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黑六论”之二的“唯GDP论”
卫东民
“GDP的增长特别快”，是资改派[包括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的补课派和主张照搬西方国家制度的西化派]的最大王牌。打碎它并肃清流毒，必要性特别大，难度也特别大。我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务求必胜。
最大王牌六个方面的真相
只要撕下画皮、使之露出真相，这个王牌便不仅必须打碎，而且能够打碎。其真相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它是一种否定前人、抬高自己的虚假发展。
首先，把新中国的前30年说成“停滞时期”，是个最大的“冤假错案”。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这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两弹一星核潜艇”、南京长江大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等就是这样。1962至1980年期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达4.3％，大大高于1981至2001年的1.8％。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人间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一面天天大讲实事求是，一面睁着眼睛说瞎话，把全国人民群众都说成“大锅饭”养出的“懒汉”，而且一讲就是30多年，哪个“冤假错案”能比它大？
其次，否定前30年经济建设对后30年的基础性作用，是缺少“道德血液”的表现。例如，后30年农业的发展，就和前30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仅人民公社时期就建起了七万多座大小水库以及相应的灌溉渠网络，使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年均1700万亩(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7.33亿亩；进口和建成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杂交稻试种成功和推广[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不吃窝窝头而吃大米、饅头]；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算作改革成果]大办起来；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等等，有很大的关系。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语言全盘否定前30年的经济建设，“道德血液”有多少？
再次，把GDP随意抬高，是在制造泡沫繁荣。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境内[包括外资] 一定时期在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前30年是只统计工农业总产值的，有些产业是那时没有或基本不计算在内的。例如，变相的色情业那时便没有，现在算作第三产业，每年便会使GDP增加6000多亿元。房地产业去年的产值是2.96万亿多元，而那时是福利房，产值即使算也是算得很低的，等等。再说，现在的GDP都存在着大量的虚假成分，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省里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还有，前30年的产值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而今天的GDP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产品和利润都归人家所有。
改革前的1978年，货币供应量为859.45亿元，当年的GDP为3645.2亿元，1元货币创造的GDP达到4.24元。2009年1元货币创造的GDP只有0.55元。这说明改革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水分而且效益好。前几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左右，而1978年是1132亿元。以物价30多年来上涨10倍计算，1132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多亿元，增长不到一倍，这说明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水分大而且相当低。
假冒伪劣商品的充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就拿豆腐渣工程来说，人所共知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际上的60％。至于多处在建桥梁、楼房的垮塌，更是古今中外的奇闻。香港《南华早报》2011年3月21日的社论指出：“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产品安全丑闻，从毒奶粉到致癌食用油，再到假酒假鸡蛋等，不胜枚举。最近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不信任内地的食品和商品。”
经济建设上的长期浮夸，自然会对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诚信危机”的发生所表明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群众与干部之间信任度之低，更令人震惊。
[二]它是一种浪费巨大的发展。
论人均资源，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贫乏国家，可是所造成的能源浪费则是日本的9倍。相反，中国的行政成本却“高居世界第一”。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当时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三项加起来占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之低，世界罕见。例如，八十年代对电视机的投资，基本上是每个省市区一家生产厂，有的甚至更多，它们的大多数品牌恐怕现在的人都非常陌生了，可见这些投资几乎都已无影无踪。
“形象工程”多得惊人。《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23日对1600多位网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有多达97.5％的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城市里存在“形象工程”。
乱办开发区造成巨大损失。据囯土资源部统计，截止2004年底，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866个，为世界之最。70％以上空置多年不得不砍掉，浪费了不少宝贵资源。
不良贷款吞噬大量资金。到2000年底，按国际通行的五类法口径，不良资产达3.5万亿元。已经剥离了1.4万亿元，不到5年又生出了3.5万亿元，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我国住房大量空置，现已达到6540万套,可住2亿人，以每套百万元计算,它们至少创造了65万亿的GDP。由于住房价格上涨速度远远超过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表明大量住房成了无人使用的废物。
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则导致很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以应有的程度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例如改善民生。
