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沸沸扬扬之“普世价值”

论沸沸扬扬之“普世价值”

    

    近年以来，关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绝于耳。美国政府在其发表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明：“为了保持美国力量和影响的基础，我们正在海外促进普世价值。”中国的部分知识界和政界人士则认为，中国的发展面临种种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普世价值，因此遵循普世价值应定为中国改革的方向。但作为一个被反复讨论的概念，普世价值的具体含义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却很少有人清楚论述。

    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普世价值”，其所指到底为何？这种被理解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究竟是一种普遍存在，抑或仅仅是某些民族和国家将自己的价值体系泛化？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和普世价值有何种联系？怎样才能让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遍意义？议论沸沸扬扬，却很少有人给出清楚论述。

                            是普遍存在还是主观设定？

    如果仅就字面理解，普世价值应该被理解为普遍存在的价值。当今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处于各自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各民族、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念。但是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各民族、国家又不乏相通的共性。如果对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抽象，一定能得到一些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比如公平、正义、和平、人权、仁爱、忠恕、中庸等等。人类共享着某些普遍的价值观念，对此无人能否认其事。这些普遍的价值观念，在内容上必然包含不同地区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共性，涵盖欧美、东亚、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价值观念仅仅是对当今人类社会现存价值观念的抽象，本身并不具有永恒性和目的性。在理论上，每一时代的普遍价值都只反映当时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必然会不断进步和演变。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将买卖奴隶视为合乎道德的商业行为，而当今世界普遍将奴隶制视为罪恶。因此，普遍价值是某一时期人类社会价值共识的抽象，其核心在于普遍性而非永恒性。只要人类思维可从纷繁的事物中抽象出某些普遍概念，就应该承认当今世界的确存在普遍的价值。
    但是普遍的价值的存在，是否就等同于当今流行的普世价值的概念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分析一番许多人讨论普世价值的语境，就会发现普世价值显然并不是指已经普遍存在的价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在海外促进普世价值，这说明美国政府认为普世价值在这些地区还是空白，因此需要美国政府进一步促进和推广。中国知识界和政界一些人士批评本国的发展模式不符合普世价值，这也说明其认定普世价值在中国社会中尚不存在。在这些语境中，普世价值显然不是指普遍的实然存在，而是指尚未普遍实现的应然价值观念。既然普世价值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价值，那为何不用“理想价值”、“进步价值”之类更贴切的概念，反而偏偏要冠以容易引起困惑的“普世”二字呢？这一问题，要追溯到西方的普世哲学传统。
    从古代的希腊哲学开始，事物的普遍性就被赋予神圣意义。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的数学概念，以及其他普遍性概念，常常被希腊哲学家视为现实世界的本原。柏拉图将这种普遍主义理论发挥到极致，他将从现实世界抽象出的概念定义为是比现实世界本身更为真实的理念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具体的现实世界不过是抽象的理念世界的摹本，前者是真实的、普遍的、高贵的；后者是虚假的、个别的、低贱的。从柏拉图开始，抽象的普遍性上升到十分神圣、完美的地位。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为这种神圣的普遍性哲学增加了目的论，他认为现实世界中所有个别的事物都内在地具有追求普遍性的目的，世界的发展就是一个从个别到普遍的，有目的的演进过程。这种将自具体事物中抽象出的概念予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目的化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基督教的上帝概念，实际上就是整合了此前希腊哲学中的普遍性、神圣性和目的性，成了绝对的真、善、美的抽象化身，成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基督教统治欧洲之后，教会也自视为绝对普遍性的化身。中世纪时期，东西方教会分裂，罗马教会为宣示自己的普世性遂以“公教”自称，“公教”的拉丁语Catholicus就是指普遍性，意指正如上帝的概念是世界的而非地区的，罗马教会的统治也是世界的而非地区的。
    从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普遍主义的哲学和神学观念一直主导着西方文化。尽管后来受到唯名论、经验论的理论批判，以及宗教改革的社会冲击，但由于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和一神教的巨大精神力量，普遍主义一直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世界五百年来的历史主要是西方文明在全球扩张的历史，普遍主义的哲学观念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扩张运动的理论基础。
    理解普遍主义哲学的含义及其渊源，也自然就理解今天谈论普世价值的一些语境。在许多语境中，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并不是指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而不过是西方对某些价值观念的普遍表述。美国政府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普世价值的内容是指现存于美国社会中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中国的部分知识界和政界人士也明确宣称普世价值就是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观念。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尽管在目前还仅是存在于一部分国家之中，但却具有普世性。所谓普世，并非是说其普遍存在，而是说其普遍适用于全人类，世界上的各民族和国家都只有遵循这种源自西方的价值观念，才有可能获得进步和发展。由此可见，普世价值的提出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理论飞跃。普世价值尽管其源头在西方，尽管只是现实地存在于一些特定国家之中，但是它代表着全人类应该具有的价值追求。之所以不用“理想价值”、“进步价值”、“现代价值”，是因为这些概念尽管美好，但却不具有“应然”的道德力量，而只有普世价值才能强力地表现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应然力量。“理想价值”只是说明了各民族和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而普世价值则指明了各民族和国家必须遵循的价值，后者要比前者有力得多。这是一个从柏拉图主义到基督教哲学一脉相承的深厚传统，它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潜意识之中。
    但是这样理解普世价值，就不免引起新的困惑。既然普世价值是人类尚未完全实现，但必须全力追求的目标，既然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和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那么这些源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又何以取得普世的资格呢？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价值观念是全人类都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那么其他文明中产生的价值观念为何就不属于普世价值呢？这种困惑显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基督教的上帝在基督徒眼中当然具有绝对普遍性，上帝不仅是基督徒的上帝，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上帝，不信上帝者只是尚未皈依基督教的迷途羔羊，但是非基督徒却未必相信这种说法。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武断地将缺乏普遍性基础的观念当做全人类的理想和行为规范是十分危险的。在过去一千年中，基督教就因为上帝概念的争议而引发多次战争浩劫。到了近代政治史上，这种滥用普遍性概念引发的历史悲剧也并不鲜见。

