附在现代体系之上，我们需要承认普世价值。它从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开始，对此也许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国因素，如‘和谐’，或亚洲文化，但一般来说来，理性、自由、个人权利是一些基本价值。在中国有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观的辩论，我同意存在这种普世价值，但可以有不同特点。”
秦晓是北京老三届高中毕业生，50岁时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从2001年开始任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至今。本身是国企老总的他却认为国企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他说：“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秦晓指出，政府不应该控制国有企业的巨大资产，而是应该将其转移到社会网络，如退休基金，或投入股市管理。政府的功能应简化到集中提供公共产品。
有与会者问他，他的改革主张同最近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的异议人士刘晓波有什么不一样时，他解释道：“我是体制内的，主张在体制内改革。”
秦晓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曾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一定要有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来作支撑。” 他认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不只适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义。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他在1978年就提出了中国要有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30多年后，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的原点。
】
最让人震惊的是，当与会者问秦晓，他的改革主张同最近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的刘晓波有什么不一样时，秦晓的回答竟然是“我是体制内的，主张在体制内改革。”这等于是说，秦晓自己承认，他的改革主张与刘晓波完全一致，这就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零*八宪章。而体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零*八宪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的一切党章宪法都是彻底对立的，采用任何方式在中国实现刘晓波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零八宪章主张，都是在“颠覆国家政权”。不同的是，刘晓波在体制外，通过体制外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而秦晓在体制内，通过“体制内改革”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借用《西游记》的故事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刘晓波颠覆国家政权，恰如孙悟空拿金箍棒打铁扇公主，结果被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扇子扇出万里之外;而秦晓比刘晓波厉害多了，他们的方式则是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彻底制服铁扇公主，达到最终目的。
另外，秦晓在国外竟然如此肆无忌惮。要是一般的副部级干部、国企董事长在海外发表这样的言论，恐怕早就惹祸上身了。可见秦晓的背景实在不一般。
二、自由主义为何成为婊子的牌坊?
信仰自由主义、现代性、普世价值的秦晓果然对自由主义的真谛领会的十分深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所能享受的实质自由是远远高于工人的，因为资本家阶级独自享有对企业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垄断权)，而工人除了劳动力外几乎一无所有。工人和资本家表面上拥有同样的自由(比如一人一票)，实际上自由的大小却十分悬殊(比如资本家控制了主流媒体，也就控制了许多工人的思想)。基于类似的原因，秦晓所享受的自由也是远远高于普通官员普通民众的，因为他掌控了巨额的经济财富和深厚的权力资源。这恐怕也是秦晓等自由派为何主张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而反对平等理念为内核的社会主义。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平等是自由之母，没有平等便没有自由。看看秦晓的那些主张，国企彻底私有化、彻底的市场经济，政府当守夜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必然是贫富两极分化，富人自由地剥削压迫穷人，穷人自由地接受契约接受剥削，而政府却无所作为——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封建社会的政权还有很多扶弱抑强、减少两极分化的功能。秦晓之所以主张“政府不应该控制国有企业的巨大资产”，其理由是秦晓认为政府和共产党根本不可能代表人民。事实上，如果政府和共产党都不可能代表人民，那么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可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由主义理念认为，根本不存在集体利益、集体主义，甚至根本不存在人民、阶级等概念，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个个体，存在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主义。因此，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所主导的社会中，广大劳动者必然是一盘散沙。于是，秦晓等资本权贵们的金权统治，便可以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了。
这就是为什么恶行累累的秦晓们会选择自由主义作为其牌坊以掩饰其丑陋面目。只有自由主义才符合秦晓们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才符合秦晓们的阶级利益。秦晓们选择自由主义而放弃特色社会主义，证明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及当前的党章宪法，已经成为秦晓们进一步掠夺民众的障碍。
2010年，秦晓成为自由派的先锋，同时也将自由派那古老而破旧的道德面纱彻底褪去。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切贪官污吏、吸血资本家、流氓知识分子的牌坊。
恐怖的是，在当今中国，这种丑陋的牌坊很可能变成庙堂。也许这样一种恐怖的场景不久就会在中国实现。魏京生等民运集团已经高度兴奋起来，“重新聚在一起”，等待自由派的急先锋、大将秦晓吹出的冲锋号，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彻底取消当前党章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内核，那么秦晓们掠夺人民的巨额财富就彻底漂白了。唯一的疑问是，到那个时候，秦晓们有没有雅量让魏京生们分一杯羹?