[三]它是一种有明显病态的发展。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大声疾呼：“资源的衰减、退化、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严重障碍”；“家园毁了，健康没了，发展何益？” [《参考消息》，2011年3月2日] 世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中小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GDP的9％以上。如果扣除这些，GDP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人民群众身上。新浪网《调查显示九成公众不满意10年来医疗体制变化》一文提供了如下数据：“卫生部2003年组织开展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群众有病时，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绩效排序中，中国被排到了第144位。而在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排序中，更是被排到了倒数第4位。用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联合国的报告去年在169个国家中把中国排名第89位，这显然和GDP的排名第2位太不相称。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在2007年两会期间说，由于个人年收入不到2万元的人在工薪阶层中占80%，北京市达到平均工资的也只有39.3%，要想买套房子，那些能拿到平均工资的人不吃不喝也得近50年。至于那些拿不到平均工资的60.7%的人，更是只能望房兴叹。所以在两极分化下，穷人受的损害更为惨重。央视每年进行“经济生活大调查”，有个题目是对目前生活的感觉：很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断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2010年达到38%。 调查显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和住房不满意。
“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多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减免农业税实际上不过减少200多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每年补贴外国消费者成千成万亿元根本无法相比。现在大部分农民都进城打工，但却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 。
分配不公、下岗失业、治安恶化等等，使众多平民百姓的日子充满血泪。1988至2007年，人群中在收入上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之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主人公论坛网，2010年3月9日]。上海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刘胜军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升至0.49，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的0.24至0.36。低人均收入和高基尼系数的组合是危险的，这可能引发社会暴动。” [《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广大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是现在的3倍以上。“在国退民进当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网，2005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中国社科院《兰皮书》所载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劳动者报酬2006年降至40.6％，而资本利润率则升至30.6％。这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 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未就业大学生就更困难了。在治安恶化中，受欺压、伤害最大的更是弱势群体。更不用说两千多万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
黑市经济非常猖獗。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市场经济”既不是凯恩斯的两只手市场经济，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市场经济，而是连起码的市场规则也不讲的黑市经济。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至10倍的暴利，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权钱交易的黑市经济。在黑市理论的指导下，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大发横财。
[四] 它是一种严重畸型的发展。
在“唯GDP论”指导下的发展，是为了把经济指标搞上去而不惜以削弱甚至改变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性质为代价的发展，因此它必然造成社会的严重畸型。
这种畸型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治安队伍[包括警察、保安、武警等]不断大幅扩张，人数已达军人的两倍以上，维稳费也远远超过军费[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但冶安却不断恶化上。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1979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中国的危机》第5页]。群体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万左右。并且在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毛左”[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其他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上访人员、拆迁户，当作了专政的主要对象，进行残酷打击。更严重的问题是，使党的政治路线发生扭曲甚至质变。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把社会主义改革演变成“补课式改革”即资本主义“改革”的根本标志；外资“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3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网，2008年3月28日]，则是把经济主权国家改变成经济附庸即新型殖民地的标志。
文化建设被削弱甚至被改变性质，突出表现在《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河殤》这种宣传全盘西化的东西都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汉奸卖国贼包括李鸿章、汪精卫等，几乎没有一个不被翻案的；我们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丑化和否定的。主张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说成思想解放，反对私有化被说成反对改革，充分说明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何种程度；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人性大爱”时时讲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充分说明职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等的滑坡有多么严重。归结到一点，是用修正主义、卖国主义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党魂；用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换掉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民魂。这是一种內伤，它严重毒害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每每想到这一点，都令人痛彻心肺，怒火万丈。
党的建设被削弱甚至改变性质，突出表现在导致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公开宣扬要按照普世价值即西方国家民主、自由观所主张的多党制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在党内的长期存在；批驳《炎黄春秋》及南方报系疯狂反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文章无法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等等方面。
军队建设被削弱和干扰破坏，突出表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大量国防和科技项目被陆续下马，以及在国防科技部门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极大地影响了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至于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的全民经商狂潮中军队也被卷进去所遭受的损害，更是大得难以估量。