                     西方现代文明起源于对“普世价值”的挑战

    讽刺的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要求在世界各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但西方的进步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源于对普遍主义的否定和对个体主义的发扬。这一抛弃普遍主义、确立个体主义的过程，是通过哲学变革和宗教改革实现的。
    早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就提出过否定普遍性的相对主义。普罗塔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个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不过在理论上系统批判普遍主义，且对现代西方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以及后来的英国经验论。在唯名论看来，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将普遍性视为独立的存在，并且将普遍性神圣化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个别事物，所谓普遍性或共相仅仅是人们为便利而给个别事物赋予的“名称”。英国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和神圣化的所谓本质，根本就是虚幻的赘物，应当用剃刀无情地“剃除”。这种否定普遍性的真实存在，强调只有个别才是真实的哲学，对后来欧洲的近现代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思想传统经过英国经验论的进一步深化，最后奠定了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当今受人推崇的哈耶克和波普尔，在哲学上都是英国经验论的继承者。唯名论和经验论强调个别、否定普遍的个体主义哲学，对将普遍性神圣化的普遍主义哲学是致命一击，一旦在哲学上否定了普遍性存在的基础，普世价值和普世哲学就成了无本之木。如果只有个别而没有一般，只有特殊而没有普遍，普世价值的基础又在何处？有趣的是，在宣扬普世价值最为得力的英美社会，这种强调个别、否定普遍的哲学传统最为强大。
    如果说唯名论、经验论和宗教改革是用个体主义挑战西方传统的普遍主义，那么从新柏拉图主义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是试图在普遍主义内部容纳个体主义以解救自身的空虚困境。从柏拉图主义到基督教的实在论，都坚持普遍性的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基本原则。但是这种脱离个别事物的哲学，无法真正跟具体的现实世界沟通。这种普遍哲学越是发展，越是缺乏现实的支撑。晚期希腊哲学的代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就发现了普遍性脱离个别的困境。力图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统一起来一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工作。到了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以神秘主义的形式融入基督教哲学，试图用泛神论的方式来解决普遍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统一。但由于正统经院哲学的强大，泛神论在中世纪基本上处于一种异端的地位。17世纪以后，面临经验论日益严峻的挑战，普遍主义不得不以融入具体现实世界的方式自救。黑格尔是试图以承认个别性的方式来挽救普遍性的集大成者。从理论上说，黑格尔主义不过是一种精致化了的泛神论。黑格尔哲学的理论体系十分庞大，但其目的和道理却很简单，这就是让神圣化的普遍性获得个别事物的支撑，同时让个别事物获得普遍性和神圣性。黑格尔认为，普遍性十分重要，但其无法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而必须存在于每一具体事物之中；普遍价值也十分神圣，但其同样无法脱离人类社会的各种具体价值观念而独立存在。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每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虽然都不完满，但都以某种形式包含了普遍性。各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虽然不免有各自的缺陷，但都从某一侧面表现了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都体现出绝对精神的演进。这一观念以稍后马克思的哲学来叙述，就是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个别之中有一般，特殊之中有普遍。19世纪的德国哲学，正是以赋予每一个体神圣性的方式，挽救了普遍主义。
    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是对传统普遍主义的又一打击。在理论上，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对罗马世界主义的冲击，是个体主义对普遍主义的反抗。新教出自一神教内部的改革，并没有否定上帝的绝对普遍性和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但是在如何理解上帝和如何理解圣经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新教彰显出了近代兴起的个人主义。上帝是绝对普遍的，但是如何认识上帝却取决于每一个信徒对圣经的理解，“因信称义”因此成为新教的一个核心概念。这实际上是在一神教的范围内，将个人的自主判断扩展到最大限度，每一个信徒都有权利成为自己信仰的主体。与此同时，与新教的教义相适应，新教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坚决否定罗马教会的绝对普遍性。罗马教会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世界性和绝对权威性，新教却坚决不承认罗马教会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罗马教会自称普世公教，新教则自称是对抗罗马中心的“抗议宗”( Protestant)。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为各国的民族语文，将以罗马为中心的公教改造为各民族国家自主的新教，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欧洲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以新教的形式为近代民族国家和个人从罗马教会手中夺回了对上帝的解释权。因此，尽管欧洲的宗教改革未曾越出一神教的藩篱，但无论是其信仰方式或是教会组织，都体现出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向普世主义的激烈挑战。
    欧洲近代的哲学变革和宗教改革，摒弃了将普遍性绝对化和神圣化的传统观念。这一运动归根结蒂体现的是近代市民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蕴涵着西方世界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历史说明，脱离了个别的一般是虚幻的，抬高普遍性而贬低特殊性是盲目的，滥用普世价值来压制各民族、国家是危险的。如果对西方历史上的诸多专制统治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政权几乎全都热衷于宣扬某种普遍性至上的普世哲学。古希腊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火刑、君权神授的君主对臣民的专制，乃至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几乎都是在普世价值的旗帜下肆虐的。其间奥秘不难揭穿，只有强调一般高于个别，普遍高于特殊，那么各民族和国家自然都必须听命于世界霸权。正是为了摆脱绝对普遍性的桎梏，为了伸张新兴民族国家和个人的自主权利，近代西方才诞生了否定普遍性的唯名论和经验论，才兴起承认个体具有神圣普遍性的德国古典哲学，才触发挑战罗马普世教会的宗教改革。一部西方文明的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体主义反对普遍主义的历史，就是新兴民族主义成长壮大的历史。那些推崇西方文明，以普世价值贬低中国模式的观点，由于未曾触及西方文明的这一精髓，不免有流于皮相之感。