三、秦晓为何让魏京生欢欣鼓舞兴奋不已?
魏京生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秦晓们，这个体制内出现的新派别-“中国新右翼”，能量实在是太大了。
1、2002年，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将招商局集团培育了14年的民族保险业“先驱”平安保险的股权14.43%以18.55亿人民币的价格低价出售。而当时汇丰却用约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买了平安10%的股份。秦晓贱卖的这部分股份在中国平安H股上市、A股上市后，价值已经迅速膨胀到几百亿。傻子都能看出此中的猫腻。秦晓将几百亿巨额国有资产贱卖给谁呢?是两家由自然人控制的两家投资公司——宝华投资和源信行投资。据郎咸平揭露，源信行与宝华投资的真正控制者是神秘富豪郑建源。2004年《21世纪经济报》根据来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对最终掌控者郑建源的披露是：
【30来岁，常住北京，在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创立了一家公司，一直从事IT方面的工作，曾经帮助平安保险以及一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从事IT项目的建设与咨询。】
2、2009年左右，中国平安高管马明哲6000多万年薪、招商银行高管马蔚华近900多万年薪引发公众质疑。事实上，中国平安的马明哲和招商银行的马蔚华都是招商局集团秦晓的部下、马仔。面对公众的质疑，秦晓力挺二位高管的巨额年薪。秦晓声称，“马蔚华的薪水是董事会的决定”，换句话说，就是由在招商局集团内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秦晓定的。
中国当前有几大问题：一是国有资产被贱卖给私人;二是国企官员高管独裁，并且拿巨额高薪，变相蛀空国企;三是民营资本即新生资产阶级得不到政府和民众的有效约束，猖狂无比，他们控制政府权力，残酷剥削工人;四是外资泛滥，影响中国经济安全。五是政府官员普遍被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洗脑，无比腐败。这几大要命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濒于崩溃的根源。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泛滥，都与秦晓及其主张密切相关。正如闲言所评论的，背景深厚的鲁能国资流失案会被纠正，而秦晓则纹丝不动;正如顾雏军所埋怨的，“他(秦晓)比我还露骨嚣张，但是他(由于有权力庇护)没事，我出了事。这就是中国法律。”所谓上行下效，上上下下都在看着秦晓，秦晓所起到的正是标志性作用。
3、不要小看秦晓们的能量，也不要低估秦晓们的手段。
2007年，《读书》主编汪晖突然遭到解职。正在此前后，秦晓运作的博源基金会正式成立。从此，《读书》杂志多次与博源基金会合作举办一系列宣扬刘晓波式自由主义的研讨会，对于研讨会，《读书》杂志内部知情者披露：
“博源基金联合《读书》杂志开会，除了贾宝兰和樊希安外竟然没有一个编辑知道会议内情，会议开完才做通告。我的天，一贯号称民主自由的《读书》杂志也有今天。”
而惜墨如金的《读书》杂志多次大规模刊登秦晓和他的博源基金会那些自由主义陈词滥调。
2010年，秦晓从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位置退位，为了通过“体制内改革”实现刘晓波的改革主张—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落实零*八宪章，秦晓开始专心致志地搞他的博源基金会。
而在这一年，汪晖被《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媒体以诬陷的方式攻击为一个文抄公。三联舒炜为汪晖辩护的文章《南方周末》拒绝刊登，《北京青年报》刊登舒炜文章的一部分后再也不敢刊登后半部分，因为他们担心得罪南方系。而李陀刘禾组织的国外著名学者的声援汪晖的签名信则没有一家主流媒体刊登。国内所有的主流媒体对支持汪晖的声音都是全面封杀。汪晖被逼无奈只得选择稍微公正的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虽然该媒体也是南方系立场，但至少没有曲解汪晖原意。最后，真相大白，真正称得上抄袭的是自由派代表人物朱学勤。对比汪晖与朱学勤的著作，明显可以看出的是，汪晖的问题至多称作不规范，而朱学勤则是彻彻底底的抄袭。然而，网友揭露朱学勤大量抄袭的文章主流媒体报道的却很少，这与汪晖形成鲜明对比，知道汪晖抄袭的普通民众人数远远高于知道朱学勤抄袭的民众。最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鉴定朱学勤没有抄袭，这一结论却被主流媒体大肆传播。(葛剑雄是朱学勤的好友，与朱学勤同属自由派阵营。葛剑雄因为侮辱中华民族曾登上网民推选出的中国汉奸榜。而葛剑雄、徐友渔、朱学勤等自由派文人曾一起策划在南方系媒体传播海外民运编造的给毛泽东泼污水的谣言，葛剑雄、徐友渔还亲自就稿费问题撰写文章攻击毛泽东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让葛剑雄审查朱学勤，等于让朱学勤审查朱学勤，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是丑陋的自由派头面人物。
另外，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是秦晓博源基金会的骨干，学术委员会成员。秦晓也对金观涛十分欣赏。博源基金会还资助金观涛、严博非等人发起成立了归来书院。金观涛、严博非等人都是是倒汪骨干，而参加归来书院学术活动的知识分子们也大多是倒汪的积极分子。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简单迹象我们可以分析出，对汪晖的迫害，显然是自由派发动的一场有预谋的有组织化的行为。而秦晓的博源基金会，则是将自由派权贵、资本家、知识分子，将国内汉奸和国外垄断资本组织起来的重要机构。
汪晖得罪自由派，大概是因为当《读书》主编时，为了追求真相而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高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序言》，此文从一个个例出发公正评价毛时代农村的经济成就，一篇是王绍光的《中情局与文化冷战》，揭露美帝通过各种巧妙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给对立国家知识分子和民众洗脑的真相。这些文章自然让自由派十分头痛、害怕——既然辩论不过新左派，那么只好用权力进行镇压。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秦晓学术斗争(其实是政治斗争)的手腕，哪怕是对汪晖这样的温和新左派，一个纯正的醉心于学术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和众多自由派交情不浅的知识分子，仍然是精心策划，调动大量的权力，垄断控制主流媒体，剥夺左派知识分子手中有价值的资源(如《读书》杂志)，通过在主流媒体上广泛造谣、传谣的方式对其丑化，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围剿、迫害。
从汪晖事件可以看出，自由派，从体制内高层到体制外民间，从权力到资本到知识分子，从国外垄断资本到国内汉奸买办，都已经全面的组织起来了。秦晓及其博源基金会，就是这种组织化的标志。他们正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行动，他们正逐渐接近他们的目的地。而左派们，还是一盘散沙。尤其是体制内的左派们，不敢像右派那样冒险，不敢孤注一掷，所以基本上无法发挥作用。而体制内的右派们早就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高度活跃，这是右派猖獗的重要原因。