[五]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
多种矿产资源将在近期耗尽。据有关资料，由于不掌握定价权，我国的稀土出口曾经便宜到每公斤价格仅18元，而国际市场价格竟是1000美元。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却在过去几十年里承担了供应世界大部分稀土的角色，结果付出了破坏自身天然环境与消耗自身资源的代价。专家预测，按现有的生产速度，我国的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到20年。我们每年消耗煤炭30亿吨以上，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0%，这使煤炭资源快速减少，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有些地方已经将水打到1000米以下，再加上陆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13亿人的可饮用水已岌岌可危。
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去年一位海军将领说：“不能把国家的领土领海越守越少”[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2月8日]。不少同志深深忧虑这类问题：我们国家在近30多年以来，国土海域是大了还是小了？13亿中华民族子孙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多大的挤压？钓鱼岛多少海域说有实无，实际操控在谁的手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最近指出，一些城市以追求GDP为核心，急功近利、强行拆迁，造成城市人居环境恶化，它们最终会面临困境。
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据北方交通大学在2009年12月发布的外资控制报告，近10年来，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处在近70%的水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 一些专家认为，“前些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基本上已经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范左翼，《聚焦十七大》，第47页〉。原飞机局局长胡溪涛曾说过：“如果‘运十’没有被迫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 [《参考消息》2006年4月1日]忽视自主创新，使我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或者说，由于生产能力主要为西方免费服务，将国内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加工成产品送往西方，结果生产能力越大，财富流失得越多越快，与财富积累背道而驰。
[六]它是一种充满血腥味的发展。
我国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大量财富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些吸血鬼剥削了去。这主要有四个途径：
一是通过投资办企业进行剥削。这类企业已达70多万家，正在吮吸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根据国家统计公报，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8千8百多亿美元。国家工商总局的通报说，外资在中国的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他们剥削去了1万3千多亿美元[约合9万多亿人民币]的我国劳动人民血汗钱，即全国平均每个人被剥削去约7千元。
二是通过贱买中国商品和使中国购买美国债券进行剥削。29年间（1980－2008），中国总共拿价值32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只换来7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由于这些债券实际上已无法收回，所以等于我们被剥夺去了25万亿美元[约合160多万亿人民币]，即全国平均每个人被剥削去12万多元。贱卖国有资产损失也很大，张宏良教授说，仅十多家银行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多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三是通过使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巨额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就达228亿元）的方式，把财富转移到西方国家。
四是通过操控中国官员、吸引富豪投资换绿卡等手段巧取豪夺。据统计，中国商业领域受贿金额65%来自外企，这使不少官员积极为其效劳。例如通过监管部门的部分负责人为外资公司圈钱计划摇旗呐喊，便使四千多万股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再如，“国务院下属的央行外管局，竟然邀请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寄生虫，出任2.3万亿美元的国家首席投资官，即让美国人管理属于中国人民的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马门列夫，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3月19日]。美国国内安全部统计报告显示，2008会计年度中国有8万零271人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此外，还有4000多贪官出逃海外，人均携赃款1亿多元。
这样，中美两国30多年来在经济关系上就逐步形成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中国财政补贴既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又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自然会使美国的物价大幅降低。2005年《富比士》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被列为第二位。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就包含64元的税收，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近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人民币20万亿元左右，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劳务派遣工遭受双重压榨，被剥削的血汗钱自然更多。一方面，由于没有与员工直接签订合同，许多用人单位都借此规避《劳动合同法》，随意克扣劳务派遣工正常工资与福利待遇，甚至随时“裁员”和“甩包袱”；另一方面，劳务派遣工对企业的贡献被完全抹杀。全国总工会曾揭底6000万劳务派遣工遭受双重压榨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也是世界之最。
安全事故给工人造成的大量死伤，触目惊心。在珠江三角洲，工人因公断手断肢者，多得令人简直不敢相信。我国原煤产量是世界产量的35％，却占了世界煤矿工人死亡人数的80％。全世界每年重大矿难（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90％都发生在中国，可见，中外的黑心老板都是吸血鬼，为了榨取更多血汗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
[七] 它是带有极大危险性的发展。
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上。