                        真正的普世价值必须立足于全人类

    既然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仅仅是某种主观的价值设定，而西方文明本身又是源自对普遍主义的批判，那么在讨论普世价值时，就要避免以讹传讹，必须对概念本身重新进行界定。为此，以下两方面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应该还原普世价值的本来意义，将普世价值界定为各民族、国家当前特殊价值的普遍抽象。普世价值不应是少数人将自己的特殊价值观念普遍化为一种普世的形态，相反真正的普世价值必须涵括各文明社会价值观念中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内容，其中自然包括中国的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仁爱”、“忠恕”等概念，实际上都具有普世的意义。只有这样，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才能做到名副其实，并且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若将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某些价值观念，简单地等同于普世价值，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只会损害普世价值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最终将其变成一种新的神学。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对普世价值的理解。普世价值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很难有统一的理解。人们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歧，并不在于争论是否存在某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概念，而在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当今很少会有人会直接否定自由、民主、公正和人权等概念，但不同民族和国家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却不完全一样。最近，美国学者鲁弗斯•费尔斯(Rufus Fears)专门就自由和普世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是具体而非抽象的。费尔斯将自由具体分为国家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但这三种自由并不相互涵盖。比如朝鲜拥有独立国家的自由，但是其内部却没有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古罗马帝国缺乏政治自由，但公民却拥有充分的个人自由；美国较好地将这三种自由合而为一，其道路也有很多国家在模仿。但是，费尔斯强调世界上依然有很多文明国家并没有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不同的自由对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特别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国家有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不得不牺牲政治自由和公民的个人自由。由于不同含义的自由有时很难兼容，费尔斯甚至反对把自由视为一种普世价值。
    费尔斯对自由的论述是否准确和全面另当别论，但他主张对普世价值中的概念进行具体分析却是非常中肯的。现实生活是具体的，普世价值中的所有概念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里常常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公正这个概念，在中国人和美国人那里就有很大的差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将医疗行业市场化是很不道德、很不公正的行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医疗制度尽可能减少医疗待遇的差别。但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试图加强政府对医疗体制的调节却被很多美国人认为不道德和不公正。中国人倾向于将公正理解为平等，而美国人倾向于将公正理解为市场的优胜劣汰。因为中美两国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现在很难判断究竟是中国人的平等观念还是美国人的自由精神更接近普世价值中的公正概念。因此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任何国家或政治集团都无资格充当普世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因信称义”是欧洲宗教改革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正如罗马不是上帝信仰的中心，美国也不应是普世价值的源泉。“华盛顿共识”也不能成为各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教条”。
    将普世价值真正建立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之上，尊重各民族和国家对普世价值观念的理解，这是我们讨论普世价值的前提。否则，普世价值就很可能堕落为制造专制主义的工具。将普世价值抽象化和神圣化，其初衷也许是良好的。柏拉图本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梦想在人间建立以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国；基督教的许多神学家们，也真诚地希望以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救赎世人；马克思更是真诚希望用共声主义的普世理论开创普天同乐的理想社会。但是当普遍脱离了个别，后人的普世理论脱离了现实实践的时候，理想国常常以覆灭悲剧告终。那些以普世价值代言人自居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须切记将普世哲学绝对化、神圣化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 
    （《环球视野》第361期，摘自2011年第3期《社会观察》）