对此，魏京生怎能不欢欣鼓舞兴奋不已?魏京生们的春秋大梦会美梦成真吗?
四、中国的三大政治派别及其关系
最后，想给那些试图与自由派搞左右联合的幼稚极左派们几句警告。你们梦想自由派上台后会搞民主自由的大选，进而左派会获得比当前更大的空间。从汪晖事件来看，那是痴心妄想，自由派们上台，对你们只有迫害、镇压。把真正对手镇压干净后，才会给民众所谓的“自由”，苏联解体后是这样，东欧剧变后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去了解下卓别林和爱因斯坦是如何遭受美国自由主义卫士(联邦调查局)长达几十年的迫害的吧。
幼稚极左派醉心于批判“修正主义”、“特色社会主义”，将主张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当做主要敌人。其实喊特色社会主义口号的，是分左中右不同色彩的。高举“特色”旗帜的，既有坚持马列毛社会主义的左派(如刘国光等)，也有中间派和右派(其右派大多是政治色彩不清晰的官僚分子)。秦晓和博源基金会出现，标志着体制内那些最反动、最强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已经彻底抛弃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扛起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大旗。特色派，已经不是左派的主要敌人，而是左派的联合对象。正是由于特色派的存在，党章宪法中才有马列毛、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人民民主等社会主义信条，左派当前的存在才有相当的合法性。从汪晖遭遇我们可以预知，一旦自由派上台，必然大搞“杀左族毛”，毛泽东将被自由派通过立法手段定性为希特勒，马列毛左派社会主义因为要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必然变成彻底的地下秘密状态。在美国，不要说毛派的遭遇，也不要说同情社会主义的卓别林的遭遇，去看看美国公开反孟山都反转基因的科学家有没有饭吃吧。
特色派要么向左滑向马列毛社会主义，要么向右滑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眼下，有没有即主张资本主义、彻底亲美反毛，同时又坚定地坚持特色旗帜的?几乎没有。一般在政治高层，表面上都不得不举特色旗帜，但那些醉心资本主义的实际上通过自己的言行已经选择了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而内心真正高举特色旗帜的，实际上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美国对我们的西化、分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自主创新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更何况特色派中许多人虽然高举特色旗帜，但同时又是倾向于毛泽东思想的。总而言之，特色派中的左派和中间派是马列毛左派需要联合和团结的力量。中国的未来，也取决于左派的抉择。
附文1：【10.1.12 法国国际广播:】中国新右翼——体制内的"普世派"
原文：http://bbs.anti-cnn.com/viewthread.php?tid=217212&extra=&page=1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发表日期 12/01/2010 更新日期 12/01/2010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1/article_18741.asp
新年伊始纽约民运人士举行新年联欢。近年来很少现身此类活动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从华盛顿开车数小时赶来与会。他兴致勃勃地发表了即席演讲，告诉大家一则新闻，去年在中共体制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叫“中国新右翼”， “他们的纲领是中国必须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知道共产党那一套玩不下去了。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也已经知道，这个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魏京生告诉民运人士，“机会快要来了。”“我们应该加把劲。在纽约我们重新聚在一起，重新把气氛搞起来。”
消息可能出自《多维月刊》去年8月的一篇报道。报道说，2009年7月1日下午，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与博源基金会在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主办了题为《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的研讨会。与会200多位嘉宾大部分为商人，发表主旨演说的是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会主席秦晓。他对会议主题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变革的方向就是个人权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体等。
报道说，中国新右翼正积极寻求思想共识，正有力兴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报道指出，他们主要是中国商人的公共组织，如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等。
巧的是，新年元月7日，我们有机会在纽约听到秦晓的发言。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大经济研究所在纽约证券交所举行“2010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与林毅夫同台演讲。全部用英文发言的研讨会在国营中文媒体的视野里最后只剩了林毅夫关于美中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的热门话题的标准简单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则是秦晓发言。
他挑战官方的“中国模式”，说，“有人认为经济危机过去20年，显示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有个真正的中国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改革只有一种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产。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产品的提供。”
他调侃中国特色——“我们总是在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中国的颜色。我认为那一定存在着某种基本色，如果没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特色’?如果没有基本色，中国特色又有什么意义?”