它在经济领域，不仅表现在现在已达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债券，起着支援帝国主义增强实力、欺负别国[当然包括派航母到黄海进行军事演习]，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作用；现在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3个，而且由于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进一步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和运用金融手段掠夺中国财富敞开大门。由于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几乎都集中到了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实际上是由银行决定的，因而使金融战取代现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自然特别危险。“美国向中国大量出口大豆，并通过控制大豆产量，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先拉高大豆价格后狂抛。所以说，国内消费的食用油价格，大部分是由华尔街控制的。我们的猪肉和蔬菜价格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郎咸平，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3月2日]中国经济被控制到这种程度，可见殖民地化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它在政治领域，表现在极力促进西化式政治体制改革上。西化卖国集团的首脑在连续多次大讲要进行西化式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最近更加嚣张地发誓要通过推进这种政改来“改革制度”。为此，他们正千方百计策动“颜色革命”，核心口号就是“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 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政治路线，决定他们必然大力培养和重用崇洋媚外者和西化派。“海归”[主要是从西方国家留学回国者]中有不少好的，但有些人确实已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却也被重用。中国的地厅级干部，几乎都被西方国家轮训过。在省部级以上干部中有相当多以老子官僚、儿子老板、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从1995到2005年，我们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云南信息报，2010年3月11日）。
它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在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几乎所有网络集团公司，都被西方国家控制。最近《中华论坛》上有个现代汉奸排行榜，列举了部分汉奸及其言论。其中有，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的马立诚，他说：“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改革的目标是欧美模式”；“两极分化跟学习美国的私有化市场化没有关系”。外经部原副部长龙永图：“中国不必搞民族产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茅于轼：“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要“警惕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些人多年来一直作为改革明星红得发紫。张宏良教授说：“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先生曾因为提议设立《反汉奸言论法》，当即被媒体舆论骂了个狗血喷头，……如果一个人仗义执言做好事，会有亲朋好友提醒他注意安全；可是如果一个人当汉奸，绝不会有任何人提醒他注意安全。因为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保护汉奸的舆论环境和法律环境。正是对汉奸在舆论上和法律上的严加保护，最终形成了今天庞大的带路党[指给洋鬼子带路干坏事的走狗]。”[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4月2日]现在，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被收买，成为买办文人。这包括境外利益集团聘请的咨询师；西方国家以多种研究会、基金会的名义，通过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收买的一批人；以多给广告费等形式拉拢的一批新闻媒体及有关人员，等等。
这些，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搞乱、搞垮中国，使之进一步变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创造了条件。在“颜色革命”中更是如此，目前它的规模虽然不算大，但如果采取突然公布据说掌握着5000高级干部的贪污腐化证据等等手段，情况便会突变。看不到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对此认识不足，就可能成为给人民带来大灾难的千古罪人。
三十多年来我党我国的最大教训
大多数学者甚至连不少西方国家人士都看出了GDP的弊端。例如，加拿大学者科布、哈希蒂等得出结论：“国内生产总值只不过是对市场活动和货币换手率的总体评估。至于是否可取，或成本收益如何，它并不加以区别。除此之外，它只考虑到经济学家选择承认的部分现实，就是涉及货币交易的那部分现实。家庭和自愿者部门所扮演的重要经济职能则完全忽略不计。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不仅掩盖了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这两者正是经济和人类的最终依托]，更糟糕的是，它实际上将这种经济衰退描述为经济增长。”[网， 2011年4月1日]
但是资改派出于复辟倒退的需要，仍顽固地以“唯生产力论”为基础逐步搞起了“唯GDP论”，树立起“最大王牌”。主要过程和举措是：
利用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取代新中国前30年所坚持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为推行“唯GDP论”创造条件，同时利用“最大王牌”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由于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处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地位；由于主要矛盾是国家社会性质的体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确保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由于丧失了政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然一天之内便会重新变成被剥削、压迫的牛马，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便统统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改变主要矛盾，对推行“唯GDP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利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放在了不仅服务而且从属于经济建设的地位，把“不问姓社姓资”即公开搞资本主义也可以不争论、放手干当成了反“左”的重要内容。正因为这样，时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才会在十五大召开之前以吹风的架式，公开大讲“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毛主席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目标和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也就是要“以社会主义为纲”。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因而在经济建设中“不问姓社姓资”即不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掌握政权，不问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会走到邪路上去。
利用把“三个有利于”[实质上归根结底只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姓社姓资”即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准，在客观上逐步造成了朝鲜、古巴由于相对贫穷便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快、生活富裕的国家社会主义因素才多的舆论环境。同时，逐步地把前30年说成空想的、假的社会主义，后30多年改革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随之，或明或暗地把新加坡、北欧国家、美国等等当作了学习样板，并使西化式政改的主张影响越来越大。可见，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就会得出错误结论。
那末，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标准呢？看来，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标准问题的那个著名论断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概念，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因为：
[一] 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成为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不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家据为已有”，而且提出了它“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 5 6页）。恩格斯说，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力，是“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 1 8页]。马恩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生产力应当成为“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2 3 1页）。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超越[《列宁选集》，第3卷5 0 1页]他还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概念 [《列宁全集》，第8卷479页]。 我们的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目的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 ，实质上也就是人民生产力。
[二]我们党历来强调，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生产力，实质上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以及劳动成果的总和，因此它本身就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我们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在于它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政治标准，也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我们所说的实践，最根本的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所以把人民生产力标准作为根本标准，有利于把这个标准和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政治标准结合、统一起来。
[三] 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有关系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则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导致亡党亡国，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利用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中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逐渐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了补课即搞资本主义合理合法的阶段。 事实上，古巴、朝鲜、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证明马克思关于这类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指资本主义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由国际国内条件所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即附庸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还是走不通。这样，便产生了全世界包括美国都承认的“中美国”即“中国已成为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7年7月3日]。当前，西化卖国集团极力推行西化式政改，则是为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变成美国的附庸，即实现美国人所倡导的“中美共治”。他们这样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把中国全面变成美国的新型殖民地，必然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
利用“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通过把反和平演变、反自由化、反私有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都归结为“软道理”，并逐步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发展、经济指标提升，结果使GDP增长实质上成为唯一的硬道理。薄熙来同志说：“民生不仅是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且其本身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在今年两会上会见记者时的谈话]。实践证明，民生是发展的硬道理这一观点，才真正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利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露骨地把GDP当作了衡量经济建设甚至社会发展实质上的唯一标准。唯其如此，把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最重要甚至唯一指标的现象才相当普遍；“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和“有奶便是娘，给钱便是爹”的说法才广泛流行；一切向钱看即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的现象才泛滥成灾。
从这个过程和大量事实中不难看出，大搞“唯GDP论”，实质上是通过把革命导师关于生产力的论断绝对化、教条化，通过制造表面的、虚假的、丑恶的经济繁荣，来复辟资本主义，并进而使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
综上所述，以“唯GDP论”为理论依据的最大王牌之所以欺骗性最大，主要是在于：它是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系列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路线之所以能推行30多年，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而且搞殖民地化，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相当数量的群众满足于“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馒头”而对政治采取冷淡态度；资改派则把这个王牌作为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毛左”的最有利武器。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最大悲剧。所以，30多年来我党我国的经验教训可以找出不少条，但最大的一条是是否重视批倒“唯GDP论”，打碎他们的最大王牌。
打碎这个王牌的最有力武器
“唯GDP论”的阶级本质，集中表现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极少数精英，依靠极少数精英，以极少数精英的利益为标准，为了这些人不惜复辟倒退、卖国求荣上。因此，为了绝大多数人，依靠绝大多数人，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之革命民本主义，必然成为批倒“唯GDP论”，打碎这个王牌的最有力武器。