秦晓挑明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并推崇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他说：“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中国政府将其合法性依附于经济表现，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经济表现好就没有动力进行改革;那改革出现麻烦呢?所以我们应该将合法性依附在现代体系之上，我们需要承认普世价值。它从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开始，对此也许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国因素，如‘和谐’，或亚洲文化，但一般来说来，理性、自由、个人权利是一些基本价值。在中国有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观的辩论，我同意存在这种普世价值，但可以有不同特点。”
秦晓是北京老三届高中毕业生，50岁时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从2001年开始任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至今。本身是国企老总的他却认为国企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他说：“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秦晓指出，政府不应该控制国有企业的巨大资产，而是应该将其转移到社会网络，如退休基金，或投入股市管理。政府的功能应简化到集中提供公共产品。
有与会者问他，他的改革主张同最近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的异议人士刘晓波有什么不一样时，他解释道：“我是体制内的，主张在体制内改革。”
秦晓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曾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一定要有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来作支撑。” 他认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不只适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义。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他在1978年就提出了中国要有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30多年后，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的原点。
附文2：中国新右翼正在兴起
：艾理
原载：chinesenewsnet.com
http://www.chinazhiqing.org/bbs/dispbbs.asp?boardid=53&Id=24964
最近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讨论会减少了，商界的学术讨论会增加了，中国商人的公共组织如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等都组织各式与商业无关的学术讨论会。分析这些组织关於国家命运及中国未来的讨论，会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新右翼正在兴起
艾理
2009年7月1日下午，中共建党节，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会厅，二百多人济济一堂，多数为商人，少数学者，他们聚在一起聆听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的讲座并展开讨论。会议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组织的。商人聚会不讨论生意，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
商界的学术讨论会多了
秦晓从分析“现代化”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开始，认为“现代性是指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这_?悼D要包括个人权利、自由和理性，及相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性主要指它的价值层面，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包括价值层面和为了保障这些价值的制度层面。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相关，但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近百年来的中国和未来中国，在前后跨越的三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命题，即现代性转型。”秦晓强调，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性。这些充满学术气息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已经拥有3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中国，要进入价值和制度变革的准备时期了，变革的方向就是个人权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体等等。
最近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讨论会减少了，商界的学术讨论会增加了，中国商人的公共组织如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等都组织各式与商业无关的学术讨论会。上这些组织的网站，研究分析这些组织关於国家命运及中国未来的讨论，会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新右翼正积极寻求思想共识，中国新右翼正在有力兴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中国改革以来30多年，在政治思想上大体有三种派别，一是官方实际奉行的新权威主义，以开明集权来推进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政治上保守，经济上开明。二是自由派，又被称为右派，追求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转型，力量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法学、媒体领域，已演化为中国学术和舆论事实上的主流。三是新左派，新左派与迷恋马列毛的老左派有内在渊源，但话语表达另有新意，追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强权政府、国有经济。在思想理论上，政府摇摆在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政府的重要文件，常常是自由派、新左派话语的杂揉。
新右翼如何定位?
7月1日，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2005委员会与博源基金会主办“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内部研讨会”，20多位知名学者，60多位理事等近200位嘉宾与会。(资料图片)
国内学界常常把新老左派都称为政权派，因为它们在骨子_?ㄛO站在政权角度讲话，而政府内部则习惯把自由派视为反对派。自由派之所以被视为反对派，也并非空穴来风，××学潮、08宪章签名都与自由派关系密切。一旦发生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一般来说自由派会站在民众一边，而新老左派都会回到政府身边。有新权威主义、自由派与新左派这些参照系，我们可以为新右翼做一个定位。
我们先将新右翼与新老左派做一个比较。新右翼重视个人权利、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国家，在这一点上，新右翼国家目标与新老左派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新右翼极端重视秩序维护，认为制度变革应当是渐进的平稳的，不允许社会动乱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正如秦晓所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是不行的”。而且，在对外关系上，新右翼会十分重视国家利益的维护(转载者注：此文的很多解读都是别有用心的。新右派只是不敢像自由派那样明目张胆地无理性卖国罢了。新右派其实是体制内最卖国的势力，民间自由派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实施卖国的正是秦晓、马明哲等新右派，看看博源基金会就清楚了。秦晓已经公开批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称不应把爱国主义放的太高。)。新右翼与新老左派虽然价值和制度目标不同，在维持秩序稳定及对外争取国家利益这点上也有共通之处。
将新右翼与自由派(或右派)相比，我们会发现新右翼与自由派在国家改革目标上是共通的，它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中国。但是，两者又有很大差别，总体来说，自由派会将共产党视为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中国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而新右翼则致力上下互动，推着共产党一起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之路。自由派在价值上认同西方从而亲西方，新右翼虽然在价值上认同西方但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利益竞争而非抽象的价值认同上面。自由派的基础主要是学者、记者、编辑等知识分子，而新右翼的基础主要是有想法的工商业者。可以说，自由派(右派)与新右翼是同一目标下的不同策略群体。
对自由派来说，新右翼是右派的一部分，它们的根本价值与制度取向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激进与渐进、革命与改革、斗争与合作的差别，在未来几年之内，自由派与新右翼不会成为敌人。对政府来说，新右翼对现政权没有任何厌恶与敌意，他们更像政权体系内出来的开明派，对政权还有亲缘情感关系，由於他们进入了市场和世界，他们不愿意这个政权龟缩在龟壳_妫它满A他们不愿意共产党被社会发展所抛弃而引来动荡和破坏。对新老左派来说，自由派是共产党外来的敌人，新右翼不会容忍社会动乱，更不会允许社会对共产党人采取报复手段。如果让新老左派来选择，他们情愿选择新右翼而不会选择自由派。
改革之初的“新权威主义”随着“××学潮”的镇压失去了道德感召力，马列毛老左派已因毛的实践而失去了对现实的真实影响力，新左派则由於内部分歧过大尚未形成共识处在混乱之中，自由派则因08宪章而引起政府紧张而处於被控制和压缩状态，唯有新右翼最有可能与政府、自由派、新左派达成妥协与共识，而且与自由派与新左派不同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不同的是，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人士组成，他们受过工商洗礼，掌握着大量财富，新右翼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成长为中国政治思想新主流，领导中国政治的未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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