这里所说的革命民本主义，指的是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了革命民本主义观。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自己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便把它叫做科学社会主义，今天为了把社会主义的民本主义和其他所谓的民本主义相区别，我们则把它叫做革命民本主义。之所以加上“革命”二字，在于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和方向的民本主义。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的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精神文明。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指的是打倒帝修反，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在苏联剧变中，8 2 %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却由于高级干部中7 6 %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导致了复辟倒退。这个血淋淋们的事实证明，高级干部属于最容易蜕化变修的群体之一，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由于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相一致，则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政党，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真正坚持革命民本主义，就必定能打碎资改派的最大王牌。
概括地说，实行革命民本主义，就是要坚持民生、民有、民主、民力、民族“五民主义”。
这里所说的民生，就是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提出和坚持以下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不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是歪道理，为极少数剥削者谋私利的发展是坏道理；民生是发展的硬道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这里所说的民有，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它是实行按劳分配、避免两极分化的基础和保证。而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按资分配，则是产生两极分化、腐败现象等等的根源。因此，真正防止两极分化、反对腐败变质，最根本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被私有制取代，当前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根据条件逐步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这里所说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抵制和反对否定大众民主的“精英民主”。在当前推进大众民主，重点应包括扩大人民管理国家[例如使本身是普通工农兵学商的人大代表，恢复到建国前30年在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占60％以上的比例，并确保多数代表不仅有直接选举而且有直接罢免国家领导人之权]的权力；在国家主流媒体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的权力；利用网络和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评和监督各级干部的权力，等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由于国内严重存在着旧习惯势力和国际上帝国主义仍占据不少优势地位等多种原因，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大，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不坚持继续革命，人民政权马上就会丢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否定这一点，轻视和抹煞尖锐的阶级斗争，正是修正主义者身在右中不知右的重要思想根源。实践已经证明并将会继续证明这种思想危害极大，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回头，可他们已撞得头破血流却仍顽固不化，所以必须彻底批判。
这里所说的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资改派之所以坚持精英民主而不搞大众民主，之所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质上认为剥削阶级的精英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阿斗式的群氓。把科技当作第一生产力而不讲人民群众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此有关。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生产力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最基本、最强大的生产力。明确这一点，才能把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真正统一起来。
这里所说的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说的革命民族主义。在当前坚持革命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打垮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即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资改派的突破口，粉碎“颜色革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并进而通过打倒修正主义来挽救党。“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口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针对西化卖国集团要在十八大之前进行“三年决战”而提出的。在打垮这个集团之后，我们斗争的主要矛头，就要指向修正主义。那时，我们将喊响“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救国为人民”的口号。
国际著名投资家罗杰斯2011年3月26日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的通胀问题或比所见更为严重，并且通胀形势还将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随着当前这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中国在1至3年内必将发生大规模的滞涨危机。就是说，GDP增长率将大幅降低，同时通货膨胀也更加严重。要治理通胀就要收紧流动性，加息、提高准备金率、控制贷款等，这无疑会进一步打击经济。如果要加快发展经济，就要放宽流动性，这样通胀压力又会增大。如此一来，“唯GDP论”这种经济鸦片就将由兴奋期进入致人死命期了。也就是说，正像当年的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的8万人损失了5万那样，滞涨危机这场大灾难也将使不少人警醒过来。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利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渗透已积蓄了相当大的力量；由于美国离开对中国这块新型殖民地的剥削已很难维持局面；由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西化卖国集团绝不会坐等被清算、打倒，因此他们必定会狗急跳墙，必定会继续搞并且更大规模地搞“颜色革命”，必定会使中国进入突发事件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多事之秋。这将进一步暴露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同样会使不少人警醒过来。近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武装干涉利比亚的内政，创出了一种新的侵略模式。这种“利比亚模式”，很可能最近就会用来收拾叙利亚、伊朗等国。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中心，伊朗是中国至关重要的战略伙伴，如果坐视帝国主义侵略伊朗，将进一步暴露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同样会使不少人警醒过来。近来吴邦国强调“五不”[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毛泽东思想；“重庆模式”继续在多方面向前推进，特别是使公有制的比重上升了18％，现在已接近占50％等迹象，同样引起不少人的思考。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同志痛下决心打垮西化卖国集团，进而结束修正主义的统治，挽救我们的党，挽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此一来，我们夺取胜利的把握自然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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